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6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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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检察官呢？”
“阁下，纽菲尔德女士被指控报假案，声称因为前一件案子而受到种族主义组织的骚扰，而前一件案子中的被告已经服罪。她目前正在费尔温诊所接受观察，我们不建议保释，请求延期举行预审，直到有了费尔温诊所的鉴定。”
“被告没有异议，阁下。”
“安德烈亚·纽菲尔德，你被责令等待预审，继续呆在费尔温诊所，直至能够就这些指控举行预审的时候。”
安德烈亚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两眼含满了泪水。她不明白，到头来，米勒为什么居然服了罪。
安德烈亚被带上警车，安排在后座上，电视摄像机把镜头聚焦在后车窗上。当汽车驶离大街时，安德烈亚看见他站在拐角，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他站在那里，冲她微笑。她朝前看看法院，又回过头来。他已经不在了。
跪者的尊严
［澳大利亚］蒂姆·温顿／著 韦建华 莫云春／译
蒂姆·温顿（Tim Winton），1960年生于澳大利亚西部珀思市。在珀思柯廷大学攻读写作课程期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露天泳者》（An Open Swimmer），21岁时即获澳大利亚弗戈杯文学奖 （1981年），之后从事全职写作，成为澳大利亚当代顶尖级青年作家。至2005年的25年间，先后发表了21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其中，有11部作品获得澳大利亚作家奖、美国图书协会最佳青年读物奖等24个文学奖项，作品畅销本国和欧美，有的小说还被改编为电影。他的作品文笔清新，结构与涉及范围宏伟复杂，句段之间跳跃性强，人物生动真实，对澳大利亚西海岸生活的描绘淋漓尽致，具有丰富完整的神学基础。阅读他的作品，不仅能使人联想到生活中的现实，还能唤起人们更多地去关注人性的情感，激起对生活的热望。
《跪者的尊严》（On Her Knees）选译自蒂姆·温顿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变向》（The Turning）。该书于2004年出版，2005年再版，同年获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联邦国家作家奖”。
我十六岁那年，老爷子归西了。一年之后，我们搬回市里居住。母亲靠替人打扫房间维持全家生计，同时还要偿还老爷子生前欠下的债务，供养我读完大学。她从不让我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挣钱。“学习嘛，太重要了！”她说。干钟点工，的确不如她先前做过的活儿体面——十八年前，她曾在一家外科诊所当接待员，尽管，那是她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好职位。她告诉我，替别人擦洗地板，较之于让别人来擦洗自家地板，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尊重。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后来，了解到她每天都要在别人家的淋浴室里跪着干活后，尽管心中不是十分情愿，我还是无可奈何地去给她当了好几回帮手。有很多次，我本可以抽空去帮帮她的，但却没有，而是宁愿赖在家里，一边又遭受着负罪感的折磨。对此，她从未有过半句责备的话儿。
母亲身上有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强烈的自尊心。老爷子走后，“整洁”与“卫生”，就是她的人生追求。她虚怀若谷，忠诚坦荡，一丝不苟，始终固守着她那些崇高的行为准则。人们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凡是经过卡罗尔·兰打扫过的房屋，间间都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在沿河两岸的郊区，她的名字家喻户晓，是个难得的、最受人欢迎的清洁工。有可能她还到过我的那些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去打扫卫生，但论起聪明和能干来，我们当中无人能及。
她为自己拥有这么好的口碑而骄傲，也喜欢听到人们对自己的赞美，快乐地感受着四处的褒扬。可是，对于那些一方面折服于她的劳动成果，一方面又无端低估她的劳动价值的人们，我感到十分的憎恶。我读过户主们毫不经意地写在花纸上的那些神气十足、傲慢无礼的便条，亲眼目睹过他们在和母亲讨价还价，企图用最少的价钱从母亲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其实，越是自命不凡的人，越是抠门得要命，邋遢得出奇，经常把家里给弄得乱七八糟。在这些人看来，收拾房间的事似乎全该由钟点工来完成，故而，他们平时养成的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生活习惯也就顺理成章了——反正，是花钱请了人的，干吗不来点“巧取豪夺”，尽量让钟点工多干些活儿，也好赚回自己付出的那些工钱。然而，母亲始终维护着个人的尊严，坚持按自己的钟点计费标准收取劳动报酬。有些人的活她宁可不接，但更多的活儿却会给她找上门来。
二十年来，母亲仅仅因为一副丢失的耳环被解雇过一次。那一次，户主让她一周后离职，她回家后独自一人站在屋外的那棵柠檬树下哭泣，生怕被我听见。我试图劝她不要再去干那最后一周的活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我们为此大吵了一架，整整一周，硝烟未尽。打自老爷子升天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说话，从未提高过嗓门，生怕一旦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离自己远去，故而双方都在尽量息事宁人。可眼下，妈妈和我常为这事口角不断。
她准备回去为那个户主继续干活的早晨，我们又争吵开了。接下来，我在浴室里洗澡，她则立在门边给我上课，告诉我什么才是做人的尊严，好像我根本就不是年已二十的法律专业大学生，而是一个整天需要大人呵护、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你说啥都行，反正我不在乎，”我叫道。“真是顽固透顶！你要去就去吧，别想要我帮你！”
“我可没说过要你帮我，”她说。“我啥时候说过要你帮我了？”
我低声叹息，无言以对。她要干的，可是四个钟头的活——至少，要是有我帮忙，也得需要两个钟头。特别是，在已被户主责斥的情况下，这四个钟头，将会是她一生中最为漫长的四个钟头。我坚信，她不该再去。“真是毫无道理，滑稽可笑，荒唐之极！”在她给停在私人车道上的“花冠”牌轿车装填清洁工具时，我这样对她说道。我两手横抱于胸，在走道上直直地站立着，看着她回屋取扫帚和水桶。妈妈其实早就猜到我会跟她同去的，真是这样。我重重地将车门带上。随着汽车底盘的瞬间下沉，妈妈脸上的一丝疑团散去了。她挂了一下倒挡，驱车来到了街上。
车子里散发着漂白粉和橡胶手套的气味。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摇下车窗。母亲那双饱经磨难、已是粗糙不堪、不成样子的大手，正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她的下巴微微翘起，神态稍显愚笨，但却带着几分威严。妈妈驾车时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但外表上却故作镇静。
“怎么啦？”她从我的脸上似乎看到了些什么。
“没什么，”我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
“你能跟我来，真是太好了！”
“唔——寻思着你需要个帮手。”
“哦，不是帮手，是爱，是亲情哪！”
我对妈妈的怨气未消。听她这么一说后，倒直想打开车门钻出车外，不再理会她的事情。
“又怎么啦？”她问道。
我摇了摇头，不想和她再次发生冲突。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应该付给她双倍的工资才对。现在，她做事更加谨慎小心，诚实守信。这正是那些富人无法与她相提并论的地方。她甚至不会随便打开主人家的一个抽屉，除非是将洗净的刀叉放入其中。对她而言，被人污蔑为“贼”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知道，做人很不容易，”她说。
“可你这是在委曲求全，是在给人低三下四啊，妈妈！”我已顾不上心中存有的顾忌，脱口而出。“就这么回去，其结果就是给人辱没了自己的名分！”
“是在给谁低三下四？”
“反正就是低三下四。”
“嘿，抱歉，我的小长官，”母亲轻蔑地哼了一声。“那么——维克多，我这又是在给谁辱没了自己的名分了？给你吗？”
我两眼望着窗外，脸颊因羞愧而变得通红。
“你们这些爷儿们哪，”她用一种比较缓和、轻松的语气说道。
“其实，我是在关注一位受人尊敬的妇女的事情，妈妈。是谁诬陷你偷东西了？还说要解雇你，叫你一周之后离职，好让她有时间去物色其他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哎，是她自己给弄丢的！”母亲一边说，一边准确无误地更换着车道。“她知道的，不可能再找到比我更优秀的人了！”
“就是！即便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她都甭想再找到了！休想！”
“谢谢！”
“五百澳元的耳环，妈妈！她居然不去报警？”
“据悉是这样。”
“就是在那个邮政区吗？我敢肯定，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耳环我没有偷，这个她一定明白。”
“她这分明是另有所图，想占你的便宜呗！等着瞧吧，会有一张写给你的纸条；接下来，她会让这件事自然发展，无声无息；再后来，就是当你对她充满歉意直至感恩涕零的时候，她就会来找你，和你杀价，让你心甘情愿地以每小时五澳元的工钱，回去继续为她服务。”
“法律讲的是真凭实据，”她说道。“可别自找麻烦啊！——其实，是她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有可能，耳环她现在已经找到了呢！”
“但却不给我们打电话？”
“这些人哪，决不会的！沉默就是她们最好的道歉方式了。她们从小就是这样过来的。”
此时，母亲的眼中显露出片刻的迷茫与不安。而后，她忽又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噢，”她低声说道。“待工单在这儿呢！——说不定，我现在还会收到舞会邀请函哩，你信不？”
“这当然！”我懒懒地应道。
“无论如何——我们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才是。”
“您这是……”
“我们要给那套公寓来一次彻底的清扫！”
“哦，”我咕哝道。这下，她又得重新回到那个女人的屋子里面去遭罪了。“那咱们走吧。”
我们驱车在一片装饰派艺术公寓小区下面的林荫道上停了下来。这里随处可以闻到浓烈的河流气息。在我就读的大学校园，几乎所有草坪都连着碧绿的河畔。那些古老的房屋，快乐的鱼群，华丽的游艇，在我三年的大学时光之后，依然遗留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肯逝去。港口，雪茄，低靠背长椅，废报纸，还有心甘情愿久居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总是不时地在我的记忆中浮现。河流的气息使我机敏，使我警醒，使我坚毅。
“开过去，妈妈，”我说道。“就停在她的车辆空隙处！”
“我不会轻易赔她一副耳环的。”
我斜拉着双眼，钻出车门，从后座上提起真空吸尘器；妈妈则拉出一只水桶，里面塞满了抹布和挤水瓶，还有拖把。
“不用她家的吸尘器？”
“今天不用。”
“我知道，这又是你的做人准则，对吧？”
她只是眨巴了下眼睛。对妈妈，我仍是心存不满。
我紧跟其后，沿着花园里的小道拾级而上。她的小腿青筋暴露；白皙的大腿肌肉，在宽松的短裤下面，一颤一摇的。妈妈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我肩上扯着伊莱切勒斯牌吸尘器的绝缘导线，注视着每周都要由她擦洗、漂白，被弄得跟新买的没什么两样的一双网球鞋。似乎这一双网球鞋就是她的招牌，随时都会吸引人们的视线。
在门廊，她用手从胸口处掏出一串钥匙。钥匙由一根细绳穿着，绕脖挂在胸前，每到夜晚，她便将钥匙取下放在梳妆台上，钥匙的叮当声，宣告着母亲一天辛劳的终结。
公寓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显然都来自困居家中的几只小猫咪。妈妈径直去了厨房。我注意到，墙上挂着克勒的一些复制品，还有几张镶在金色框架里的模样怪异的小猫照片和新印制的考考斯卡宣传画。听到有撕开信封的声音，我走进厨房，看见她手里正拿着一张紫红色的信笺，另一只手则放置在胸前。
“信上说些什么啊？”
“没什么，”她说道，语速很快。
她将信笺塞进口袋，用手轻轻地拍了下头发。信封就在长凳上横躺着，里面装着钞票。
我打开冰箱。冰箱很大，是美国货，两扇门，有制冰机。
“不要什么事都打听，”她说，“今天也一样！”
冰箱里装着两种品牌的白葡萄酒，番茄汁，还有几瓶调味酱。隔板上放着一堆锡箔盒，里面是未贴标签的包装食品。关上冰箱，我朝高至肩膀的葡萄酒贮藏架上扫了一眼。上面尽是酒瓶，母亲来这干活的第二个星期，就被告知要离别这些家伙。打今天之后，这些家伙就要在上头复归孤独，无人问津，污头垢面了。
“别多管闲事了，”她一边将手套戴上，一边说道。
我今天的确有点身不由己。不仅仅是因为心中的怨恨，更主要的是出于好奇，故而总是爱东探西探的。我一直在纳闷：什么样的人竟会如此恶毒？许多年来，母亲做事从未出过差错，干吗到头来却要吃这样的哑巴亏，这般遭人责难？
“猫垫，”她说。
我走进洗衣间。里面没有通风口，空气混浊不堪，给猫作窝用的垫子就搁在钢制水槽下，其臭难闻。我手中提着一只垃圾袋，弯下腰来，并改用嘴巴呼吸，却让飞扬的尘土钻了空子，弄得嘴唇和舌头都是灰，令人作呕。我低声怒骂着，用手将挡在眼前的头发拨开，把垫子塞进垃圾袋，然后在袋口处打了个结。我本该给垫子进行消毒的，之前也从未敢马虎了事，但这一次却只是抖了抖上面的灰尘而已。
浴室那边，妈妈在哼着跑了调的歌儿。我在门口停留了片刻，只见一股雾状的氨气正漫过前厅，非常刺鼻。似乎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她颤抖的歌声停住了。她面朝浴缸，弯着腰，双手粗壮有力，腿上布满了青筋。我往前挪动了脚步，后面传过来她擦洗浴缸时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
我将垃圾袋放入塑料箱中浸泡，除去脏水，但垫子上尽是污垢，很费工夫。室内的每一个小玩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