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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

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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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章以别之,朝觐位著以严之。名非不相闻也,而见必以赞。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屦以为安,饮食以为养,此足以为父子矣。圣人惧其相亵而至于相怨也,于是制为朝夕问省之礼,左右佩服之饰。族居之为欢,而异宫以为别。合食之为乐,而异膳以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亵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为夫妇矣。圣人惧其相狎而至于相离也,于是先之以币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庙,而终身以为妾。昼居于内,而君子问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为党,急难以相救,此足以为朋友矣。圣人惧其相渎而至于相侮也,于是戒其群居嬉游之乐,而严其射享饮食之节。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摈相之诏礼。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绍介之传命。此所以久而不相渎也。

天下之祸,莫大于苟可以为而止。夫苟可以为而止,则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妇之相离,朋友之相侮久矣。圣人忧焉,是故多为之饰。《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圣人所以长有天下,而后世之所谓迂阔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贲。”尽矣。

《王者不治夷狄论》

论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书“公会戎于潜”。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过于《春秋》。

凡《春秋》之书公、书侯,书字、书名,其君得为诸侯,其臣得为大夫者,举皆齐、晋也。不然,则齐、晋之与国也。其书州、书国、书氏、书人,其君不得为诸侯,其臣不得为大夫者,举皆秦、楚也。不然,则秦、楚之与国也。夫齐、晋之君所以治其国家拥卫天子而爱养百姓者,岂能尽如古法哉,盖亦出于诈力,而参之以仁义,是亦未能纯为中国也。秦、楚者,亦非独贪冒无耻肆行而不顾也,盖亦有秉道行义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于纯为夷狄也。齐、晋之君不能纯为中国,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向焉,有善则汲汲而书之,惟恐其不得闻于后世;有过则多方而开赦之,惟恐其不得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于纯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则累而后进,有恶则略而不录,以为不足录也。是非独私于齐、晋,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见中国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纯者,足以寄其褒贬,则其纯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如《春秋》。

夫戎者,岂特如秦、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书之曰“公会戎于潜”,公无所贬而戎为可会,是独何欤?夫戎之不能以会礼会公亦明矣,此学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说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而欲行之,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仲尼深忧之,故因其来而书之以“会”,曰,若是足矣。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观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谨论。

《刘恺丁鸿孰贤论》

论曰: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

东汉刘恺让其弟荆而诏听之。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鸿乃就封。其始,自以为义而行之,其终也,知其不义而复之。以其能复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其论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诡激之行兴矣。若刘恺之徒让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范氏之所贤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尽者,请得毕其说。

夫先王之制,立长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国,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天下之通义也。夫刘恺、丁鸿之国,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将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虽其弟之亲,与涂人均耳。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为法也,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皆非所以为法也。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轻其先祖之国,而独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礼,绳之以法,而恺之罪大矣。

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安、顺、桓、灵之世,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韦玄成以侯让其兄,而为世主所贤,天下高之,故渐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为无能而摈之。则丁鸿之复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谨论。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论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

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大,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若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谨论。

《形势不如德论》

论曰:《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未尝不以藉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欢然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其善可得而赏,其恶可得而罚,其谷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当此之时,君臣之势甚固。及其一旦溃然而去,去而不返,则为寇仇。强者起而见攻,智者起而见谋,彷徨四顾,而不知其所恃。当是时,君臣之势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刘颂所谓“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此以人为形势者也。然周之衰也,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几也,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

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于仁义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

夫三代、秦、汉之君,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不可谓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虑。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谨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论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途之人皆可以为礼。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说;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杀伤。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而范晔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法令亟易”。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谨论。

《既醉备五福论》

论曰: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独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贵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贫贱劳苦者,天下之所同恶也,而小人独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贫贱劳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独享天下之大利而不忧,使天下为己劳苦而不怍,耳听天下之备声,目视天下之备色,而民犹以为未也,相与祷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长有吾国也。又相与咏歌而称颂之,被于金石,溢于竹帛,使其万世而不忘也。

呜呼!彼君子者,独何修而得此于民哉?岂非始之以至诚,中之以不欲速,而终之以不懈欤?视民如视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贤者,是谓至诚。至诚无近效,要在于自信而不惑,是谓不欲速。不欲速则能久,久则功成,功成则易懈,君子济之以恭,是谓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于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于此矣。

《既醉》者,成王之诗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说者以为是诗也,实具五福。其诗曰“君子万年”,寿也;“介尔景福”,富也;“室家之”,康宁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终”,考终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乐,而天下安之,以为当然也。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将有以致之。不然,民将ツツ焉疾视而不能平,又安能独乐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独言民之闻其作乐见其田猎而欣欣者,此可谓知本矣。谨论。





●卷四十一
◎论十九首
《易论》

《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也。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尽心也,然《易》始于八卦,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数,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此高论之士所以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开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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