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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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之时，我与美方接触亦进入高潮。我虽明知美援无望，但我还是希望至少美国会给予我若干道义上的支助。在四月中旬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要求司徒大使能在他的大使馆内，为我举行一个茶话会。表面上以我为主客，使英法两国大使作陪。司徒总算对我还不错，茶会是如期举行了。英法大使亦应邀在座。会中我起立致辞。〔刚按：据司徒雷登回忆录，此一茶会举行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应邀参加者有英、澳、加拿大三国大使。加拿大大使迟到，法国大使并未参加。见司徒着《中华五十年》，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三一页。李宗仁先生作此回忆时，身边无片纸原始记录足资参考，笔者遍搜有关资料，亦未有法国大使参加之记录。李氏记忆，显然有误。〕
在发言中我首先说明，中国政府有鉴于人民所受内战之痛苦，已经着手与共党开始和谈。我们希望此和谈能达成协议，以便中国能步入民主建设之途。我并强调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西方民主国家便一直为竭堵共产主义而努力。可是二次大战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已控制东欧，现正在西欧进行冷战。我因即席发问道：”如今西方列强正在西方建立一条防堵红潮的大堤，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同样的红潮在远东泛滥成灾而不稍顾。这样能算是有智慧的办法吗？“
我又说，中国现政府如果崩溃，我相信整个远东亦将随之不保。我希望西方国家能注意这件事实。今日中国实是今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契机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内乱，而对这一内乱漠不关心。我在谈话结尾时更强调，在目前我政府无心向西方列强要求物资援助，但我希望在座诸位能将鄙意转达贵国政府，至少应给予我若干道义上的支援。我更希望三国大使能联名发一支援中国的共同声明，对今日正在进行中的国共和谈表示关心，并希望和谈能够圆满结束，庶几和平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可以永系不堕。如果三国政府能发此声明，势将对我政府和谈代表其有莫大之鼓励，同时也使插手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分子知所警惕。
在我辞毕就座之后，我一直盯着司徒大使希望他能支持我的建议。谁知司徒此时却使出一般政客的滑头办法，他避开我的眼光，转向英国大使，要英国大使为他们三人代致答辞。英大使乃起立略说数语，用辞极为审慎而不着边际，把我所说的各项问题都含糊过去，这便使我想到西方列强对中国政府之崩溃是决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了。
在此同时，我更试图与美国政府直接接触。其时我驻美大使为顾维钧。顾为一小心翼翼的政客，一切以蒋氏的指令为依归。白崇禧曾一再向何应钦和我建议，撤换顾氏，但是何氏则顾虑万般，未得溪口许可之前，不敢轻动。话说回头，那时我们纵使能换掉顾氏，而另派高明而有责任感的外交官，实亦无济于事，因为那时的美国政客早已下定决心，眼看我们一步一趋走进地狱，而不加理会了。
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在蒋我交递期间，国内情势大变，一剂美援，便可奏实效。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便向中国人民保证实行民主改革；在蒋氏下野之后，一般人民都希望政府中的贪污、腐化与无能，亦随之而去。在我主政的两个月之中，全国也确实气象一新。假如那时美国的总统和国会内的领袖们具有远见，能及时转变对华政策，予我经援，来竭止通货膨胀，则国事未始不可为。如此则在军心、民心同时复振之下，我们一面巩固江防，一面实行民主改革，双管齐下，这样我们对共和谈，亦未尝无成功希望，至少我们仍可为半壁河山，保持自由。
那时我断未想到华府的决策人，是若斯其短见。他们真的未吭一声气，便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大陆，被共党席卷而去。在占领中国大陆之后，共产党顿形强大，不期年，他们就胆敢发动高丽战争了。
可是我今日试一回顾，对美国的援助，反觉不寒而栗。想来我之碰着这批无经验的美国政客——这批但能维持现状而无应变之才的美国政客，我是幸运了。那时如果他们也和斯大林一样的狡狯与残忍，善于在国际争端中混水摸鱼，中国可能就被他们彻底毁灭了。试思那时美国如以全力援我，使我与毛泽东划江而治平分中国，则中国势将沦入亦如今日之南北韩、南北越、东西德乃至寮国、老挝一样悲惨的命运。南华恃美援，北华靠苏联过活。双方俱无法获得完整之独立，而却于两面旗帜之下，自相残杀。以六亿人口之大国，而陷入若斯惨境，其情形当较上述诸小国，更惨痛万倍。祸国殃民之余祸，那真是子子孙孙，百世不能改了。试思中国果真陷入此一绝境，则我岂不成中国民族史上之千古罪人！？
今日中共政权虽为求实现共产主义之速效而不惜残民以逞，然中国至少已十年无内战。大陆上的物质建设亦颇有可观，足使西方列强对国人另眼相看。在西人眼中，今日中华民族究为一富于智慧之民族，不久将来定为世界首强之一，足使他们既敬且畏。成功不必在我，不论谁人当政，而国家元气未伤，终有可为。言念及此，我个人虽失败去国，偷生异域，然亦殊觉心安理得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七章：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下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三十七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三十八年一月一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账，结果并无账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后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危局，我曾数度就商于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失守，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二月十六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三十八年二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