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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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商谈，自然没有结果。因而在欢宴张作霖之夜，玉祥曾约其股肱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和孙岳（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密议，终无善策可循。胡、孙二人一致认为张作霖将为西北军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将噬脐莫及，故力主将张作霖即刻逮捕为质，然后出师驱逐奉军出关。冯氏以合作未逾匝月便下此毒手，将召物议。无奈胡、孙坚持，以为时机稍纵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辩论到最后，胡景翼竟代书手令，逼玉祥签字。冯氏拒不握笔。胡、孙二人，一执手令，一执毛笔，和冯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团团转，直如演戏一般。三人争辨彻夜，玉祥卒未下令，张作霖才能于翌日平安离京。孙连仲时任冯玉祥的卫队旅旅长，是晚因身负拱卫居仁堂之责，故能目击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抗战期间，我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连仲为副。偶尔闲谈往事，孙氏对我说来绘影绘声，听了为之捧腹不止。
（三）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最重要一项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可以断言，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
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开会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诒——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诒且已先行离平赴津。
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着，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冉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
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
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二章：编遣会议的纠纷
（一）
在北平方面的事务已粗告结束，蒋总司令便于七月二十五日启节南旋。冯玉祥与吴敬恒旋亦联袂离平。吴先生是冯玉祥约他到其军中小住的。冯氏素以刻苦耐劳、粗衣淡食出名，吴氏此次特地随冯前去，尝试其”苦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阎锡山、李济深、戴传贤和我也结伴专车南下，自平汉路转陇海路到开封小游。开封为冯玉祥驻节之地，渠以地主之谊，亲来车站迎接，并导游名闻全国的开封博物馆。其后，我们又同车到徐州，转津浦路返京，预备出席正在筹备中的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于八月八日在南京正式揭幕。会中，除一般党务议案外，最重要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便是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政治分会的设立原为蒋先生的意思，现在才施行数月，蒋又欲把它取消。冯、阎二人和一部分党中元老，如李煜瀛、张人杰等，则主张暂时保留。于是，由政治分会的存废而牵涉到党的理论问题来：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究系中央集权抑系中央和地方均权？蒋派人士主中央集权，李煜瀛、张人杰等元老则说，总理遗教地方自治理论中明白规定中央地方均权。后者主张有步骤的削藩，逐渐削减政治分会的权力，然后加以裁撤。如生吞活剥地加以撤销，恐怕要出乱子。这一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五中全会所通过最重要的决议，便是实行五院制，并推选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姓撼ぃ徊⒊闪⒈嗲参被幔璺ú眉跞睢�
蒋先生同时并发表冯玉样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我们三人长期住京。我曾向蒋先生建议说，我长期住京，决无问题。因为武汉政治分会可由程潜、胡宗铎、张知本各委员负责处理大政。第四集团军也可由参谋长代拆代行。但是我深深感到冯、阎二人绝难长住京畿，因为他们二人的军中大小事务悉由他们亲自裁决，参谋长形同虚设。他们二人不在军中，则军中一切事务都要停顿。强留他们长住南京，反不若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至于裁兵问题，我向蒋先生说，裁兵不难，裁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
因士兵均系招募而来，军中逃亡风气很盛，任何部队如停顿一年不招兵，则士兵人数便可能降至半数，如着意裁兵，则下降速度自更快了。至于下级军官，退伍后转业也不难，如强迫他们退伍，尚不致引起严重抗拒行为。而师长以上将领就不同了。军人到少将以上，便成为一纯粹的职业军人，正如一只桐油桶，除盛油外，别无他用。如对他们任意裁撤，而不予适当安插，他们兵符在握，必然不肯就范，那就反使中央为难了。
为今之计，莫若由政府提出一笔巨额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一则可以增长他们的见闻，再则可以作一旋回的步骤。他们回国后，可令入高级研究机关深造。其可继续任用的，仍给以军职，其不堪造就或自愿退伍的，则由国家优给退休金，使能优游林泉，或转务他业。国家所费虽巨，然亦革命军人于革命成功后，所应得的报酬。再退一步想，万一因裁兵不慎而招致内乱，所耗军费将更不止此数了。
蒋氏闻言唯唯，未置可否。其实，他这时已另有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断难裁减，至于其他各军，他意对第二集团军首先开刀，然后再及其他，庶可各个击破。
（二）
编遣会议表面上系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案而成立。会中设常务委员九人至十一人。蒋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等都是常务委员。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编遣会议举行成立典礼。嗣后连续开会达一月之久。
在这些会议中，蒋总司令便首先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但据当时中央的统计，各集团军的人数却以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余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蒋氏未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殊感不服，遂提出辩难。
冯氏首先提出裁兵的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他因而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人，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云云。
冯氏语毕，蒋先生便说，第一集团军也有编遣的计划。他要何应钦回答这一问题。何氏起立，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未提到任何具体方案。冯氏颇有不愉之色。此后不久，冯氏便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冯氏未称病前，阎总司令已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于回防，但又不便说出口。然此公工于心计，结果，蒋先生留他不住，勉强允许他回太原一趟，于是冯的内心更为着急，”病“也转剧。找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岭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
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孰知一日，冯氏竟秘密渡江往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蒋主席道别。
冯氏一去，所谓编遣会议，自然就无疾而终。仅就原先通过的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缓图编遣，大会乃匆匆结束。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三章：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一）
民国十八年发生的所谓”武汉事变“，事实上仅是蒋先生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在消灭异己的许多战争之一而已。
蒋先生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远在北伐刚完成时，似乎便已决定。十七年七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济深家里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阁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我问李济深，你看蒋先生所说的”新军阀“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蒋先生向来说话是不算数的，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我们分析之下，俱觉惊异。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计划以利禄引诱其部属，从事消灭异己的内战。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蒋先生的居心叵测。民国十七年秋季，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猖獗。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合伙，江西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京、沪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先生置若罔闻。一天在南京朱来访我，说，屡请辞去江西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我”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我告诉他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先生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见蒋先生，请他颁发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我们私下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先生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我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在诉苦说，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先生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蒋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着，终场未发一言。两人遂扫兴辞退。和朱培德同车回寓途中，我问朱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要我自两湖调兵呢？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我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先生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不解。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先生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我想蒋先生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我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九、十月间，江西东南地区共军攻城略地，恶耗频传。我迫不得已，再向蒋先生建议，请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先生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不料蒋先生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与土匪无异的共产党？我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上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我们如细推此语的涵义，实足发人深省。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我们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我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同志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