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6期-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帐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帐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帐。这消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一片欢腾，锁在人们眉头的愁云一扫而光，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一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有了几分弹性。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颖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砂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一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在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鲸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帐，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帐。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
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帐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帐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给你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帐，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如此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的前三天，把路营村乱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
接待的同志为难地说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这里吧。”
路营村这一年的春节，显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没有几户燃放鞭炮。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十八，许多村民也沉不住气了，纷纷跑来找丁作明，这才发现，丁作明整个年里都在忙着写控告信。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路集村以及纪王场乡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种种做法，写得淋漓尽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为感染了。是的，一个人应该有一种精神，也总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树叶落下来砸破头，看到腐败的现象不闻不问，遇到邪恶势力不敢抗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于是，在正月十八的夜里，地处偏僻的路营村民们，就你八角、我一元地凑足了路费，然后悄悄把丁作明在内的八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村。
县委办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这封控告信，很吃惊，感到路营农民们反映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汪主任很快向县委书记戴文虎作了汇报。戴虽刚调来不久，但态度极其明朗。因此，县委的答复让丁作明一行十分满意：“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帐小组的事，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进行清查；对你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就这样，没有过好一个春节的丁作明，考虑大伙凑起的路费不容易，该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县城多耽搁，就领着村民代表挤上回纪王场的农村班车。在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车厢里，他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话，却不知道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狞笑，已经从地狱之门无声地袭过来，而他浑然不觉。
这年二月十一日，农历二月初一，下午三时许，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农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土围棋”。他们正撕杀得昏天黑地，因为丁作明在一边观看，路过此地的路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也趁机凑了上来。丁言乐已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着碴儿，同丁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你们这可是赌博呀，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凶狠地说：“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听不得这种口气，更看不惯一当上干部就变脸的这种人。不过，他意识到，来者不善，显见是在借故寻衅了，就没再吭声。
谁知，丁言乐得寸进尺，开始用肩去撞丁作明。边撞边嚷，耍起了无赖：“怎么，你想打人？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想不到身为副村长的丁言乐，竟会如此下作，他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越猛，已是穷凶极恶。丁作明无奈，只好躲开。就在丁作明闪身离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过来，撞了个空，由于整个身体失控，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丁言乐这下子终于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进行报复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发到的这些人都并非凡角，会想方设法伺机报复的，只是觉得丁言乐这样做是在耍下三烂，太没水平，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回家了。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干部告到县里去，那就是“找死”。丁言乐本就怀恨在心，这又跌了个嘴啃泥，等于火上加了油。为扩大事态，他便以“被丁作明打伤”为幌子，一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要打丁作明。丁作明爱人祝多芳虽然不了解情况，也只得一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
不久，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手里掂着把菜刀，在门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
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赶快离开路营村，出去躲一躲。开始，丁作明死活不愿意，觉得村干部欺人太甚，干吗要躲？后来考虑到，县领导已经支持他们清查村里帐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干部贪污钱财的事，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能因小失大，扰乱了县里的计划。再说了，丁言乐们怕的就是你躲，这些人巴不得闹得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这样才可以趁机将水搅浑，最后搅得是非不清。
于是丁作明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言乐果然就带着全家人凶神恶刹地再次找上门来，要同丁作明大闹一场。祝多芳小心地说：“丁作明不在家。”丁言乐那里肯信，闯进屋里，叫全家人仔细查找，不见丁作明的人影儿，就又气又恼地说：“我昨天被丁作明打伤了，需要住院治疗！”
这时，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了。他协同丁言乐妻子孙亚珍一道，将丁言乐安排进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要求对丁作明作出严肃处理。
康子昌和任开才，对孙亚珍告发丁作明事实的真伪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是幸灾乐祸。因这时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已经到了纪王场，县委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求纪王场乡党委和乡政府尽快安排有上访代表参加的清帐小组，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进行全面清查。上访的人员是哪些人无须康任二人去了解，他们知道带头闹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属下的问题告到上头去，这是康子昌和任开才都无法接受的；何况他们也猜得出，丁作明这次到县委是连他们的问题也“捎带”了的。显然这是在损害纪王场乡的对外形象，诋毁纪王场乡党委及政府的声誉。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他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开才在接到孙亚珍的揭发材料后，当即就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严肃处理。
纪王场乡派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派出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告栽脏都没用，事实总归是事实。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进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步子是充满着自信的。因为正是这天上午，县委要求组建的清帐小组不仅正式成立，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便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一切都颠倒了，“指鹿为马”并非只是写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把鹿硬说成马也绝非宦官赵高才有的恶行。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内部的文字材料，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这份充满血泪与恐怖的“报告”。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打丁言乐？”
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彭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