译林 2007年第6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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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克西斯坐在这排的最里面，是离陪审团最近的一个座位。杰克慢慢靠近她，边走边跟其他旁听者说借过。看他走近，她拘谨地笑了一下，让杰克觉得事情不妙。她把自己的东西收拢，腾出地方来让他坐。两人握了握手他才坐下。　
　　“怎么样？”杰克侧过身，低声问她。　
　　“现在伦道夫做交叉询问，好多了。”　
　　“托尼·法萨诺提问的时候怎么样？”　
　　亚历克西斯飞快地看了一眼杰克，暴露了她内心很紧张。她的面部肌肉有点僵硬，眼睛也比平常睁得大，两手紧张地交握着，放在膝盖上。　
　　“情况不好吗？”杰克问。　
　　“很糟糕，”亚历克西斯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克雷格的证词和调查取证时一致，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他没有发火吧，伦道夫都给他排练过了。”　
　　“庭审开始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发火了，然后越来越厉害。托尼知道他的弱点，一个都没有放过。最糟糕的是克雷格说，为了照顾病人，医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托尼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他们，也没有资格质疑他们的专业素质。他还说托尼是个靠撺掇病人家属打官司发财的卑鄙小人。”　
　　“这可不好，”杰克说。“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这么说。”　
　　“还有更糟糕的呢，”亚历克西斯抬高声音说。　
　　“不好意思，”后排传来一个声音。有人拍拍杰克的肩膀。　
　　“我们听不见证词了，”旁听者抱怨道。　
　　“对不起，”杰克说。他转身问亚历克西斯，“要不我们到大厅里继续谈吧？”　
　　亚历克西斯点点头，显然是很想休息一下。　
　　他俩站起身，亚历克西斯把东西留在座位上，两人慢慢移动到中间过道上。杰克推开法庭沉重的大门，尽量不发出噪音。他俩在大厅里找了一张皮面长椅坐下来，不约而同地弓起背，胳膊肘放在膝盖上。　
　　“我就搞不明白，”亚历克西斯小声嘀咕着。“这么多人来旁听这个该死的官司，能听出什么名堂来。”　
　　“听过幸灾乐祸这个词吗？”杰克问。半小时前他还想到这个词，当初他听说克雷格官司缠身，就有点幸灾乐祸。　
　　“你倒说说看，”亚历克西斯回答。　
　　“是德语，表示以别人的困难或不幸为乐。”　
　　“我不记得这个德语词了，”亚历克西斯说。“但这个意思我很清楚。幸灾乐祸这么普遍，应该有个英文词才对。小报不就以这个为卖点吗？其实我知道这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看克雷格受罪。他们一直觉得医生是成功人士，高不可攀。我跟他们计较什么。”　
　　“你身体还好吧？”　
　　“除了有点头疼，其他都还好。”　
　　“孩子们怎么样？”　
　　“显然很好。她们觉得是在度假，既不用上课，又可以在奶奶家玩。到现在，没人打我的手机。我的号码她们三个都记得，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早该知道了。”　
　　“今天早晨我过得惊心动魄。”　
　　“是吗？尸检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都盼着发生奇迹呢。”　
　　杰克把今天早晨马萨诸塞州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遍。听着听着，亚历克西斯的嘴越张越大，显然是又吃惊又害怕。　
　　“那你没受伤吧，”最后杰克说到佛朗哥的车翻得头朝下，她关切地问。　
　　“我很好，不过我租的那辆车可惨了。佛朗哥肯定伤得不轻，现在可能在医院里躺着呢，说不定还被捕了。还记得昨晚到咱家来的那个波士顿警察吗？我把事情的经过都跟他说了。我想当局肯定不赞成在马萨诸塞州高速公路上随便开枪。”　
　　“天哪，”亚历克西斯同情地说。“没想到他们会对你下手，真对不起。我觉得我有责任。”　
　　“别这么说！这都是我自己招来的，跟你没关系。发生了这么多事，倒是更让我下定决心做这个该死的尸检了。”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杰克说了他和哈罗德·兰利、沃尔特·斯特拉瑟以及珀西·加拉德特打交道的经过。　
　　“天哪，”亚历克西斯说。“费了这么大周折，我希望尸检能有重大发现。”　
　　“我也希望。”　
　　“这下有可能要明天早晨才能坐飞机回纽约了。你能接受吗？”　
　　“不接受也得接受啊，”杰克耸了耸肩。他不想讨论这个棘手的私人问题。　
　　“新娘子劳丽也没意见？”　
　　“我还没有跟她商量呢，”杰克回答。　
　　“上帝啊！”亚历克西斯大吃一惊。“我可不想跟新嫂子一上来就把关系弄僵了。”　
　　“还是回到刚才的庭审吧，”杰克想换个话题。“刚才你说到克雷格的证词还有更糟的？”　
　　“他先是骂托尼是个撺掇病人家属打官司发财的卑鄙小人，然后又开始教训陪审团，说他们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像他救佩欣斯·斯坦霍普那样救过人，所以根本没有资格评判他的行为。”　
　　杰克大吃一惊，一只手拍着前额说，“伦道夫就看着他这么胡闹？”　
　　“伦道夫已经尽力了。他不停地提出反对，可无济于事。后来他又试图让法官宣布休庭，可法官问克雷格要不要休息，克雷格说不要，然后接着往下说。”　
　　杰克摇摇头。“克雷格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不过……”　
　　“不过什么？”亚历克西斯问。　
　　“克雷格说得有道理。从某种程度来说，他说出了所有医生的心声。我敢说，任何一个打过治疗失当官司的医生都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们比较有头脑，没有说出来罢了。”　
　　“哎，他确实不应该说出来。换了我是陪审员，本来是来履行公民义务的，遭到这种责难肯定气得够呛，也更愿意相信托尼对整个事件的解释。”　
　　“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吗？”　
　　“很多部分都很糟糕。托尼让克雷格承认，当晚出门诊时确实担心佩欣斯病情突变，这点跟莲娜的证词相符。另外他确实怀疑佩欣斯突发心脏病。他还让克雷格承认，从佩欣斯家开车去音乐厅比从纽顿纪念医院去要快。他很想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入场，可以向众人展示漂亮女友。更糟糕的是，他让克雷格承认在莲娜面前说过很多佩欣斯·斯坦霍普的坏话，包括说佩欣斯死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天哪，”杰克摇摇头说。“这可不好！”　
　　“确实不好。现在大家都认为克雷格是一个傲慢无情的医生，满脑子想得都是怎么才能按时带情人去音乐厅，根本不考虑病人的死活。伦道夫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杰克直起腰。“伦道夫交叉询问效果如何？”　
　　“最确切的说法是企图弥补损失。他试图在原告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为克雷格恢复名誉，从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到佩欣斯·斯坦霍普去世当晚的所有细节。你进来的时候，克雷格在说他到佩欣斯家看到的症状，和乔丹·斯坦霍普电话上告诉他的症状不符。伦道夫让克雷格告诉陪审团，他和乔丹通电话时并没有说佩欣斯·斯坦霍普突发心脏病，只说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了，这与乔丹证词中所说的不符。”　
　　“你觉得陪审团对克雷格的证词反应如何？交叉询问和直接询问时的反应有区别吗？”　
　　“他们比以往更加无动于衷，不过这有可能是我太悲观了。看过克雷格在直接询问时的表现，根本没法乐观。伦道夫前面的仗越来越不好打。今天早晨他告诉我，想让克雷格说说自己的经历，以便反击托尼对他的人身攻击。”　
　　“也好，”杰克说。尽管他对伦道夫的安排并没有多大热情，可对亚历克西斯的同情心依旧没变，觉得说句安慰她的话也好。两人回到法庭原座位上，杰克不禁暗想，如果原告胜诉，对亚历克西斯和克雷格的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16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克雷格起，杰克一直不看好这段婚姻。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是在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时候认识的。两人订婚的时候曾经到杰克家做客。杰克觉得克雷格非常自我，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除了医学没有别的生活内容。现在杰克有机会深入他们的生活，发现虽然目前局势非常严峻，但他俩有很强的互补性。亚历克西斯从小就有点情绪化，喜欢依赖别人，与自恋的克雷格刚好取长补短。在杰克看来，两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补。　
　　杰克在椅子上坐稳，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伦道夫笔直地站在讲台前，散发着一贯的贵族气质。克雷格坐在证人席上，身体微微前倾，肩膀有点塌。伦道夫的声音抑扬顿挫，口齿十分伶俐。相比之下，克雷格的声音显得有点平淡，像是吵过一架，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　
　　杰克感觉到亚历克西斯的手在他的胳膊肘和腰间摸索着，然后往前移动，抓住了他的手。他回握了一下，两人相视而笑，但笑容转瞬即逝。　
　　“博曼大夫，”伦道夫拉长声音说。“4岁时你得到一个玩具急诊箱，开始跟父母和哥哥玩打针游戏。从那时起，你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不过据我所知，你之所以会选定这个助人的职业，是因为童年的一次特殊经历。你能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法庭吗？”　
　　克雷格清清嗓子。“那时候我15岁，上十年级，是校足球队的经理。其实我很想加入球队，但是人家不要我。这让我父亲很失望，因为我哥哥是明星队员。所以我只好当球队经理，其实就是负责给队员们送水。比赛暂停的时候，我就拿上水桶、勺子和纸杯冲进球场送水。有一次轮到我们队踢主场，有个队员受伤了，教练请求暂停。我照例拿上水桶冲进球场。等我跑近一点，发现受伤的队员是我一个朋友。于是我放下水桶，扔下等水喝的队员们，径直冲到朋友身边。眼前的景象让我很难受。他的腿伤很严重，穿着钉鞋的脚歪在一边，疼得直打滚。他那么痛苦，我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决定，不光是想当医生，而是一定要当医生。”　
　　“这段经历真让人伤心，”伦道夫说。“但也确实很感人。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同情心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激励你走上了艰辛的从医之路。博曼大夫，对你来说，成为医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童年经历所激发的助人欲望必须足够强烈，才能促使你不断跨越障碍，走向成功。你的经历像荷拉修·阿尔杰的小说一样催人奋进。你愿意跟大家说说吗？”　
　　证人席上的克雷格明显挺直了腰。　
　　“反对，”托尼大喊着站起身。“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戴维森法官摘下老花镜。“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　
　　伦道夫和托尼顺从地走到法官席的右边集中。　
　　“听着！”戴维森法官用老花镜指着托尼说。“你的原告直接质询部分是围绕克雷格的人品展开的。当时宾厄姆先生一再反对，我还是让你进行下去，因为你说这点与本案关系密切。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要一视同仁。陪审团有权听博曼先生陈述他从医的动机和过程。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还有，被告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想听你一再提出反对。”　
　　“我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两人各自回到原位，即托尼回到原告席，伦道夫回到讲台前。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大声说，好让法庭记录员能听见。“请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　
　　“你还记得刚才的问题吗？”伦道夫问。　
　　“记得，”克雷格说。“可从何说起呢？”　
　　“从头开始吧，”伦道夫说。“据我所知，你父母并不赞成你学医。”　
　　“至少我父亲不赞成，我们家他说了算。他并不喜欢孩子，尤其不喜欢我。我哥小伦纳德是足球和曲棍球天才，而我不是。我父亲觉得我是个‘胆小鬼’，有几次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我母亲很怕他。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出我想当医生。父亲扬言只要他活着，我就休想。”　
　　“这是他的原话吗？”　
　　“一字不差！我父亲是个水管工，鄙视所有专业人士，觉得他们都是骗钱的。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变成这些人中的一员，更何况他自己高中都没有毕业。事实上，据我所知，我父母的亲戚中，连我哥哥在内，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我哥后来跟我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水管工。”　
　　“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你的学术兴趣并不赞成。”　
　　克雷格苦笑了一下。“小时候我不得不在衣橱里看书。有几次被父亲逮着我在看书，而不是在做家务事，他就追着我打。成绩单也要藏起来，不能给父亲看见，因为上面全是A，所以要让母亲偷偷给我签字。其他同学都是因为成绩太差才不敢给家长看成绩单。”　
　　“等你上了大学，情况是不是好一点？”　
　　“有些方面好一点，其他方面更差。他很讨厌我，对我的称呼从‘胆小鬼’变成‘傲气鬼’。他羞于跟朋友谈起我。最要命的是，我申请奖学金需要填家庭经济状况表。他不但拒绝填表，让我拿不到奖学金，而且一分钱都不资助我。”　
　　“那你的学费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靠贷款和奖学金，而且我什么零工都干过。就这样，我还保持了平均分4。0的好成绩。最初几年主要是在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侍者。临毕业那两年在实验室里打工。一放暑假，我就到医院里打工。我哥哥有时候也会接济我。不过他那时候已经成家了，自己也不宽裕。”　
　　“你对医学的向往和你助人的欲望是不是支撑你度过了这几年最艰苦的日子？”　
　　“当然。特别是暑假期间在医院打工的经历。我很崇拜那些医生和护士，特别是那些实习医生。我迫不及待地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等你上了医学院，情况是不是好一点？经济方面是更加困难了，还是有所缓和？”　
　　“困难多了。开销更大。而且跟大学相比，课程更紧了，基本上天天有课，任务很重。”　
　　“那你怎么办？”　
　　“我尽量借钱；不够的部分就靠在医学中心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