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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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此军政扰攘争夺之际，我第七军奉命陈师鄂东，却丝毫未改旧观。论战功，无论在湘在赣均首屈一指，论将士伤亡的比率，也是各军中最高的。但是我们决没有乘机要挟扩编。自衡阳而后，我军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后，我军便迅速推进，将地方行政交予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我军不参预丝毫。自湘而鄂而赣，我军终未推荐一人出任县长，更未保举一人助征税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虚构。虽当时我们颇为清议所嘉许，而官方别无奖勖之辞。然我军终能于北伐史上长留清白的一页，今日回想，也很觉自慰。
（二）
军事之外，当时政治上所潜伏的暗礁尤为严重。此种暗礁所来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于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内哄，再加以共产党的挑拨离间，而蒋先生本人于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后，或左或右，纵横捭阖，以培植其个人地位权力的作风，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自焚而后已。
本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之初，党内领袖即因对容共意见的不同，隐然形成左右两派。此时如中央领导分子目光远大，气度宽宏，此种意见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渐化除，使全党同志和衷共济，为三民主义革命而奋斗。无奈总理死后，汪、蒋二人一味左倾，借重国际共党的援助，逐渐夺取党、政、军的领导权，致迫使党内一部领袖脱离中央。至于中山舰事变的内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的史实。汪氏既除，蒋氏重表示左倾，与共产党、俄顾问携手以打击正在为其反共政变喝采的西山派，斥之为反革命。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子其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当时本党左右派的领袖都不直其所为，只因其权势炙手可热，对渠无可奈何而已。然蒋氏独裁的迹象已见，故左右两派一有机缘，都想对蒋加以抑制。
至于共产党则自始至终与蒋氏即系互相利用。中山舰事变时，蒋氏几已公开反共，而共产党和俄顾问却一再忍让。因他们那时如公开反蒋，则国际共产在中国便无可利用的人，而蒋反可挟“右派”以自重，顿时成为中国的反共英雄。在共产党看来，蒋氏四面皆敌，到共产党发展至相当程度，不愁蒋不就范。共产党之所以公开反对北伐，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而蒋则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虚与委蛇，以取得国民党内的实际党权和军权。故蒋、共双方自中山舰事变后，斗法已久。今番北伐军进展势如破竹，席卷全国之势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蒋氏军权在握，其个人独裁，将为必然的后果。因此在我军击溃吴、孙主力，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此种顾虑，遂泛滥于国、共两党之内。国民党方面领袖想在革命军事尚未完成胜利之前，从速提高党权，以免蒋氏独裁。而共产党方面，却利用国民党领袖原有的反蒋情绪，推波助澜，发动一大规模反蒋运动，以收渔利。以故十一月中旬，广州乃有所谓“海内外党部联席会议”的产生。一面发动迎汪之议，想使汪重立党政而抑蒋，另一面则想修改总司令部组织法，以削减总司令兼管革命军克复地区民、财两政的大权。
由于军事和党政上这两大暗礁的逐渐暴露，到民国十五年底，反蒋运动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至所谓“迁都”问题发生，这一运动便正式爆发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章：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
（一）
所谓“中央北迁问题”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军肃清鄂、赣之敌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北向进展的军事。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
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时中央方面防蒋军事独裁的空气正日见浓厚，武汉方面的四、八两军，在蒋看来，又非其嫡系。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坚持中央应设在南昌。但是蒋氏的理由却十分薄弱，他无法否定武汉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对迁武汉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总司令部为何不迁往武汉，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蒋的理由是总司令部应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但是，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北上可指挥平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反无此方便。因此蒋的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说出来真是辞穷理屈。但是蒋氏个性倔强，硬干到底，绝不表示让步。
我们克复南昌后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俄顾问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十二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抵达南昌，由总司令亲自招待。十二月七日乃在庐山开会。我因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且未在国民政府及政治会议中担任职位，所以只是列席旁听而已。会议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来，各委员便下山迳往武汉去了。他们这一去，显然是对蒋氏留中央于南昌的计划一大打击。不过，此时分任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辏А⒄湃私芰绞仙兄土艄愣饧绦胩贰⒄哦飨粼谀喜�
然去汉各委员也不示弱。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委员，计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也列席。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反蒋的阵营遂具雏型。在汉军人，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南昌遂隐然对立。
此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打下江、浙，我为此事也时去南昌参加会议，见蒋氏态度非常坚决，对武汉绝不让步。我惟恐事态扩大，影响军事进展，乃力劝蒋氏不必和武汉各走极端，应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我说，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归。你既无法阻止国府委员去武汉，不如干脆让他迁去算了，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蒋说：“你看他们肯听我的命令吗？”我说：“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此事我愿负责斡旋疏通。”蒋才无话。其后果然，反蒋甚烈的二、六两军仍听调度东下，终于克复南京，可见他们也还顾全大局，并非不可理喻。十二月底，谭延辏А⒄湃私艿帜喜×思父鲂瞧冢吠浜海湃慈ド虾！�
我在南吕总司令部见到新客极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张已作了总司令部里的总参议。渠何时就职，从何而来，我都不知道。黄郛是初从上海来的。黄也是浙江人，蒋的同乡，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往日本振武学堂留学。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和蒋也曾“换帖”。黄氏后来迭任北洋政府要职，民国十三年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讲，而举止从容，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他来赣何事，我们也不得而知。惟当时汉、浔一带党报对黄氏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我们革命阵营之内。蒋总司令为此曾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但是黄郛究为何事来南昌访蒋，我们终不知其底蕴。
（二）
就在浔、汉对立的情形逐日恶化之际，我们东征军的部署也逐渐就绪，计划迅速肃清长江下游之敌，然后挥军北上，统一全国。当时我军整个北伐计划的部署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采取攻势。部队区分系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而中路军又分为江右军、江左军，向我附义的敌军周凤岐、刘佐龙等部也都编入战斗序列，参加作战。当时指挥系统如下：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
第一纵队指挥官：周凤岐
第十九军：陈仪
第二十六军：周凤岐（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王俊
第一军第一师：薛岳
第二十二师：陈继承
第三纵队指挥官：白崇禧（兼）
第二十一师：严重
第二师：刘峙
先遗队：李明扬
第四纵队指挥官：冯轶裴
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
第一军第十四师：冯轶裴（兼）
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王文翰
第五纵队指挥官：赖世璜
第十四军：赖世璜（兼）
第六纵队指挥官：曹万顺
第十七军：曹万顺（兼）
中路军总指挥：蒋中正（兼）
江右军总指挥：程潜
第一纵队指挥官：程潜（兼）
第六军：程潜（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鲁涤平
第二军：鲁涤平（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贺耀祖
独立第二师：贺耀祖（兼）
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
第一纵队指挥官：李宗仁（兼）
第七军：李宗仁（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天培
第十军：王天培（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刘佐龙
第十五军：刘佐龙（兼）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
第一纵队指挥官：唐生智（兼）
第八军：李品仙
第十八军：叶琪
第三十五军：何键
第三十六军：刘兴
鄂军第一师：夏斗寅
第二纵队指挥官：张发奎
第四军：张发奎（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陈铭枢
第十一军：陈铭枢（兼）
第四纵队指挥官：彭汉章
第九军：彭汉章（兼）
总预备队指挥官：朱培德
第三军：朱培德（兼）
各路部署既定，东路军遂于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自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何应钦已先期发表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遂另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中央军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地区东进，我的江左军则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
我军奉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全军乃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东征；军部则迁往汉口。我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一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至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辏Ц嫠呶宜担枇昙依锏牡枧材烟哟私僭恕５笔绷胶墓づ┰硕挠字珊凸穑肥鞘登椋媸且谎阅丫 Ｗ苤笔蔽浜汉土胶厍纳缁嶂刃颍还⒐擦降衬谟字傻牡澄袢嗽保值梦谘陶纹Ｕ偷巢浚跷醇右运亢猎际彩鞘率怠Ｎ一氐治浜海闳衔馐羌蟮囊恰�
此时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己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庸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示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袒蒋，然陈氏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亲蒋的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所遗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一职，则由张发奎兼代。武汉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三）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我的态度却十分持重，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洪杨太平军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应顾全大局，尽量忍让。正因我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的处境遂十分困难与痛苦。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我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堕，乃纷起包围我，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我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此时，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缄默，并未来我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辏АＫ欠唇睦碛刹煌馐耍阂皇撬担谥圃炀露啦谩Ｋ诠愣鸭∽莺徂沣氐哪苁拢缃癖狈テ谥校旨痴笕ㄓ谝簧恚衷谝殉晌恍戮В镜橙绮患霸缂右砸种疲揽亟丶谥泄Ｔ僭蛩担细鲂云较涟狈ジ骶鲂狻＝弦灰馀嘀财渌饺耸屏Γ诘掠诜ǎ蛔阋晕魉А；褂芯褪撬担舷胍跃π值澈驼谀喜苹档臣秃驼拧Ａ硗庾钪匾囊坏悖词墙牙肴褐冢呦蚍锤锩揪叮途删А⒐倭畔喙唇岬鹊取Ｗ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