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6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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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
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3骗你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镕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一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预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于是一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不可能会想到，他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问候，被握手问候的居然没有一个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已被打发到一个无法享受到总理握手问候的角落。
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俞水华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活道具，他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