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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茏魅恕分蹲柿纤饕罚幽洗笱С霭嫔�2004年，第369页），则这封信的价值可以想见。在信中，周作人提到赠药给龙榆生夫人的事，更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
“柳君”应该指柳存仁。据郭梦鸥《知堂老人来苏州记》（《风雨谈》第三期）中说，1943年4月周作人访苏州时，除龙榆生等人陪同外，还有“上海赶来的陶柳二公”，“陶柳二公”即陶亢德与柳存仁。（《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25页注1）当时柳存仁在香港居住，对周、龙二人来说，柳存仁是久违的旧雨相知。
一切就如周作人第一函信笺上所刻的三个字“如面谈”那样，我们从两封信中仿佛可以看到周作人与龙榆生这两位老朋友在那里叙家常。他们类似的遭际，使二人在五十年代那段特定的岁月里，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交情。惟一令我们遗憾的是，以两人交往之频繁，来往书札必然甚多，可惜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两封。尽管如此，我们也已然可以通过这两封珍贵的书札修正一些现有的结论，丰富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了。
把百科全书当信赖的伴侣
于 友
学者周有光年逾整百，仍坚持学习、写作。他不仅发表他精通的文字学宏论，多年来更对社会科学问题多有评论，每每提出崭新论见，助人感悟。二十多年前，笔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职时初识周先生，此后在群言杂志社工作中又有幸得到他不少帮助，交往中对周先生之所以博学多识、文章精辟，有所了解，他是把百科全书当作毕生信赖的知识伴侣，当作学习和研究的学术智囊，才取得了这么广博和丰硕的成就。
早在周先生1923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时候，大学老师就指定《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些篇章作为他必须阅读的课外读物，他在阅读之后觉得这些文章都叙述的全面而扼要，令自己“茅塞顿开”，由此他跟百科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学老师说过：“建筑知识高楼必须建筑宽广的知识基础；建筑宽广的知识基础，需要自我教育，终身教育。查看百科全书，并进一步阅读其中介绍的著述，是建筑知识基础的一条捷径。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谁都可以入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先生已开始关心当时中国的苦难和世界的动荡，他和几位同学组成一个读报小组，常常谈论天下大事。他们觉得当时报纸的报道过于简单，为了了解世界大事的背景，常常去查看《不列颠百科全书》，每每能得到所需要的资料。他们把百科全书当成了读报的顾问。
当年周先生已然体会到，《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文章都由世界各国权威的专家学者撰写，这书是人类知识的汇总和浓缩，而且学术观点以客观和真实为依据，并不附和一时的思潮起落，因此具有长远的学术价值。
在此后的工作中，周先生需要研究许多学术问题，他总是向他身边的那部《不列颠百科全书》请教。他认为，百科全书几乎有问必答，且其应答都符合要求。先生认为这样的求知过程是一种精神享受。百科全书内容广泛，受它的吸引，先生的眼界和胸怀也就由此变得非常宽阔，知识面相应地拓展得很广。
周先生在解放前从事经济工作，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由于他解放前业余研究文字学，建国后被调到政府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一直干到退休。他曾出版了二十多种关于语文问题的著作，对汉语拼音化的改革贡献尤为巨大。二十一世纪以来，他开始评论社会科学问题，运用许多宝贵资料，把问题谈论的十分透彻，具有巨大的说服力，特别显示先生知识的渊博和思想的解放。可以肯定，周先生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他博览群书，而《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他所信赖的最主要的书籍。
周先生近年写作过许多关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文章，他善于运用百科全书的资料。举例说，2000年12月24日他写作题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长篇文章。在讲文艺复兴的部分，分别阐述了“希腊学术的复兴”、“民族文字的诞生和民族文学的勃兴”、“艺术的创新”、“宗教的改革”、“科技探索”、“地理大发现”等多方面的史实；讲启蒙运动时也分别列述先后发生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历史事件。全文材料的使用简练、扼要，先生显然习惯而熟练地参考了百科全书。
在2001年1月，周先生又完成了一篇长文章，题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次战后世界大国的“大分大合”》。他列述“英帝国的瓦解”、“苏联的瓦解”、“美国的扩张”、“法帝国的瓦解”、“欧盟的形成”和“印度的分裂”等章节，采用了大量史料说明这些大国发生的演变。可以说，只有熟悉百科全书并且善于运用的学者，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大而精辟的文章。
周先生有百科全书这样一位知识伴侣相随，多年来不断写作，经常在民盟中央的刊物《群言》上发表文章，几乎每年都出版文集。最近几年他出版的《百岁新稿》《见闻随笔》《学思集》《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等文集，内容十分丰富，论题十分广泛，对读者开拓知识，提高丰富自身的世界观，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读这些书，就好像在“没有围墙的大学”里听课一样。我曾把《见闻随笔》一书视为“百科选编”，足供随时参阅。
周先生所写《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文中，曾提到法国有位创办百科全书的杰出人物狄德罗，毕生为真理和正义奋斗，对法国的启蒙运动贡献巨大。周先生早些年也曾参与我国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工作，他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他近年还不断宣扬百科全书的功用，建议大学和中学都把百科全书当作首选藏书。他说过，我国要推进五四运动高瞻远瞩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进行全面的知识更新，就要出版世界权威性的出版物，“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这类出版物的一种。他还说，这类书在我国出版，对青年一代的知识现代化和思维逻辑现代化有时代转换的启迪作用。
周先生自己受益于百科全书，成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者，多年来为推动历史，尽力传播有助于我国现代化的知识和观点。周先生的贡献使我不禁想起了狄德罗，先生不正是在追赶狄德罗的成就的热心人吗？
读“人人丛书”的新序
潘小松
去年底不知什么神鬼差使我买了许多新版的“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各类文本，也许是英语世界的学者们新写的“序”吸引我。“人人丛书”七八十年前的本子我也保存了百来本，那里面的“导读”简略了些，不如新本子的“序”磁实而有嚼头。看样子，至少在英语世界，人们对经典的研究和解读是有新的心得收获的，否则就难让我掏银子，毕竟新的本子折成人民币很昂贵，要花普通书籍四到五倍的代价。我现在是宁愿多花四到五倍的价钱，也只买这样经过整理和研读的文本；宁愿找这样经过时间检验的英文翻译的其他语种的名著，也不相信我自己的译文能传出原著文本的韵味。也许从法文到英文的距离小一点，就像从中文到日文的距离大概小一点一样。我读Charles Wilbour翻译的《悲惨世界》实在有读King James“钦定本”《旧约》的神圣感。我读果戈理的《死魂灵》，是在Richard Pevear等的英文本子里找到快乐的；可惜俄文程度只能认书名，否则恐怕能读出“含泪的微笑”。“人人丛书”的新本子《死魂灵》序是英译者之一皮氏自己写的，上来引的却是Flannery O'Connor的话：“你喜欢《死魂灵》这部小说吗？我也喜欢托尔斯泰，但果戈理跟光一样不可或缺。”一本书的导言这样开头，巨宏伟大之类的标签就可以省略了；我们甚至无需读完序言，而只消关心一下果戈理自己是如何为第一版的扉页设计构图和字体的。
Peter Washington为“人人丛书”新版英文《悲惨世界》写的序说，维克多·雨果兴许能被视为法国文学的“癞蛤蟆先生”，成天虚荣傲慢地沉浸在自己的伟大里，膨胀的了不得，荒唐得自欺欺人。然而，有一点雨果和癞蛤蟆先生不同，他很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伟大的形象。有人问纪德谁是法国最优秀的诗人，纪德的回答带着惊叹号：“维克多·雨果啊！”据说有几首最细腻的法国抒情诗出自雨果之手。雨果早年论司各特道：“司各特的小说有侠气但行文平淡无奇，将来会有另一种小说的，新小说集戏剧史诗侠气诗意现实理想于一体，把司各特祀奉于荷马，真实而伟大。”这些话是雨果1823年说的，当时他的第一本小说甫问世。我们不妨留心一下荷马史诗在西方人眼里的位置。“人人丛书”的护封广告说：“自文艺复兴以来，每一世纪的英语文学读者都迫切需求一本适合自己所处时代阅读的荷马史诗英文翻译本子，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最早最核心的文本。”
我的借助“人人丛书”的英文翻译补课，实在是觉得从前的文学史研习属于空中楼阁，连隔靴搔痒都没有做到。对世界名著文本的隔膜，或许通过学习一种西方语文的翻译文本能稍除。有些文本暂时因了心情和兴趣不读也罢，比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是，“人人丛书”却给你一些意外的信息，比如文学理论家德里达很受这本书的影响之类。卢梭的《忏悔录》当然也是“人人丛书”不遗漏的，Furbank的序说，卢梭的作家光环只闪现了不长时间。1750年他发表《论艺术与科学》时已经37岁。14年后，他发表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山间书信》。1749年，卢梭的朋友狄德罗在天牢里蹲狱，他去探视，时在夏日。一路无聊，他读到一则征文启事，说来年赛文的话题是“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是否有益于道德的纯化”。卢梭日后“看另一个世界并成为另外一种人”的想法即源于此。他参赛的文章说科学的进步肯定没有促进道德的纯洁。文章得奖并且发表，他反进步文明的论调和无知无欲的人生主张使他一夜成名。
“钦定本”《旧约》的序是George Steiner写的，委实不同凡响：“你手里拿的这本书不叫书，而叫《书》。Bible的意思就是《书》。这是给文本下定义的文本，不只在西方人文传统里。我们的其他书籍无论材料方法如何不同，都与这万书之书相关，尽管可能只是间接相关。”我想关于读《圣经》有什么意义的话题到此也可以不争论了，除非你不想真正了解西方文明。假如你没有读《创世纪》，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一章你大抵欣赏不了。冯象先生以律师的身份在操《圣经》汉语重译之事，我以为他并不是吃饱了没事撑的。他当年是跟着李赋宁先生学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圣经》能不能绕过去他最清楚。我最近反复跟同事说，西学起码需要你通三种现代西方语文，还最好加一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其中一半意思是，假如你真的想亲炙《圣经》，英语的帮助都很小，哪怕是很漂亮的King JamesVersion。当学生的时候只是耳闻“钦定本”，那还是20年前的英语教育，放到现在，恐怕英语系的学生不解钦定是个什么东西。假如本科以后再让我读三五年“钦定本”之类的文本，也许英语今天还不至于这样糟糕。“人人丛书”的《希罗多德编年史》的简介说，希罗多德是第一个用散文讲述荷马史诗规模场景的人，其叙事有力，看人眼光尖锐。以司马迁《史记》个别章节为范文长大的我们，恐怕并不能从英文更不要说原文体会那简短的评语，更不要说用英语去揣摩史家的文思蕴意了。有时候觉得形而上的文化交流简直不可能，最低限度要求交流者要粗通对方的语文。前几年我在北京的哈佛同学会发过类似的谬论，结果是有期期以为不是那么回事者。有一位在读研究生于办公室坐班时闲聊，说照你的看法，文化交流不可能。我说是的，但忘了加一句“形而上的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人家也期期以为不是那么回事。愚见所及，文化的话题极容易产生误解并且常常被政治立场左右，这是我重进故纸堆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无谓的争论实在没有古代文本展现的语文美来得有趣。文化交流假如绕不开现实，文本研究还是可以脱离当下的。艾柯在北京开跨文化研讨会时有学者希望他谈当下，而他自己表示近年所读大抵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书。我觉得他的选择有他的道理。
Anita Desai为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人人丛书”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1年一个满是尘土的夏夜，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庄严肃穆的演讲厅来了一位不列颠籍的有着穆斯林名字的小伙子，本来是小范围的演讲，结果里外水泄不通。“在座的立刻认识到这是时代的强音，富有创造精神而又渴望人们注意。”德塞接着说，在过去50年里，印度人写的英语作品并不那么受欢迎。小说一物倒是十九世纪从英国传来的，而且传来的是司各特写的历史小说和班扬写的宗教寓言小说。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宗教印行班扬的作品，印司各特的人则得不偿失：泰戈尔等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作家利用他作品里的英雄来发动自由运动。二十世纪，小说在Mulk Raj Anand的手里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阿南自己怀着马克思主义热忱从英国回来写了《苦力》和《两片树叶和一个花把》。到五十年代，印度独立运动成功，“作家们似乎没了目标”，作品也就渐渐失去了广泛的读者。序文读到这里也就可以了，尽管我知道《午夜的孩子》里清醒着的作者的意识远为复杂，但具象的信息已经足够了。好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超越时空的。每个时代每个地区的读者能从好的作品里读出自己的东西。意识形态的解读在某一阶段适用，但替代不了每个时代的读者自己的心得。我承认文学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