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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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是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育年千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乡长和街、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由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二十二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货，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各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任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藉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寮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祖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督。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路，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易。
民国二十三年，一日我问省财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末，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拉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民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广的机器，大都构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材。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连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
民国二十四年冬季，中共号称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窜，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县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民国十七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流审。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中共的武器、兵员究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共军队更不堪作战，时为共军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中共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据数十县。不过中央如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意欲利用共党为其消灭异己，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民国二十二、三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共军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他窜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结果。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调，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民国十六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事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民国二十三年九、十月间，共军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萧克率领之下，窜至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共军入侵。同时将本省常备军十四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共军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注：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桂系的最高指挥言白祟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己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在兴安县城外收客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佘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口，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一一编者注］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己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魄、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报纸俱有报导。因而CC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共军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窜入黔。我得报后即分电中央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建议将湘、黔边境道路彻底破坏，凭险防堵。因湘、黔边境多羊肠小道，一经破坏，共军即运动困难。中央军和我军再从后夹击，则湘黔边区便为远东共党的坟场了。孰知中央置若罔闻，其原因固然是中央别有企图，同时也可能是中央军实在不经打，与其见屈于共军，倒不如保存实力，慢慢跟进，以占领共军离去后的地盘。
二十三年底，共军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沦陷，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共军乃舍贵阳，北窜遵义。嗣后不久，蒋先生即偕顾祝同飞贵阳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