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6期-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试验与探索。
　　遗憾的是，叶省长并没有全面地去领会温家宝指示的精神，便作出了措词更加严厉的批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家宝副总理批示。必须做到敞开收购、户交户结、不准乡村干部在粮站坐收统筹提留款，以往的‘公粮制’试点县统一执行《粮食收购条例》，这些问题都要很坚决。如我们的干部不听招呼，查出典型要严肃处理。”
　　于是一个早晨，一场轰轰烈烈历时五年之久的，已扩大到了三十七个县市的公粮制改革，就从河北省的地平线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全国七个省已经发展到了六十多个税费改革的试点县市，也都几尽终止。
　　这消息，使得杨文良心急如焚。
　　然而，不管杨文良如何认为公粮制的改革是在探寻解决农民问题的治本之策，继续进行试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改革毕竟由于《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而停了下来。
　　公粮制的改革被停了下来，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在有些人看来，被宣布停下来，等于被坚决否定，而作为这一研究课题的实际负责人杨文良，这五年多的忙活，就都是在瞎折腾了！
　　一些流言蜚语随之而来，一些异样的眼神也接踵而至。
　　杨文良顷刻陷入到四面楚歌之中。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杨文良万般无奈，一遍又一遍地重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他固执地想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找到答案。他坚信，农村的税费改革，必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他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这条不归之路，就不应该继续推行粮食的统购统销，逐步放开粮食市场才是良策。
　　他多么想找一个志同道合可以倾诉苦闷的对象，可是，除了何开荫，他又能找谁呢？一想到何开荫，就料定老何的处境肯定也不会比自己好到哪里去，他的心里便充满了牵挂。
　　何开荫此时的处境确实已变得十分狼狈子。十年了，为了农村税费的改革，他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与世态的炎凉，但他无怨无悔，一直信奉着邓小平的一句教诲：“不争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改革已经受到七个省六十多个县农民的普遍欢迎，现在却突然都相继夭折，他确实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最不能接受的，还是随着税费改革的被迫中止，他发现，原来的情况全变了：过去热情支持、笑脸相迎的人，一下子换了面孔，好像不认识他了；而一向冷眼旁观的，这时却纷纷出来证明他们的先见之明；本来就持有反对意见，等着看笑话的，开始走出来“秋后算账”了，将各种各样的屎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说他的那些改革设想，纯粹就是异想天开；说他写的那些文章，更是在胡说八道；说他把国家的粮食政策和财税制度已经搅成了一锅粥；说他做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自己出风头，为了欺世盗名。随之而来的是，他写出的文稿，因为无人为他签字，在省政府办公厅已不能再打印；早在一九八七年，由于得到当时的省长王郁昭、常务副省长孟富林的特批，他就参加了当年的高级职称评审，并于次年获得“正高”职称，现在碰到工资改革了，却再没人为他兑现，只能享受到科级待遇。更加令人想不通的是，省政府办公厅在为干部职工解决住房时，何开荫在分房的打分申明明得分高居全厅第二，但是，如今办公厅机关的每一位干部，包括分来不久的小青年，都享受到了政府办公厅的住房，惟独他，依然住在原来行管局房管所十分尴尬的老房子里。
　　夫人顾咸信，见老何成天心事重重，走在大街上也是勾着脑袋，怕他出事，更怕他会跑到什么会上，或是去什么场合，像过去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就动员老何去学学抽烟喝酒。因为，她听人说，酒可以消愁，烟能助人深虑，她只希望老何平安地度过这段日子。
　　“这些年来，你身为高级农艺师，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你去作这方面的技术指导，放着又省心又来钱的好事不干，偏要光着脑袋朝刺棵里钻，图啥呢？现如今，话已难说，就别说了，改革的事也不要瞎操心了。”顾咸信劝着何开荫。
　　不过，在难耐与苦闷之时，他真的接受了夫人的建议：抽烟，喝酒。于是，平日从不沾酒也无烟瘾的何开荫，开始正儿八经地抽上了烟，每天晚上喝上两盂酒。谁知，一抽一喝，竟然发现，烟酒这东西确实好使，他的心情真的平静了下来。　
　　可是，没过多久，他的心潮又一次涌动起来。他发现，安徽省的税费改革并非全军覆没，发现了这一点，他又变得激动不已了。
　　原来，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在《粮食收购条例》下来之后，就以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强调安徽省阜阳地区是经国务院备案的全国第一个农村政策试验区，为探索减轻农民负担新途径，要求继续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为解决税费改革与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相衔接的问题，安徽的试点决定将按耕田征实调整为按人付款。
　　由于回良玉的据理力争，当全国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都停下来的时候，安徽阜阳却是一花独放，税改的试验工作一天也没有终止。
　　有了这种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何开荫终于放下心来，更令他鼓舞的是，在他已年满六十应该退休的时候，回良玉省长聘任他为省政府参事。这就是说，只要身体康健，他就可以干到七十岁；给了他深入研究农村改革十年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他在感奋之余，立即又开始酝酿一个新的计划：那就是，把我们今天的粮食收购政策，作一次系统的研究！
　　尽管这种研究，在当时是件十分敏感的事，更是颇多风险的事，可他决心已下，就奋不顾身了。
　　他早就注意到，一九九三年夏收之前，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就下达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粮食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但是，这项旨在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增产增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却随着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开始的分税制的推行，各地就难以贯彻了。因为政策规定是中央定价，敞开收购，出现亏损，要由地方财政补贴，问题是，产粮大县连工资都发不下去，哪有钱补贴？没有补贴，文件对粮食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就等于没说；政策还规定，国有粮食企业只能顺价销售，但中国的粮食系统养了那么多吃闲饭的人，又如何能做到顺价销售呢？政策规定的保护价，其“保护”的资金，并不是直接“保护”给卖粮的农民，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被那些不法的投机倒把分子或垄断寻租者渔猎而去。对广大农民来说，这些政策不过是画饼充饥，反而误导农民多产粮食，而粮食又是粮食部门垄断着市场，结果就把农民坑得更苦！这些年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速度已是逐年下降，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经低于人均负担额的增幅。
　　“这些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是清楚的，不清楚讲不过去啊！”何开荫感到难以理解。这种明显不合理的粮食收购管制政策，过去下达的还只是《通知》，而这次颁布的却是具有了法律效力的《条例》，这就使得它变得天经地义，不容置疑！
　　可是何开荫依然对这一《条例》表示了怀疑。
　　他承认，《粮食收购条例》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有粮食部门的利益。税费，在这一点上，税费改革与《条例》是有矛盾的。但他并不认为改革的试点在这方面就是错的，相反，正是这种税费改革，触动了国有粮食部门的既得利益，才推进了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这些年，广大农民对国家实行粮食低价定购制早就表现出强烈不满，探索解决农民负担治本之策的税制改革，理所应当地要把取消这样的定购制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毫无疑问，这样的改革试验，它在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长期所承担的“隐性负担”的同时，也截断了粮食系统牟取部门利益的一条主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国有粮食部门依靠着政企不分、官商一体的管理体制，左右逢源，下坑上骗：在收购环节上，通过压级压价、扣杂扣水的不良手段坑害农民；在销售环节上，通过乱摊成本、涨级涨价坑害城镇居民；在贷款的使用上，大量挪用挤占粮食收购资金，或利用少收定购粮、多收议价粮，虚报、冒领政策性贷款；在财务的结算上，又通过“平转议、议转平”等卑劣伎俩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层层截留储粮补贴。总之，这次改革改的就是国有粮食部门官商一体、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定之一便是“粮食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担风险，不再承担任何国家行政职能，国家也不干预其经营行为”，迫使粮食企业转换职能，走向市场。
　　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那就不可能会使所有部门的所有人都满意。
　　他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在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启动的。第一步改革，基本上是在农村内部进行的，有相当的独立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而我们又有着几千年家庭经营的历史，农民有着这种传统意识，只要政策允许去搞就行，农民家家户户都会。可这一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势必深入到金融、财政、价格、计划、物资、内外贸易等等诸多领域，触及到城乡之间，以及部门之间，大量的深层利益结构的调整，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要在经营主体变革的基础上去建立现代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如何去建立，我们的历史没有这种记忆，农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超经验的，凭以往的经验是无法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把以往的改革定义为破旧的话，那么新一轮改革，就应该认定为创新，即组织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是在为市场运作夯实基础。
　　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人均不过一亩一分多地，永远不可能存在粮食过剩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人均拥有一千公斤粮食也没有出现卖粮难的问题，而我国的人均只有四百公斤就会出现粮食过剩呢？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应该从粮食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几个方面去分析，更应该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粮食的政策上寻找原因。
　　我们经常强调：“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关系到国计民生。”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往往会得出应由“政府统管”的结论，把粮食视为一种统管产品，但同时应当看到，粮食有其特殊性，但它毕竟又是一种商品，仍应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只是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再说，就全国而言，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百分之六十八来自农业，农业收入中种粮的收入又占到百分之五十二，种粮收入对今天的中国农民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而提高粮食生产的收入，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优质优价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的两条路，但现在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把这两条道不能说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说，不触动现有粮食体制中的利益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开荫经过几天痛苦的思考，一鼓作气，拿出了一篇《彻底解决粮食购销体制问题，必须进行农、财、粮、价、税、费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沉甸甸的文章，决定再次进谏中央。
　　直言无忌，自是坦荡的君子所为！
　　通过这几年税费改革的风风雨雨，何开荫确实领悟透了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谁不知道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确实也不应该忘记，正是在那样一次伟大的会议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还曾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后来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却正是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为实质的“大包干”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当那次会议的精神一传达，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伤心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
　　三中全会是“不许”，四中全会就改成了“不要”。“不要”无疑比“不许”宽容了许多，严禁变为劝告，变成“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评、不斗争、不强制纠正”。再后来，中央三十一号文件，对“不要”也有了松动：“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网开一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其范围就被进一步扩大，又成了“三靠地区可以搞”。
　　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年之后，经过许多次反复，几十遍修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先是中央书记处讨论，继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后政治局常委通过，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将此《纪要》作为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印发全党——明确提出：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何开荫后来在给杨文良的一封复信中，不仅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走过的那段曲折的历程，还试着步杨文良诗作的原韵，和诗一首，以此明志。
　　他很喜欢杨文良诗中透出的万丈豪情，特别是“成败得失靠实践，利弊是非问群众”两句，他觉得是可以称之为神来之笔的。
　　是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这永远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上，农民拥护，政策就对头；农民反对，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么叫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欢迎的，就叫好；否则，就不能叫好。
　　他告诉杨文良，他的最近一篇分析粮食购销体制、希望综合改革的文章，经新华社以最高内参形式，已经发给了中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