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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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贱，而使奏其猖狂之论。轼亦自忘其不肖，而以为是两汉之主所孜孜而求之，亲降色辞而问之政者也。其才虽不足以庶几于圣贤之间，而学其道，治其言，则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际，非所以施于此也。
轼闻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时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虽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时人莫不贪利而不仁，秦虽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汉之衰也，时人莫不柔懦而谨畏，故君臣相蒙，而至于危。东汉之衰也，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故贤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乱。夫时者
，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故轼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于下执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此二者，时之大患也。
何谓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则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从事，而不困于绳墨之间，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乱。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昔者汉高之时，留侯为太子少傅，位于叔孙之后，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为诸侯相，天下有缓急，则功臣左迁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欢，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于自疑。自疑生于多私。惟天下之无私，则能于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则？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间，奸臣执政，政以贿成，德宗发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请，莫有获者。然天下否塞，贤愚不分，君子不以为能也。崔佑甫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亲旧。或者以为讥，佑甫曰：“不然。非亲与旧，则安得而知之？顾其所用如何尔。”君子以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远虑者，皆任法之过也。
何谓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昔者圣人之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济也。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自尧舜之时，而伯夷、后夔、稷契之伦，皆不过名一艺办一职以尽其能，至于子孙世守其业而不迁。夔不敢自与于知礼，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种。至于三代之际，亦各输其才而安其习，以不相犯蹿。凡书传所载者，自非圣人，皆止于名一艺办一职，故其艺未尝不精，而其职未尝不举，后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于汉，其君子各务其所长，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记，武、宣之际，自公孙、魏、邴以下，皆不过以一能称于当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无忽于小。小者乐其小，而无慕于大。是以各适其用，而不丧其所长。及至后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艺自名，而欲尽天下之能事。是故丧其所长，而至于无用。今之士大夫，其实病此也。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终于不可行，而世务因以不举。学者莫不论天人，推性命，终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许太高，而措意太广。太高则无用。太广则无功。是故贤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听其言，则侈大而可乐。责其效，则汗漫而无当。此皆好名之过。
深惟古之圣贤，建功立业，兴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观，不若今世之因循卤莽。其故出于此二者欤？
伏惟明公才略之宏伟，度量之宽厚，学术之广博，声名之炜烨，冠于一时，而振于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则天下奔走而趋之。则其愍时忧世之心，或有取于斯言也。轼将有深于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轼再拜。
《上刘侍读书》
轼闻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阴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而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夫气之所加，则己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纳其至繁，而不为之乱，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享其至乐，而不为之荡。是气也，受之于天，得之于不可知之间，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万物之上，非有君长之位，杀夺施与之权，而天下环向而归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败者，世之所谓不幸者也。若无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谓天幸者也。夫幸与不幸，君子之论，不施于成败之间，而施于穷达之际，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气不能守其才，则焉往而不败？世之所以多败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论其气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轼非敢以虚辞而曲说，诚有所见焉耳。
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则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于人，则群起而争之。天下有无穷之利，自一命以上，至于公相，其利可爱，其涂甚夷，设为科条，而待天下之择取。然天下之人，翘足企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进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则众指之矣。迁者不容于下，迁之者不容于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执五寸之翰，书方尺之简，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压百吏，而为之表。犹以为未也，而加之师友之职，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东障崤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则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堇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奋臂而取两制，不十余年，而天下不以为速。非有汗马之劳，米盐之能，以擅富贵之美，而天下不以为无功。抗颜高议，自以无前，而天下不以为无让。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无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气之过人者，则谁实办之？
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不宣。轼再拜。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轼再拜献书昭文相公执事。轼得从宦于西，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齐之，其势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随欹而拄、随坏而补也。然而其事宏阔浩汗，非可以仓卒轻言者。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然而不知昊贼之遗种，其将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时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轼所不识也。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橐。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
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长役及十千，乡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谓一分者，名为糜钱，十千可办，而其实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科役之法，虽始于上户，然至于不足，则递取其次，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自近岁以来，凡所科者，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免焉，民之穷困亦可知矣。然而县官之事，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不能六百分，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レ发赃弊者愿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独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纯被于衙前也。民之穷困，又可知矣。
今之最便，惟重难日损，优轻日增，则民尚可以生，此轼之所为区区议以官榷与民也。其详固已具于府之所录以闻者。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就使为全失二万，均多补少，要以共足，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
轼以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为千万年之计者，必不肯以一转运使之所能办，而易贤将帅之所畏。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乃者变易茶法，至今以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顾，行之益坚。今此事至小，一言可决。去岁赦书使官自买木，关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向非相公果断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许，幸而许，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诸郡，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然后监司类聚其说而参酌之。比复于朝廷，固已期岁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
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然窃以为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山陵之功，不过岁终。一切之政，当讫事而罢。明年之春，则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岁，必将首行王道以风天下。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当复以闻，则言之今其时矣。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
轼于门下，踪迹绝疏。然私自揆度，亦似见知于明公者。寻常无因缘，固不敢造次致书，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于流俗人之议，以为迹疏不当干说，则是谓明公亦如凡人拘于疏密之分者，窃以为不然，故辄有所言不顾，惟少留听。
轼于府中，实掌理欠。自今岁麦熟以来，日与小民结为嫌恨，鞭笞锁系，与县官日得千百钱，固不敢惮也。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或布帛恶弱，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滓溃烂，纽计以为实欠；或未输之赃，责于当时主典之吏；或败折之课，均于保任干系之家。官吏上下，举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于条宪，势不得释，朝廷亦深知其无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以为不信，而考诸旧籍，则有事同而先释者矣。曰：“此有钱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邪？
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辈，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条，二百二十五人，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余炭铁器用材木冗杂之物甚众。皆经监司选吏详定灼然可放者，轼已具列闻于本府。府当以奏，奏且下三司，议者皆曰：“必不报，虽报，必无决然了绝之命。”轼以为不然。往年韩中丞详定放欠，以为赦书所放，必待其家业荡尽，以至于干系保人亦无孑遗可偿者，又当计赦后月日以为放数。如此则所及甚少，不称天子一切宽贷之意。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不问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无疑也。伏惟明公独断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亦使赦书不为空言而无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安师孟书》
辱书，为贶过厚。吾子自以美才积学，取荣名于当时，所宜德者，平生之师友，朝夕相与讲学者也，如轼何与焉。然吾子之于轼，其得失休戚，轼所宜知。何者？其势足以相及也。向也，闻七子者之失，然如轼之有失也。既乃闻吾子之得，则亦如轼之有得也。今吾子书来，以为自为喜者少，而为轼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见爱也。然彼七子者，岂以一失为戚哉。彼将退治其所有，益广而新之，则吾犹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骄，而日知其所不足，则轼之所得，又将有大者也。
《与曾子固书》
轼叩头泣血言。轼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窜，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
轼再拜。近得秦中故人书，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轼往岁官岐下，始识传，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