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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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剿。不久即全部缴械肃清，驰名一时的大军阀张宗昌遂一撅不复起了。
在此期间，东北张学良也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于是，东北显无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军事上所余的，只是一些善后问题，有待处理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一章：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一）
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大兵之后，善后问题总是难处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复时，由于中央任命文武官员实际上均为蒋先生一人所操纵，有欠公允，致心怀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团军保持一贯作风不荐人外，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说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
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阎锡山对蒋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久历官场的冯玉祥，对蒋先生的用意岂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对阎氏尚无甚恶意，而对蒋先生的运用诡谲伎俩，却积愤很深。
因此蒋先生于六月中旬，电邀我和冯、阎到北京举行善后会议时，冯玉祥遂托病复电不来参加，并电令其驻汉口代表李鸣钟向我解释，希望对他原谅，顺便探测我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和意见。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而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命，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瘠，地方收入不足以养重兵。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因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此一裁兵电报曾传播各地，颇为舆论界所赞扬）；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问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略谓，民国成立以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内有军阀的割据，北征南讨，扰攘经年，民苦已久。今赖将士用命，人民输将，北伐既已完成，国家统一在望。倘善后会议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责难，人民也不会谅解，则吾人何以自处？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花临，并出手示，情谊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电后，极感快慰，随即拍电报告蒋先生。中央诸公获此清音，一天云雾顿时消散，欢忭可知。那时，蒋先生已派吴忠信来汉，拟请我居中调处。因我实是担任这项任务最适当的人选。论攻克平、津的战功，我第四集团军或在第二、三两集团军之上，但我军功成不居，禄亦弗及，我辈也从无怨言，殊足以为冯玉祥作规范。不意我已自动从旁疏解，并已获得了圆满的绪果。
南京接电之后，蒋总司令乃决定约我同道往新乡，亲约冯玉祥往北平开会。这是蒋氏舍近求远，取道武汉，前往北平的原委。
民国十七年六月下旬，国民政府乃正式通过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六月二十八日蒋总司令率总参谋长李济深、中委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戴传贤及随员张群、陈布雷等一行二十余人，自京抵汉。我既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少不得带了文武官员暨各民众团体到江畔欢迎。旗帜招展，锣鼓喧天，为蒋总司令复职以来难得的盛会。当晚设宴为诸公洗尘。谁知在此宴会上，竟发生一项不愉快的小事件，后来蒋先生的歧视第四集团军，可能便种因于此。
原来在宴会举行时，我第四集团军中的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长俱未出席奉陪。盘箸虚陈，情形颇为尴尬。我发觉之后，立即派人去催，他们竟都托故不来。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气量褊狭的蒋总司令颇为难堪，心头自然不悦，可能更疑窦丛生。
其实，夏、胡、陶的缺席并无恶意。只是他们三人都是习于战场的生活，粗迈豪爽，不拘小节。性喜高谈阔论，大碗斟酒，大块吃肉，对于蒋总司令特意装模作样，严肃静穆的官场应酬，感觉乏味和不惯。我间或有款待上宾的正式宴会，他们三人也往往不参加，并说：”有总司令在招待难道还不够光辉，要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也不以为意，因一般宴会他们本可不必参加。
但是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们的主客是复职不久的最高统帅——蒋总司令。在这场合，他们三人一致不参加，就容易引起误会了。事后，我深悔没有事先关照他们三位粗枝大叶的莽汉，致造成不愉快的场面。
更坏的是，宴会的翌日，蒋总司令循例检阅第四集团军驻汉部队。我首先致简单欢迎词，然后恭请蒋总司令训话。训词当然冠冕堂皇。大意谓，革命军人应忠诚拥护中央政府，应尽阶级服从天职和确守军风纪，不惜为国家牺牲云云。蒋氏辞毕，不料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心血来潮想出风头，突然站出阅兵台前，对中央来宾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词。略谓，革命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自今以后，深盼中枢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洁风气，俾武装同志为国牺牲才有代价，才有意义等语。这番话显然与蒋总司令的训词针锋相对，使我骤然陷于诚惶诚恐的境地。宗铎此种言论，发之于私人谈话之间，尚无不可，在这种场面下，公开演说，实在太为不雅。蒋先生当然大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后来决定消灭第四集团军的原因之一。
这两不幸事件发生后，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识大体，认真地训斥了他们一番，然究有何补？
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然因百战功高，本已有骄蹇之态，一旦战事平息，住入繁华的大都市，经不起声色犬马的诱惑，都取了年轻的新欢，宴安鸩毒，目无余子，及卷入政治漩涡，又因缺乏政治素养，难免误事。言念及此，益觉秉政当国，用人行事的不易。
（二）
六月三十日我们一行在蒋总司令率领之下，自汉口专车北上。原拟迳赴新乡访问冯玉样，但冯氏来电约在郑州晤面。翌日早晨，我们车抵郑州时，冯氏已自新乡赶到，在车站迎接，握手相谈甚欢。
此时是七月上旬，中原天气已渐燠热。冯氏设午宴款待我们。我见冯身躯结实，满面红光，无丝毫病容。然他在宴会席上，仍频频咳嗽。望其人，听其声，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济深。散席后，我问李：”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微笑道：”他在扮戏！“
与冯小聚后，我们仍搭原来专车北上，冯则另乘一车随后。翌日，当车抵北平郊外的长辛店站，阎锡山、白崇禧等都亲自来迎。这是我和阎锡山第一次晤面。阎是中等身材，皮肤黧黑，态度深沉，说的一口极重山西土音，寡言鲜笑，唇上留着八字胡须。四十许人，已显苍老，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渠为山西晋北人，生于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据阎的同学程潜告我，渠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在朋辈之间，并不见得有任何过人之处。谁知其回国之后，瞬即头角峥嵘，驰名全国，为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民国初年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军等职，励精图治，革命军北伐至长江流域，渠即向国民政府输诚，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锡山为人，喜愠不形于色，与冯玉祥的粗放，恰成一对比。
我们一行抵平后，于七月六日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先生主祭，我和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我本人却在一旁肃立，虽对总理灵枢表示哀悼，但并未堕泪。窃思总理一生，事功赫赫，虽未享高寿，然亦尽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庙，也足慰总理和诸先烈的英灵于地下。抚棺恸哭，擦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我们到北平去，原以开北伐善后会议为标榜。当时参与会议的，计有：蒋总司令、冯总司令、阎总司令、李济深、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敬恒、李烈钧、戴传资和我，一共十一人。而事实上，并没有议事细则，更无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只是一个座谈会而己。说话最多的是吴敬恒，其次是戴传贤。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开了四天的会，毫无结果可言。吴敬恒屡于席上诙谐地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次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不过我由各种迹象推测，蒋总司令利用这场合来造成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地位，确实相当成功。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蒋总司令乃取出一份拟好的裁兵计划，阎、冯和我都一致副署，拟于五中全会时，作为议案提出。
蒋总司令驻节北平日子虽短促，但做了两件富戏剧性的事，令人玩味。第一件，他忽然以总司令名义通缉前曾历任国务总理和执政的段祺瑞。此公年迈，隐居天津，不问政治已有五年。门生满全国，革命军中将领均多呼段氏为”老师“。某次，我特对蒋先生说，段祺瑞不问政治已久，何必通缉他。蒋先生回答说，段为北洋军阀的巨头，不把他的威信打击一下，对我们国民革命很有妨碍。
第二件是关于蒋先生学历上的一段趣事。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象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先主实在是多此一举。
在北平除开编遣会议之外，其余时间则消磨于联络情感的社交饮宴。一次，冯玉祥作东，在故宫宴请中央要人和四个集团军的高级袍泽，与宴的凡百余人。酒酣耳热时，忽有百余位大小职员和工友排队走进餐厅前的天井里。与宴者均不知这群人究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
他们站定后，做主人的冯玉样乃起立发言说：我冯玉样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时，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冯氏越说声音越洪亮，大声问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直说，宣统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冯氏问毕，站在天井中的百余人都大声回答说：”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冯又大声问：”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众人又大声回答说：”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冯氏乃转身向众宾客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冯氏的话，引起哄堂大笑。那一大群”证人“遂又整队退出。一场喜剧才告收场。
一九五七年，纽约一位中国古董巨商曾到我家里闲谈。我把上述的故事告诉他，并问他，古董商场上有无冯先生出售古物的痕迹。他说，在若干年前，有一美国大古董商请他考证并估价一个长约一英尺、高约五时的中国式花舫，是整块翡翠雕琢而成的。人物生动，花草逼真，确是精致绝伦。他用放大镜细看，证实系乾隆朝代的贡品。据说，这宝物原属冯玉祥所有，这洋人用二万金元购得的。这位中国商人对我说，该花舫诚稀世的宝物，至少值十万元以上，原售主以两万金割爱，殊为可借云。
又抗日胜利后，我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孙连仲任河北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某次，我问孙说：”人们都传说，民国十三年冯先生携取故宫的宝物，据你推测，有无此事？“孙说，当时他任冯的卫队旅旅长，派部队保护故宫。后来听说，有一士兵误以为一只大铁箱里藏有金银，乃用斧头铁锤把它打开，发现其中贮藏的全系历代磁器，已震碎无余。至于冯先生曾否携带宝物出故宫一事，孙君并未作答。
不过，冯氏的为人也有殊足为人称颂的。据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氏和张作霖勾结，赶走直系首脑曹馄和吴佩孚后，奉张应玉祥约请，只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后问题。然直系倒台后，张、冯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冲突，无法协调，善后商谈，自然没有结果。因而在欢宴张作霖之夜，玉祥曾约其股肱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和孙岳（国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