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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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写信批评”所引发，只能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事了。
再其次，“会见”经过写得明显失实。冯先生父女二人“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先父住处，却写为“悄悄的”去会见。至于意见的交换，实际早已见之于临“会见”之前三两次往来的书信中，而且，“会见”前数日冯先生寄赠的《三松堂自序》一书，先父已过目，其中冯先生自我剖析应“修辞立其诚”的话，自然也已了然。相见时，冯先生表示“批孔”中之事，书中已说清，看了自可明白。对此，先父只是静听，未做任何表示。此后，二人遂转入其它话题，未再涉及“批孔”一事。倒是宗璞女士十分认真，就冯先生于“批孔”中之所为及有关情况，作了若干说明与解释，谈话颇多。而书中所写“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等，均未曾见于“会见”中。
因记述严重失实，由此竟引发了类似于“空穴来风”效应。于是冯梁二人的“最后一次会见”，一时成为人们议论不少的话题，竟先后有多篇文字发表于报刊；文中或由于虚实难辨，而表示“迷惑”、“费解”之意，或因以虚为实，而流露“惋惜”、“遗憾”之情。这自然都是失实引起的。
笔者有感于已造成失实，无论是因未审而未改，或审而未改，审改者总应负一定责任，特写出《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博览群书》2002年9月），将二人交往经过，自1917年初次相识说到“最后一次会见”，以正面纪实，澄清记述失实，其主要用心在使人们明了事实真相，不再为此枉费笔墨，或浪费感情。
如今此书作者写有《冯友兰与梁漱溟》一文，以“补遗”形式增补于此书新版，也是一种更正的表示吧。同时此书旧版第九章最后以先父语气写成的那段“答”话，作者也依照事实作了不少修改，只是令人不无遗憾的依旧保留了，以先父的语气说的一句话“冯先生如今回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做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这话在二人“最后一次会见”前是不会说的（他只是说过“可叹！”）；而在“会见”后又何须再说什么。
“独家旧闻”与“有心之人”
如本文标题所示，《梁漱溟问答录》是一本瑕瑜互见的著作。这是笔者的浅见。以上笔者着重陈述了书中存在的诸多瑕疵，及其产生的原由，但终归是瑕不掩瑜。所说之“瑜”，即笔者称之为“独家旧闻”的那些内容。这是此书最可贵的部分。
听说过有“独家新闻”；“独家旧闻”则是笔者的杜撰。“独家新闻”出自捷足先登的记者，其本领在“抢先”，“独家旧闻”则出自别具慧眼的“有心之人”，其所长在“抢救”。“抢救”这些“旧闻”的“有心之人”即本书的作者汪东林先生。
如作者所自白：他自1963年至1983年问，除“文革”中政协被“封门”的四年外，“梁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参加会议和一些活动，尤其是参加作为政协重点工作的学习改造，每周有两三次，我正好是他所在小组秘书。”“他在这20年间政协大小会议上的言论，大部分都由我直接参与记录、整理、写简报。”而这些记录等均在作者所“保存至今的近百本会议记录本”中。（以上均引自《20年难忘写梁漱溟》）
正是作者以其所拥有的这些第一手资料，以及当年其现场见闻为素材，在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陆续披露了许多“独家旧闻”，如《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团结报》1986年）、《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1月）等。随后又于1988年4月出版了《梁漱溟问答录》，对这些“独家旧闻”作了集中披露。由于当年这类“旧闻”不得外传，均属政协“内部消息”，如今一旦披露，即具有闻所未闻的轰动效果，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至今，已问世的有关先父梁漱溟的传记作品约有十种以上，其中以《梁漱溟问答录》为最早，其余的均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陆续出版，而这些后续的传记著作，为描述传主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言行与处境，均莫不引用《梁漱溟问答录》中所披露的那些“旧闻”中的某些内容。之所以如此，正表明了这些资料是为其“独家”所拥有之故。
说“独家”拥有，还有一层意思。关于这些“旧闻”就是先父本人亦极少有文字留存下来。在他的日记里虽有只字片言，亦难知其详。例如“考虑宪法意见写出两条”（1970年7月26日）“到政协讨论宪法，对第三章只提一条意见。”（1970年7月29日）如此记载，又怎能寻得提了什么意见。虽笔者作为亲人家属，亦难说清楚，因为先父从政协参加会议归来后，从不以会内见闻或个人发言为谈资，与家人闲谈。所以关于先父梁漱溟对1970年“宪草”曾提出过无人敢提的那两条意见，家人了解其内容，也同样是在读到作者所披露的“旧闻”之后了。“旧闻”其他内容，其作用对笔者来说也多与此类似。
先父曾说，他是一个有思想，且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又曾说过：“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可不幸的是他最后的三十多年，却生活在一个思想受禁锢的环境里。而“文革”十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更是令他陷入困厄之中。而他又坚持“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以自觉自愿行之。”那么，他将心怀何种理念直面思想禁锢？他将秉持什么态度去面对无理责难与围攻？他的回答是：“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致香港友人周植曾》1975年3月28日）这需要具体生动的事实来为之作说明。而能提供这种具体生动事实的，正是那些“独家旧闻”。由此又可见出这些“旧闻”之可贵了。在此可补充一句话：这些“旧闻”不仅对了解与研究先父梁漱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实，而且对了解与研究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也未尝没有重要意义。
“你的书（指《梁漱溟问答录》——笔者）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啊。你是个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见此书“补遗九”）这是赵朴初老先生的话。赵老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是很有分量的。
赵老与此书的作者相识，更与先父梁漱溟有“同窗”之谊。他们二人一个时期曾同在一个学习小组，一同参加运动，有关先父当年在政协活动中的言行，赵老自然是知情人，即对“旧闻”中所记录的那些内容有亲历直接的了解，故深知其可贵。赵老的话正是由于有如此深刻了解，才这样说的。因此，笔者愿借赵老这句话作为对此书评说的结束语。
（《粱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25。00元）
周作人佚函笺释
张 霖
随着“十七年”文坛研究的深入，了解五四以来的作家、学者在建国之后的日常生活、创作与研究活动、以及他们的政治诉求，已然成为近年来学界极为关注的重点。而周作人在建国初期的心态，因为他本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鲁迅的兄弟关系以及曾经“落水”等经历，特别令人有兴趣探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于2005年11月影印出版了张寿平辑释、林玫仪校读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全书精装一套三大册，十分精美。这套书影印的信札以著名词人龙榆生的旧藏为主，辅之以龙榆生高足张寿平的收藏，信札的作者均为近代著名的学者文人，如陈衍、夏孙桐、章太炎、欧阳渐、赵熙、陈洵、冒广生、张尔田、夏敬观、吴梅、吕碧城、俞平伯、夏承焘、钱钟书、冒效鲁等人，确乎弥足珍贵。该书第665、667页更影印了两封周作人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写给龙榆生的信。这两封信对于了解周作人在五十年代的生活状况以及周作人与龙榆生的交往，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众所周知，在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文坛的研究中，史料的拓展仍然是一项亟待展开的工作。因为当年公开发表、出版的相关文献十分有限，使得研究者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去搜集和整理未公开发表的材料，诸如档案、书信等，尤其是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私下间的通信，更具备不可比拟的史料价值。本文先略述周作人、龙榆生两人之交谊，然后对周作人的两封信进行释文（原书仅刊登书札的影印件），并论述其价值。
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是晚清词学大师朱祖谋和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长期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在二三十年代，龙榆生属于旧派人物，交往的人基本集中在诗词界。虽然龙榆生在厦门和上海时都和鲁迅有过交往，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也提过他（具体见龙榆生自己在《苜蓿生涯过廿年》的回忆，见《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第921、927页。还可参见张晖2001年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9页、第48～49页），但他与远在北京且以新文学起家的周作人，当时还从未有过来往。他们之间的交情，应该始于1943年的南京。
据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2000年版）记载，1943年4月，周作人受汪精卫邀请，与沈启无、王古鲁、周丰一等人从北平到南京访问。龙榆生当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4月10日至12日，龙榆生和当时同样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的杨鸿烈一起陪同周作人等人赴苏州扫章太炎墓。后来龙榆生又在南京陪周作人、沈启无游览玄武湖，并有《癸未暮春与启无陪知堂老人泛舟玄武湖作》诗记载他们这次交游。（《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24～125、131页）
若仅从上述事实看，周、龙二人也就是泛泛之交而已。但是，抗战结束后，他们的关系却密切起来。这无疑与他们的共同遭遇有关。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在北平被捕，1946年5月27日押人南京老虎桥监狱。而龙榆生亦于1945年11月8日被羁押，至1946年3月8日被押至苏州狮子口监狱。值得一提的是，身处囹圄的龙榆生在本人及家庭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仍嘱咐在南京的长女龙顺宜要尽力照顾周作人。而龙顺宜果然依照父亲的叮嘱，对周作人进行了力所能及且悉心的照顾。近四十年后的1983年，龙顺宜撰写了《知堂老人在南京》一文，详细披露了其中的情形。（刊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3月）
1949年1月周作人出狱后住上海尤炳圻家，而龙榆生在1948年已经保外就医，当时定居在上海，听说周作人的消息后立刻赶至尤家拜访周作人叙旧。8月8日，周作人即将北返，龙榆生还赠其路费一万元。（《周作人年谱》）可以说，由于类似的身世，使得周作人与龙榆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下二函便是在此背景下写的。
第一函
榆生兄大鉴：
得十八日手书，知近来曾患胃病，虽已然平复，尚希加意摄卫为要。今年寒冷特早，北京已见冰霜，想上海当较好。大世兄往玉门任职，甚善甚善。现今火车通至兰州，国内渐如一家。又闻玉门生活设备甚佳，大概比小都会要好得多。而且所学得所用，诚大佳事也。弟之译书正是家庭手工业，但间接亦于国家有用。以前两年全与私商（书估）打交道。但现今那些货物（译稿大小五部）悉已由人民文学社收购。为此不但将来有出版之望，且亦足见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有价值的。总算不为白费，私心窃以为喜也。匆匆不尽，即颂近安！
弟 作启
十月廿六日（1952年）
“大世兄”指龙榆生长子龙厦材，1952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分配至玉门工作。玉门地理位置偏僻，所以周作人在信中对龙榆生进行安慰。火车通至兰州，应该是指陇海铁路1950年4月开始修建天水至兰州段。信中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购之“译稿大小五部”，应该就是指1955年2月起陆续出版的《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古事记》等书。“于国家有用”、“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有价值的”云云，可见知堂当时心态。
关于周、龙二人的交往，日本学者小川利康曾考证说：“龙榆生与周作人1943年在南京曾见过一次，后来同年龙榆生来京见过三次。后来似乎一直没有联系，1953年周作人以周遐寿的名义出版《鲁迅的故家》后，才恢复通信关系。”（小川利康：《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及其杂诗的体式》，2002年12月14日“中国文学与东亚西亚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第10页）。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龙榆生和周作人一直保持有亲密的联系，这从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得知。所以，小川的说法是显然有误的。这封1952年所写的信，更可证明小川推测周、龙二人1953年才恢复通信的说法有误。而从周作人信中的家常语气来看，这封信应该不是他们建国后的初次通信。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没有因为建国而中断。
第二函
榆生兄大鉴：
一日手书诵悉。知寄药已到，第二次于昨日发出，想收到当在十日后矣。药为弟所服用之余剩，故以奉赠，但希望能有效验。在港之部分为托柳君购入者，而弟向海关申请之药已托别一友人购寄，因此转赠嫂夫人试用。根据海关人员的了解，购寄药品只可自用，不能转售，否则即为违法。但赠送则不在此限，因此关于药价请勿再提及，只请作为友人赠贻赐予收下可耳。匆匆不尽。即颂大安！
弟 启明顿首
六、四（1954年）
据《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记载，周作人在1954年仅留存三篇文字，其中《读（庚辛）》还是遗作（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之《资料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9页），则这封信的价值可以想见。在信中，周作人提到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