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5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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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机枪手。尽管时隔多年，老刘回忆起南下作战时仍然情绪激动，我相信回忆是一种痛苦，回忆战争等于将伤口重新撕开。他对我说：连长枪一响就牺牲了，子弹打在头上，鲜血喷起来，简直跟喷泉一样……都知道人体有压力，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出来，人血竟然能溅起几米高！因为来不及挖战壕，只好把战友尸体堆起来作战。敌人子弹、炮弹打在尸体上，人的血肉好像下雨一样四处飞溅，你已经无法分辨出谁是活人，谁是死人……和平年代，哪里出个车祸，死个把人都要登报，可是那一天我们死了多少战友啊，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知青啊！
老刘眼睛有些潮湿，有些发亮，我相信那是老知青心底沉睡的往事开始苏醒。数以百计的中国知青腰缚炸药英勇地扑向敌人暗堡工事，不知道多少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的天地英雄瞬间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他们来不及留下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真实姓名，这些年轻生命就归于无情消失。
至傍晚，突击队终于攻占大桥，阵地上再次响起爆豆般的枪声。老刘说，战斗结束，战士们向敌人讨还血债。
我说：敌人不是消灭了吗？
他说：战士全疯狂了，他们流着眼泪，大声呼唤同学、战友的名字，然而许多烈士根本无法辨认。他们向敌人死尸猛烈射击，砰砰砰，跟打西瓜一样，让敌人脑浆四处飞溅！
许多年前一个被鲜血染红的战场黄昏，死尸交叠，断壁残垣，河风静静地穿过桥洞，桥头堡还在无声地冒烟。一轮夕阳在河面熊熊燃烧，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航空母舰。随着一声巨响，登尼大桥连同许许多多年轻生命一道归于消灭。从此这个有关战争的惨烈印象就被深深根植于游击队员刘国庆大脑之中，与红旗招展的革命大串联、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人头攒动的上山下乡的记忆重叠在一起。
刘国庆于七十年代负伤回国，他刚好来得及搭上知青大返城的末班车，后来考上大学，现为昆明某中学数学教师。
2000年，一群境外老知青专程来到L城旧地重游，他们中间有当年的突击队员梁晓军、邓立平、朱小迪、吴庭正、刘国庆等等，他们的身份是中国游客。当游客重新踏上登尼大铁桥时，他们看见被炸断的铁桥已经修复，跟从前一模一样，好像它从来没有被炸毁，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一样。那些英勇牺牲的突击队员，那些千里迢迢献身的中国知青，以及所有为战争而倒下，而脑浆飞溅的士兵就像随风而逝的尘埃一样无影无踪。
一时间老知青们痛哭失声。
老刘对我说，过桥那一刻，他们人人痛恨战争，反思暴力所带来的人类灾难，祈祷世界永久和平安宁。
7。火车站
另一支知青突击队穿插到L城火车站比预定时间迟到几小时，他们遭遇敌人顽强抵抗。
对游击队来说，他们遭遇的抵抗具有某种全新的意义：从前敌人进攻，现在敌人防守，从前游击队的舞台主要在山地丛林，是游击战运动战，那么现在他们把舞台搬到平原上，搬到城市里。
从前在迷宫一样的金三角，敌军即使有装备优势也只能望洋兴叹，森林像大海，游击队像鱼儿。那么现在位置刚好被颠倒过来：敌军躲在钢骨水泥的城市迷宫里，游击队则把自己暴露在光溜溜的马路和开阔地上。没有飞机轰炸，没有坦克掩护和重炮摧毁，甚至连城市攻坚和巷战的经验也从未有过，所以一批又一批游击队员不幸跌倒在马路中间。他们看上去个个呲呀咧嘴的样子，好像抱怨马路太光滑，一跤跌下去就再也不能爬起来。
尽管伤亡惨重，突击队还是前仆后继英勇突进，直到黎明的大幕一次次拉开，晨曦一遍又一遍照亮战场废墟。作为敌人交通枢纽和屯兵之地的火车站已经变成一架绞肉机，它绞杀了无数活生生的生命。突击队长也不幸牺牲，他被一颗手雷削去半只脑袋，剩下半只摇摇晃晃地留在脖子上，好像一件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雕塑作品。
突击队终于攻进火车站。
第一个宣告占领并升起游击队红旗的幸运者是个火箭筒手，他居然毫发无损，连日激战只给他年轻的脸庞上涂抹许多硝烟，让他看上去像个白牙齿的非洲黑人。他冲进火车站时敌人已经逃走，弃下许多尸体、枪弹和一台老式蒸汽机车，机车生火待发，不时排放巨大蒸气，好像一匹喷鼻蹶蹄的战马随时准备扬蹄而去。
必须破坏敌人火车，这是一个常识，否则敌人随时可以利用火车增援或者逃跑。代理队长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人们看见那个最先冲进火车站的勇敢的火箭筒手就自动地行动起来。他丝毫也不隐蔽自己，肩扛火箭筒，仿佛决斗者一般，以一种壮烈的姿态扑向敌人空无一人的火车头。人们甚至来不及提醒他，或者阻止他，他就抵近火车发射一枚威力强大的火箭弹。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火箭筒手的安全距离至少应该达到20米，所以即使过了几十年，人们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十分困惑。他们摇着头说：他不是新兵了……他怎么会这样呢？
随着一声巨响，火车爆炸了，人们看见黑脸的火箭筒手突然被一片灿烂的流星雨包围起来，武器从肩头上跌落下来，瘦削的身体失去重量，轻盈得好像一片随风飞舞的树叶。这是我所听到关于境外知青战斗故事中最为离奇浪漫的一个。火箭筒手被爆炸的火车碎片割断脖子，他是突击队中惟一一个被自己消灭的知青。
需要提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小时，敌人大举反攻，把残余突击队赶出火车站。
8。建国
2000年，我们三个童年死党，二杜、大头和我一道登上开往外地的支线火车。火车开得很慢，车厢很脏，像尚未脱贫的乡村。短途乘客多为郊县农民，他们坐在火车上很开心，跟回家一样，随地吐痰，往窗外扔垃圾。列车员则把自己束之高阁，根本不出来为上帝服务。
我们此行是去探望一个名字叫做建国的老知青的家。建国是二杜的游击队战友，现在身份是烈士。他就是那个与敌人火车同归于尽的火箭筒手。
在一个县城小站我们下了车，二杜瘸着一条腿走在前面，我和大头紧跟着他。冬日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这座简陋的小县城，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古老的梦里。不久我们来到一幢老房子跟前。房子看上去很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歪歪倒倒地与更多年迈老人拥挤在一起，彼此搀扶着。二杜熟门熟路地推开其中一扇房门走进去。
我看见海水样的阳光一下子涌进黑乎乎的屋子，无数栖息在黑暗中的灰尘仿佛受了惊吓，纷纷扬扬地飞舞起来。室内光线很暗，像一座亘古不变的海底世界，等到眼睛渐渐适应，我看见我们面前多了一个老人，不用说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老知青建国的父亲。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眼前这位知青父亲更加衰老的老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具活着的标本，老人家对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激动，喉咙里发出一些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声音。二杜扶着老人，侧着耳朵，像亲生儿子那样频频点着头。我惊讶地看见老人流泪了，一颗混浊的老泪从老人家干涸的眼窝里慢慢地渗出来，就像沙窝里的一滴露水。我们都被眼前这幅景象感动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明老人多么需要人间关爱啊！二杜亲热地执着老人的手，像一对关系亲密的父子。老人在二杜搀扶下慢慢回到床上，然后像一棵消息树那样倒下去。
在我看来，二杜并不擅长谈话，他是个谦虚的人。但是此刻我的老同学一反常态地变得很爱说话，简直像个饶舌的老太太。我当然理解二杜的苦心，这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确实太寂寞了，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老人独守着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晚年生活，而这一切灾难的原因都源于他们惟一的儿子建国三十多年前的不幸阵亡。
建国牺牲后被追记三等功，追认革命烈士，但是荣誉无法补偿他给父母带来的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他这个惟一儿子。他们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因为那个战场太遥远，属于另一个国家。老人也不能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因为建国是私自出境，也就是说，老知青建国参加境外游击队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类似自费留学，所以他即使做了惊天动地的外国烈士也与中国无关。
不管怎么说，建国的死重于泰山。然而烈士父亲眼下的生存困境则令我们的心情一片潮湿。我关心的问题是，儿子建国的一时冲动给他们年迈的父母带来怎样一场旷日持久的灭顶之灾呢？
老人没有亲人，全靠退休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都得靠一个本家侄媳妇做好了送过来。我本来期待同老人谈谈心里话，但是老人吃过中药之后就归于沉寂，与荒凉的老房子融为一体。其实一切语言皆属多余，我眼前的一切：沙漠般的房子，枯树般的老人，凄凉冷落的夕阳晚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吗？我的一颗心忽然跌进一个很深的地方去，雄心壮志烟消云散。
二杜在桌子上悄悄留下一千元钱。我和大头也掏出钱来，但是遭到近乎粗暴地拒绝。二杜蛮不讲理地说：建国是我的战友，跟你们没有关系。
回程途中，车轮敲击钢轨发出流水一样无休止的单调声响，二杜脸色阴沉，目光始终望着窗外。他忽然没头没脑地抛出一句话：建国白死了。
大头问他：你跟谁说话吗？
他却变成一棵树。
第五章 历史黑洞
1。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机身亡，史称“林彪事件”或者“九·一三”事件。
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我们农场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还有一个男知青，他不屈不挠地逃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他理所当然被关进牢里。更多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真诚的心灵，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被伤害，就像少女被骗失身。
1998年，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许多知青纷纷拿起笔来撰写回忆文章，一个名字叫做张永江的知青回忆说：林彪事件爆发时，我放声大哭，感到天空一片黑暗。我不是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副统帅悲痛，而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绝望。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痛苦的事情呢？
另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当时日记里困惑地写道：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
女知青荀晓红说：那一刻起，我竟有种新生的感觉，像脱胎换骨，也像大梦初醒。我对自己说，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我们知青也该回家了。我下定决心回家，越早越好……
2000年，我采访许多境外知青，询问林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异口同声表示，林彪事件并没有动摇大多数境外知青的革命信心。
梁晓军说：林彪事件之后我父亲出来工作，曾让我回国。省委大院那些跟我一道长大的同伴，有的当兵（解放军），有的进机关，有的上大学，总之只有我在境外打仗。不过我不后悔，出境打仗是我自己选择，与林彪无关。
康国华说：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林彪事件让人深感意外。不过那是国内的事情，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根据地进攻，我们必须保卫根据地，取得战争胜利是当务之急。
潘国英烈士的战友常春光是个老红军后代，他对我说：革命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你。那么多知青献出宝贵生命，他们不是为别人而是为理想而战。我坚信我们的理想是伟大崇高的，它绝不会因为出了区区几个逃兵叛徒，还有林彪事件而发生改变。
另外还有老红军后代黄瑞新、曹光福，军队干部子女刘丽（女）等等，他们都坚持战斗在金三角战场上，许多人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国内来。
2。逃兵
1972年旱季，我和大头被抽调到伐木队，开进亚热带雨林砍伐树木。
边疆许多深山老林都是无人区，那时候不懂环保，我们的任务是将大树砍倒，把原木肢解成木板，然后等待马帮运下山去。
我们在山里安营扎寨。大头带来一只小白狗，取名“白粉”，它是大头用一瓶高粱酒同景颇山民交换的。白粉红鼻头，一对聪明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主人，简直跟姑娘差不多。不料进山第一夜，白粉就险些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半夜有人起夜撒尿，睡眼朦胧地撒到一半，忽然发现四周有一群绿莹莹的眼睛。这人魂飞魄散地跌进窝棚来。有胆大的把头探出去看仔细了，我们才知道至少有两头以上豹子（或者老虎）守候在外面。所有人都吓醒了，这时候有人想起白粉，很明显白粉已经严重失职，它不仅没有及时报警，而且躲在我们被子底下瑟瑟发抖。
有人恍然大悟，说一定是白粉的气味把这些猛兽引来了。还有人建议把白粉扔出去，舍卒保车。大头握紧斧子威胁道，谁要是敢动一动白粉，老子就先跟他拼命。
好在野兽没有轻举妄动，大家一夜没敢睡，天亮后危险自动解除。等到我们出去察看脚印，这才感到一阵后怕，原来那些危险的猛兽数量足足有七、八头之多，它们围着我们的窝棚转了一整夜，谁知道它们在犹豫些什么呢？
大家决定燃起火堆，彻夜不熄，我们都懂得野兽怕火的道理。这一招果然见效，有次夜里来了一头老黑熊，它围着火堆转了一圈，然后呼哧呼哧地走开了。
但是这天夜里白粉还是报起警来，它简直是由呜咽到愤怒，狂吠不已。我们都惊醒过来，恐惧像车轮一样碾过我们心脏。
我们听见脚步声！
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