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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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等，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都与他思考的起点分不开。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他认为它们对他后来的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书，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国学书，清代胡培晕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在根本逻辑上存在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而古籍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发掘整理。
总的来说，陶希圣读书时在政治上不算很活跃。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卷入不深，也没有加入任何左翼的社团组织。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学校做教师，随后去了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
二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曾在馆内任职的著名学者就有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杨端六、唐钺、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等。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里慢慢读书积累，同时开始在《东方杂志》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偶尔也在大学里兼一些课。
五卅惨案发生后，陶希圣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商务印书馆也开展罢工运动，陶希圣又被聘为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陶希圣的影响在逐渐扩大。他在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同时在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完成了《亲属法大纲》，可是未能出版。出于生活和政治上的考虑，陶希圣在1927年初接受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聘书，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务之职，赴武汉任教，职位是中校政治教官。到了武汉，他又在武汉大学兼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从这时起，陶希圣结识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一批朋友，逐渐卷入政治。
1927年4月，发生了“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是五月份的北伐。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陶希圣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军法处处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伐很快失利，陶所倾向的国民党改组派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劣势。陶希圣心灰意冷，躲到武汉福寿庵里读《资治通鉴》。他对国民革命失去信心，遂又回到上海。
接下去的两三年里，陶希圣主要靠卖文来维持生活。有时也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或者中国公学兼些课，但写作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与政治保持一段距离。《新生命》月刊与他关系最密切。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陶在上面先后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名篇。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的文章结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顿时成为畅销书，在以后的几年里印了八版，销量数万。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关于“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社会史论战”正式拉开了帏幕。
在这段时间里，陶希圣连着出版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书，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故而到了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立即接受，从此他又回到了学院。
陶希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一个学期后，接了北大的聘书，赴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系教授。此时，所谓的社会史论战正在进入高潮阶段，王礼锡公开撰文“挑战”陶希圣。陶希圣后来在北大七年的教学生涯，都和这场争论紧紧缠绕在一起。
三十年代初陶希圣再次面对的北大，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章太炎留下的学术传统，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变成政治保守的同义词。另一些左翼学生则空前激进，不愿意做些扎实的研究工作，还在课堂上起哄捣乱。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课堂内外都在争论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支持左翼的学者有号称“干部派”的黄松龄、马哲民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支持右翼的学者有号称“反对派”的刘侃元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派往往在课堂上受到学生的嘲笑，非常艰难。
陶希圣自认左右两派都不是，他的观点是，“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应当是士大夫与农民”。陶不但想避免直接的争论，还想矫正北大的学风，于是决定组织一些学生做些社会史、经济史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既有学理上的价值，也可以为社会史论战提供一些学术支持。
他于1932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这篇文章中袒露了心迹，“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
一开始，陶希圣想到的是编书。他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完成了《西汉经济史》，后来收入何炳松丰编的《中国历史从书》。到了北大以后．他就牵头成立“经济史研究室”，先后发现和培养出武仙卿、鞠清远、沈巨尘、连士升和全汉升等一批年轻学子，展开合作研究。当时他定下的研究计划是，“整理唐代和唐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史料”，几年里就产出大批成果。
年轻学生刘道元写出《两宋田赋制度》，全汉升写出《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借用自己的关系帮他们联系出版。1934年，陶希圣与武仙卿合著的《南北朝经济史》出版；1935年，陶希圣与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出版；1936年，陶希圣与沈巨尘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出版。出版社都是商务印书馆。
其实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成果未能广泛传播。以唐代经济史为例，他们当时按照分类主题整理出八大册资料，后来只有“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和“唐代交通”这三册得以出版，其余的后来都毁于战火。又比如他们曾经系统整理了辽代经济史的史料。德裔汉学家魏特夫与北大有密切合作，很早和陶希圣熟识。陶希圣自述说，后来魏特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与冯家升合作，完成了英文版《辽代经济史》，该书1949年出版。
陶希圣另一项要被人记住的工作，就是他创办了《食货》杂志。在《食货》之前，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后来长期由陶孟和与梁方仲打理，在学界颇有一些影响。可是它半年才出一期，无法满足众多学者的要求。所以陶希圣决定自己办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食货》半月刊发刊缘起、旨趣与办法：“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的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
是年的12月1日，《食货》半月刊正式发行。
陶希圣后来说，“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要把这个研究，从政争扭转到史学”。另外，也是给他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寻找一个表达的空间。他自己每个月要给《食货》补贴100块钱，《食货》也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盈利。
同样是在1934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专门刊发历史地理的论文，与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食货》可谓一时瑜亮。陶希圣表示，他们收到与历史地理有关的史学论文就推荐给《禹贡》，反之亦然。钱穆回忆说，当时还有学生劝他再办一份《通典》，专门讨论制度史，可以与《禹贡》和《食货》鼎足而三，但被他拒绝了。其实，《禹贡》杂志的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1500份，而《食货》很早就超过了4000份，在学生中间拥有更大的影响。
《食货》汇集了当时最有研究能力的经济史学者，包括王宜昌、梁园东、马乘风等等。还有更多尚未成名的年轻人，除了前面所说的武仙卿、鞠清远等一班陶门嫡系以外，还有如吕振羽、傅衣凌、马非百、齐思和、周一良、李文治、王毓铨、杨联陞、何兹全等人，日后都成为影响极大的学者。
《食货》的内容是极有特色的。陶希圣首先想到的是编辑当时所有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的索引，为学者提供深入研究的基础平台。他在“编辑的话”里说，《食货》要尽力沟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们的消息。所以不遗余力地介绍年轻学者们的工作单位、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等，免得人们闭门造车。而且，他还想组织成立“食货学会”，确定会籍、征收会费、召开会员大会等等。他说，“倘使大的学会的发起，能成事实，那便有划时代的成效了”。但是，因后来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
其次，陶希圣提出了“搜读地方志”的倡议。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里就说，希望大家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再以分工的方法，本省人读本省的县志。逐渐积累材料。
《食货》身体力行。陶门弟子鞠清远发表了《地方志的读法》，详细谈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陶希圣又继续刊发了瞿兑之的《读方志琐记》一文。瞿兑之是“笔记”名家，常为小报撰写掌故短文，许多学者对他不屑。可陶希圣认为瞿兑之多年来读史之余摘录的户口、实业、赋税、医药、宗祠等方面的史料，看似琐碎，对我们认识经济社会史实在有极大帮助。后来，瞿兑之就把这些资料编为《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出版，颇有仿照《容斋随笔》的架势，大受好评，上海书店在1985年也重版过这套书。
陶希圣还想利用《食货》，在理论引入方面做一些工作。他特别重视理论和方法关系的讨论文章，据统计，《食货》里这方面的论文占文章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他专门强调在《食货》里选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史名著，要求“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策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必须的比较或指示”。
可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食货》在7月1日刊出第6卷第1期后停刊。这两年半里，《食货》总共出了61期，刊发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论文345篇，其中陶希圣一人就在《食货》上发表论文36篇，其他7篇，翻译2篇，共45篇，居作者之首。在抗战前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这个阶段教书和研究的全面总结。
陶希圣在北大站稳脚跟以后，与政治的关系又逐渐密切，时事也在发生变化。1937年，蒋介石分批邀请全国各党各派代表、无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大学校长等计二百余人，于牯岭举行庐山茶话会，意在共同商榷对日外交等问题，陶希圣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
抗战爆发后，陶希圣弃学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议员。随后又与周佛海在汉口组织“艺文研究会”，陶任组长。他的一班学生如鞠清远、武仙卿、曾謇、沈巨尘等也都到“艺文研究会”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与汪精卫越走越近，还跟随汪精卫远走河内，但两人对抗战态度的分歧也日益明显。
1939年8月，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可是陶并不愿意参加“对日谈判”。到1939年底，汪精卫秘密签署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初，陶希圣与高宗武携带密件冒险偷逃至香港，在《大公报》上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陶希圣辗转来到重庆，受到蒋介石器重，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署名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出自他的手笔。1943年起，陶希圣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三年里写社论四百篇以上，还编辑、翻译了不少军事著作。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陶希圣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去了台湾，后来主要工作是主持《中央日报》。
1971年的时候，陶希圣曾与他的四子陶晋生院士在台北复刊《食货》，改为月刊，重新竖起“食货”的大旗。可惜他早年精心培养的学生多半在四五十年代凋零，只有少数在外求学的学生如全汉升、何兹全等有机会做出一些成绩，延续了他的经济社会史的传统。
有更多年轻人其实并不认识陶希圣，只是读了《食货》杂志以后深受影响，从而走上学术道路。其中就有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