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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亡天下:南明痛史(全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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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无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时间内,吴三桂在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徘徊逡巡,开始进行了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从感情上讲,从民族情绪上讲,吴三桂投靠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又能“父子封侯”,自然是上佳选择。确实,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为明王朝血拼。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遁,崇祯帝也未加以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廷新旧交迭之际发动进攻。纵使日后清军重军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但是,一俟明朝社稷无主,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冷静下来思考,确实一时难以定断。向从来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未有血怨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影响吴三桂本人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欲向江南争半壁(3)

  不仅时人这样想,吴三桂本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而且大家皆是想当然: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军在辽东血拼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一切的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不少人被俘变节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曾经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而后,在皇太极本人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的同时,还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朝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丝毫不贰。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作“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一直没闲着,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李自成政权的违背常理,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炸: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有可能一去无回!趁着自己手中仍旧有一支生力军作本钱,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个忽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而后的一切,“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成清廷鹰犬。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全然大变。

  李自成在山海关“亲征”大败后,只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日,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天下。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瞠目结舌之余,好在迎接人群中为首的前明官员脑子快,将错就错,把清朝王爷多尔衮迎入武英殿。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甫进京城,多尔衮很会随机应变。他以“为明报仇”为名,为崇祯帝发丧,并把前明大臣陈名夏、冯铨等人招致幕下效力,大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要把被农民军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不久,由于多尔衮宣布北京士民要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后剃发,引起极大反感,在京汉官纷纷上疏,竭力反对。深知自己立足未稳,多尔衮暂时收敛怒气,一个多月后下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让各级汉官尽快办公视事,为清朝新政权服务。

  但是,多尔衮暂时的收敛,为日后“留发不留头”埋下了伏笔。剃发这种民族歧视之举,后来更掀起血雨腥风。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乡绅士兵纷纷起事,誓要灭“流贼”,复明朝。短时间内,数十个州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

  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明成祖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前顶秃剃,一身疙瘩襻奇装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呜鸣而来,处处血光,不得不让中原汉人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大顺军李自成方面,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1644年阴历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入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欲向江南争半壁(4)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慢,仅仅十几天功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在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当属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所有这几支军队,皆是能拉出一战的部队。除此以外,郑芝龙家族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还是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势力也不能小觑。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族,一直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敢战的少数民族士兵。数量可观的军队和广大的地区,为明王朝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具有广大深度的回旋空间。

  南京,从地理位置上讲,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蟠,又有长江之险,文物繁多,田野富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况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定鼎天下,使得南京本身就成为一处极具政治象征的城市。它不仅北有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均有天险做凭恃。特别是南通往下,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让人顿起插翅难渡之感。再往北推,淮河本身可作为一道大的天然防线。如果南明政权真有远见,凭临淮河,步步北推,即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如此,自荆汴直凭锐铎,自可扫清河朔。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涌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政权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的时期拥有更多的复明条件。

  依据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再怎么不行,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个江南半壁,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

  恰当机会中的不恰当人

  ——弘光帝即位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官员们忧急万分,非常想知道崇祯帝及其三子的下落。

  本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率兵渡江“勤王”,但有消息说崇祯帝已经乘舟入海南下,大家只能按兵不动。不久,忧喜参半的南京官员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帝已经自缢殉国。如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拥立一个新君,以此作为恢复大明朝的政治象征。

  在南京,最有实权的,当属手中握兵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其次是南京守备太监,再次是提督南京军务的勋臣。以史可法为主,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明臣展开了立新帝的大讨论。

  崇祯帝已经“龙驭宾天”,他三个儿子仍旧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要保证皇位继承有人,否则天下群龙无首,就谈不上重整旧河山。

  立君这个大问题,有些只靠把史书翻译成白话的“畅销书”的“作家”们,认为:“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统早就乱了大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因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相搏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肆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言至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为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欲向江南争半壁(5)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是当年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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