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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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与我本有多年友谊，不幸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的几位助选人——尤其是黄绍竑——曾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那时绍竑以笔名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攻击孙科的文章，揭发其所谓”敝眷蓝尼“事件。
蓝尼原是上海一位颇有姿色的交际花，一度也曾作过孙科的外室，并替孙科生了两个女孩子。但是战时蓝尼仍留居上海，并由不明途径取得了大量私产。因此在战后政府没收汉奸财产时，蓝尼财产亦在被没收之列。蓝尼不得已乃乞援于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孙氏乃出面为其缓颊，因而在孙氏为此事向战后上海当局所写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蓝尼“如何如何。这就是”敝眷蓝尼“事件的发端。蓝尼既是沪上交际名花，照片和新闻屡见报端，因而这”敝眷蓝尼“的新闻一经传出乃不胫而走，成为一时的花边新闻。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副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状态之下，孙氏以蒋氏的”黑马“身分一跃而出，那本有相当文学天才的黄绍竑便搬出这些老故事，写出新新闻，一时哄传，孙科为之尴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对我当然更不谅解。他对后来的竞选失败，本可淡然处之，唯独对此蓝尼事件，则永难冰释。所以在我接任代总统之后，他就乘机报其一箭之仇了。
孙科之外，我还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便是cc系对我的反对。该系领袖们从未体会到我之出任代总统实为政府图存之必需；他们只觉得蒋去李来，却是”桂系“在中央夺权运动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为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对我都要杯葛一番。因此在蒋氏幕后示意之下，cc系乃联合孙科一帮，对我进行打击。打击我的第一着便是把政府南迁。
在此紧急关头，如政府突然搬家，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但是不管我如何反对，在蒋先生下野之后，孙科还是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了。未几立法院亦随之摒挡而去，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所幸那时尚有大批颇识大体的立法委员，仍愿留在南京，与我同其甘苦。
我们的政府既然形成宁穗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我真为之伤透脑筋，因此我在把政府中急务稍清之后，并在等待共方回信时期，乃以南巡为名，于二月二十二日亲飞广州。抵广州机场时，孙科和陈立夫二人皆在机场接机。当晚我便和孙氏作竟夕之谈。我用温和而坚定的口吻，要孙科把政院各机关立刻迁回南京。最初孙氏还说：”在敌人的炮声隆隆之下，我们怎能办公呢了“
”哲生兄，“我说，”抗战八年，哪一天我们不在敌人炮声隆隆之下办公呢！？“
孙科终为我的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答应把行政院迁回南京。二月廿五日我乃绕道桂林、汉口还都。孙科亦于二十八日迁返，这样才结束了一场小小的府院之争。只是那时仍由CC系掌握的”中央党部“则仍留广州，拒绝北返。
（三）
孙科在和我闹那点小蹩扭期间，他显然是错估了当时国内政局的客观形势。他的不顾大局的行动，当时颇为一般立法委员所不满。孙氏固为立法院之前任院长，但是这时竟有立委鼓躁要投孙氏不信任票。孙氏为此颇感尴尬，乃向我递辞呈。我把辞呈送回，并劝他和我和衷合作共济时艰。但是三月七日他再度坚辞。那时既然大部立委也认为孙科非济乱之才，我也就只好让他辞职了。
但是遴选一位孙氏继任人亦殊属不易。几经考虑之后我决定邀请何应钦将军担任斯职。何氏原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那时刚自纽约卸任归来。我要白崇禧和吴忠信二人专程前去劝请，然为何氏拒绝。三月九日我又亲自赴沪登门邀请，但是何氏坚拒如故。可是我以我们二十二年前，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次下野时，我二人在南京共撑危局的旧事说动他。
”敬之兄，“我说得极为诚恳，”历史现在正在重演。蒋先生二度下野，南京又已危如累卵。你能忍心看你以前的老同事今日独撑危局而无动于衷吗？“
何应钦似乎颇为我的诚挚言辞所感动，他答应帮忙，但在蒋先生点头之前，则不敢妄动。我乃立刻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蒋家请示。蒋说：”请德邻兄自己安排罢。我是位退休之人，何能代作主张呢？“
何氏闻言，更加不敢遽出，请我收回成命。我乃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亲往溪口向那位”退休之人“再为请示一番，最后何氏才接受了我的任命。
何应钦虽然终于衔命出山，但是我二人为组新阁，还是伤透脑筋。新阁员——尤其是财政部长——如何遴选呢？前财长徐堪请辞，不愿复任。我们希望报请陈光甫或张公权这两位沪上金融巨子，能出任财长，但是他二人都婉拒了。我们再请他二人推荐，最后他们才提出刘攻芸。刘氏时任中央银行总裁，颇为蒋氏所信任。我未识其人，亦未闻其名，但他倒是何之旧交，他总算是接受任命了。
可是我自沪回京之后，却又发生了另一个辞职事件，此辞呈来自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为补吴氏遗缺，我想请翁文灏出任。但我又有点迟疑，因翁曾任行政院长。按中国官场惯例，以相国之尊来屈就秘书长，似与体制不合；但我还是决定一试。谁知出我意料，翁氏竟然一口答应了。文灏说：”只要还能替国家做点事，我决不迟疑。国家今日已残破到如此地步，我还能谈到什么个人委屈与否呢？“
我对刘、翁二人之毅然出任，真具由衷之敬意，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家抽身之不暇，谁还想投身政海呢？他二人之不计个人利害，毅然而来，真是全凭一腔爱国热忱。谁知翁氏接篆未几，蒋氏便密派私人予以面斥并出语下流。此人说翁氏一辈子安富尊荣，都为蒋氏之所赐，如今旧主刚才退休，翁氏便卖主求荣，投靠桂系，实为无耻之尤云云。翁氏为之气愤不已。其后翁氏卒于一九五一年投奔中共，可能便是受蒋氏这种狭隘心肠所刺激的结果。
为参加此新阁，刘攻芸后来亦备受磨折。五十年代之初，刘氏退休于香港，想向台北外交部申请出国护照，外交部以刘为要人，不敢轻发，乃将此事上报。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当蒋先生看到刘之申请书时，曾拍桌大怒，说：”刘攻芸是投靠桂系的反动派！“因此刘的护照也就拿不到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终于组成新阁，并将新阁名单咨请立法院认可。立法院乃以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的绝对多数，正式通过。
新阁阁员名单如下表：
行政院长：何应钦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长：叶公超（代）
财政部长：刘攻芸
国防部长：何应钦（兼）
总参谋长：顾祝同
教育部长：杭立武
审计部长：林云陔
新阁成立之后，立刻便有两大急务待理：第一、组织正式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第二、谋求内部安定团结，以便从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并加强江防。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我方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个代表团抵平以后，共方亦指派林彪、董必武、叶剑英为代表和他们谈判；中共广播亦明白表示愿意与政府和谈，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我自广州飞回南京以后，乃立刻召集留京各同志商讨对策。我们在会中决定了对共和谈三项原则如下：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在新阁成立之后，我便授权行政院长，根据此三原则与共方交涉。何应钦在和蒋氏通过电话之后，乃指派张治中为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团员包括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当何氏将此名单呈交总统府时，我在名单上又加一刘斐。张治中随即去溪口向蒋先生请示，并将全部名单电告对方。三月二十六日，共方亦在北平指派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织一正式代表团与政府代表和谈。并提出四月一日为和谈正式开始日期，和谈地点便是北平。
在我方代表团启程前夕，我又召集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和张治中等人聚会，并提议组织一小组委员会来指导和谈。此一小组委员会成员除我之外，有委员十人。十人名单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童冠贤。孙科这时已不在南京，但是我们还是选了他。四月六日，何应钦又专机飞往广州，将这一小组委员会名单交国民党中常会止式认可，以示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绝对一致的和衷合作。
（四）
当何应钦新阁正在安排和谈之时，我在外交方面也在加强联系。我就任代总统之后，便立刻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问他苏联政府能否帮助中国政府停止内战。以前我就听说蒋先生在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间亦尝作此努力。据说一九四五年底蒋曾遣其长子经国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斯大林为此曾提出先决条件，要中国与苏联订一中立条约；并由中国方面组织联合政府，如此则苏联自当支持中国政府云。这两项条件据说为蒋氏所拒绝。
但是在一九四六年蒋又向苏方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斯大林的意见；他自己亦有意访苏。斯大林为此曾遣专机到中国迪化（乌鲁木齐）来迎接＇注：上面这个关于斯大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的故事，是根据模糊的记忆写成的，这个故事是罗申亲自告诉我的，没有文件证据。因此，要查对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材料，才能进一步证实。—作者注＇，并训令苏联驻华大使善为安排。罗申告我他本人当时便是承命办理此事的。可是当专机抵迪化之时，他曾想晋见蒋氏，但蒋拒绝接见。不得已罗申乃找经国另作安排，盖经国原来也是我方的接头人，可是经国闻讯则避往上海；罗申又追踪至上海，但是大城之内人海茫茫，当然找不到经国踪影，只好作罢。苏联专机也只有空机飞返了。
据说斯大林为此事至为愤怒，乃训令苏联驻华使领人员对中国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可是当国共内战国军在东北受挫之后，蒋氏又向苏联重申前约，并将以前的爽约归咎于经国的安排失当。当罗申电报斯大林请示时，斯大林复电说，既然蒋介石有欠诚实，罗申不必再理他便了。
罗申因而向我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罗氏的语气既如此尖酸，我也就未再多说了。
我深知苏联的用意。过去三年苏联对华的要求便是万一苏联对外发生战事，中国方面应严守中立。如今我们面对中共的继续进攻和一个中国中立条约，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如何，我再嘱甘介侯去约罗申一谈，但是此时罗申已高抬身价；斯大林亦不再以中立中国为满足。他要求的是一个真正的中苏合作。他要求中国为表示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当甘君为此要求回来向我请示时，我便告诉他苏联此项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我要他告诉苏方，中国政府今后对外政策将不分轩轾，对所有友邦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任何一国。但苏联大使则冷然见告，以后的中苏关系将端视中国是否能接受苏联条件为依归，他无可述。
就在此同时，我又派甘介侯去见美国大使，希望美国能发表一件支持我政府的书面声明，如此则对我们在将来和谈上利用苏联的影响，强迫中共勿走极端，将大有裨益。不幸这件小往还，于数月之后，被美国误载于其国务院所发表的《白皮书》。白皮书上有关此事的报导如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代总统派一代表来见司徒雷登大使，要求美国发表一件支持〔中国政府〕的书面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发生接触。中苏双方已拟出一件三点协议草案。该件已由苏联大使于数日前携往莫斯科矣。该三点协议是。（1）中国在将来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2）将美国在华势力削减至最小限度；（3）中苏之间建立一真正合作基础。李将军对此三点，原则上已完全同意。但是李氏觉得在他与苏联作此项交涉时，如美国政府能发表一公开援华声明，对其交涉将大有帮助。（原文译自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所发表之《白皮书》第二九三页）
这一错误报导，可能是由于美国外交人员当时过分敏感所致。另一可能则是中国若干方面为促使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而发出的谣言亦未可知。然就我个人记忆所及，我和苏联的接触只限于上述我与罗申的简短谈话。在一九四九年中我绝未与苏联方面有何正式接触也。
对苏恢复友好既已无望，我们的外交活动则限于对美一方。我与司徒大使经常保持接触。司徒为我老友，我们一向相处十分友善。当我还在北平期间，他便常来我处吃饭，我有时也被请去燕京大学相聚。我和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也很熟悉。傅氏也是我行营中的常客。
从在当年北平我便和司徒雷登讨论到美援问题。每提到美援，这位未来的大使便总是说中国贪污问题太严重，美援只能助长贪污。后来蒋氏退休，我在南京又向他再次要求，希望他能说动美国政府贷我五亿美元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我并强调说蒋介石今已辞职，中国政局大变，我担保我们今后对美援运用会更为有效。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