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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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的演出，最不合时宜的那是我的父亲解洪元。他患有深度近视，目力不辨丈余，演出结束急匆匆奔向后台寻找眼镜想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等挤过几重人墙重返前台，刚刚站到前排，大幕正徐徐闭合，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成了父亲一辈子都难以释怀的憾事。
小剧场演出后，全体在中南海食堂用夜宵，谁都想不到的是周恩来总理站在食堂门口迎接。丁是娥抢前一步：“总理，您辛苦了。这么晚还在等我们！”甜甜的声音里溢出了激动与感佩。总理笑眯眯地说：“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嘛，应该的。”
离京前夕，周恩来总理单独接见参演演员。在与总理的对话中，丁是娥显得落落大方，一点也不拘谨，她甚至故意问总理：“总理，您看我们的戏，能看懂吗？”
总理回答：“看得懂看得懂，我过去在上海呆过。”复又以行家的口吻说：“《罗汉钱》的音乐是不是吸收了苏滩的曲调？”
丁是娥觉得，她面对的不是威严的首长，而是懂戏的老师和温厚的长者。心底里的那一份感动是真诚的，由衷的，谈话一旦深入到音乐，所有的人都没了拘束，丁是娥更是把旧社会从艺的经历诉说了一遍。
周总理记住了这位清彦大方、聪慧得几近狡黠的丁是娥，之后，在上海数度和丁是娥相遇，1958年还把她入党的消息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鼓励丁是娥：
“我们党又多了一位新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呀！”
毛主席观剧，周总理接见，还有什么比得上此行的辉煌呢？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天地一下子宽广了许多。在北京逗留期间，田汉与安娥曾去华东地区代表团住处看望大家。解放前，他们夫妇看过丁是娥演的戏，并曾在九星剧场后台见过面，此时，田汉身为中国剧协主席、文化部戏改局局长，俨然是一位高级领导，但他未脱当年“田老大”的秉性，丁是娥更是他乡遇故知，热情如火，重叙旧谊。田汉直言：“一个好演员一定要有几部自己的看家戏。”响鼓不用重锤，聪明人一点即通，田汉的话在丁阿姨心中落地生根。应该说，《罗汉钱》就是丁阿姨的看家戏。
北京之行，上海沪剧团收获甚丰：丁是娥、石筱英获演出一等奖；解洪元、筱爱琴获二等奖；邵滨孙也获奖状；同时，剧团还获《罗汉钱》剧本奖、团体演出二等奖以及音乐奖状。返沪后，于伶已接替夏衍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他鼓励丁是娥：
“你这次会演得了奖，等于苏联的功勋演员啦！”
那个时候，正是唯苏是瞻的年代，功勋演员是多么崇高的评价啊！
1953年2月3日，国营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成立，流泽任团长，副团长解洪元。流泽既是市文化局科长，又兼任几家国营剧团的团长，所以人民沪剧团的主要事务还是由副团长负责。同年10月，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部分人员参加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演出，解洪元是副团长之一。
丁是娥终于在实践中认可了解洪元，赴朝前，父亲解洪元喜出望外地和丁是娥阿姨一起去领了结婚证。他们既不办酒，也不分糖，甚至连结婚照都免了，但在演艺界依然成为一大新闻事件。
新闻传入顾月珍的耳朵，只是事实印证了推测。情人终成合法夫妻，绯闻将从此不翼而飞，这原本就是意料中的事，但对于顾月珍来说依然如一个响雷，不怨天不怨地，这张结婚证本是她自己拱手让出的，让出之时是那么理直气壮，原以为时间可以医治创伤，哪知两年过去了，她那颗破碎的心更加碎不可缀。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双手捧出的一片冰心，对方不但不珍惜，还会不屑一顾地连玉壶也一起给砸了？对于丁、解关系，顾月珍老是会联想起猫与老鼠，解洪元的日子会好过？但不好过他也愿意与丁一起过。这又为什么？顾月珍有许许多多“为什么”，全是不解之谜。她看不懂社会，看不懂他人，也想不通自己：法律斩断夫妇关系两年了，自己还是那么放不下解洪元。理智告诉她，他们之间已没有关系了，可情感并不理睬，依然牵肠挂肚地想着他！这大约是她真正的悲哀吧？
1951年的秋冬，努力沪剧团因演出《好媳妇》、《桃李满天下》等进步戏名重上海滩，赢得上海市文化局的关注，却无法留住广大的沪剧观众。追求进步、坚持革命的正确道路，却危及了剧团的生存。到了年尾，几乎所有的戏院老板都对努力沪剧团闭门不纳，这就意味着1952年的春节全团上下将坐在家里剥手指甲。对于剧院老板只认铜钿不认人的做法，顾月珍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明星大戏院的老板私底下绘声绘色地对人说：“我接纳‘努力’，蚀掉四千大洋。”说罢还夸张地伸出四根手指。
第四部分第14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3）
一个剧团要生存，每个家庭要生活，无论怎么样她这个团长都得找一家戏院演戏，把票卖出去才有收入，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万般无奈，顾月珍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救星共产党。这是她第一次忐忑不安地走进市文化局，没想到在楼道里遇见一个和蔼的中年人，没等她开口他先问上了：“您是顾月珍同志吧？”
她停住脚步，望了望对方，觉得似曾相识却又有些生疏，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中年人笑眯眯地自我介绍：“我叫于伶，在文化局工作。我看过您演的《王贵与李香香》。”
于伶？不就是文化局长吗？顾月珍脸上飞起两朵红云，垂下密密的睫毛，遮掩眸子流露出的局促和慌乱。一般地说，当演员的个性外向的多，可偏偏顾月珍不善交际，不长辞令，尤其是面对位高权重的官员，常常闪避不及手足无措。心里清楚，嘴上无言，心慌慌不知如何是好。于伶初见顾月珍，本想直面了解了解情况，但见她一副窘态，便问：“你来文化局找谁啊？”
于伶的江南口音和温和态度，使她的情绪渐渐有些放松，只是她不善应变，不接令子，便直直地答道：“我找刘厚生处长。”
“好，好，厚生在里面，在里面。”于伶含笑而去。顾月珍并未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次与主管的最高领导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顾月珍匆匆前行，去敲刘处长办公室的门。刘厚生热情接待，亲自为她洗了一只茶杯，斟上一杯热茶：“天冷，喝口茶，暖暖身子，有事慢慢说。”
顾月珍微启双唇，正要开口，电话铃响了，刘厚生说现在有客；刚放下话机，又一位下属进来请示工作，刘处长示意等一下再说。顾月珍心里一阵暖风拂过，她觉得新旧社会两重天。共产党官员像天堂的神仙，国民党官僚却似地狱的魔鬼，是无法类比的两种人。顾月珍就像流浪儿找到了亲娘似的，将竹筒里的豆子如数倾倒，刘厚生听说努力沪剧团因寻找剧场而不得的辛酸，眉宇间出现了川字纹。
当时上海滩的戏院，大多是私营企业，掌管于老板之手，只有少数业主或外逃或伏法，才由政府接管。但是剧场少，时间又紧，要想帮“努力”解困也绝非易事。良久，刘厚生望着顾月珍殷切的眼神，掷地有声地说：“您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想办法。”
顾月珍深信共产党一诺千金。
果然，两天后，刘厚生电话告知努力沪剧团去百乐门剧场，并已替他们签订了演出合同，大年初一公演。刘厚生又嘱咐：毛主席在元旦团拜会上提出开展“三反”斗争，能否搞一只戏配合配合？顾月珍抱着知恩图报的想法，主题先行，于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就这样开始了。剧名叫做《可爱的妻子》。剧情讲：某国营公司，留用的工程师被奸商拉下水，里弄积极分子的妻子如何帮助丈夫，使之幡然醒悟。
从接到指令到大年初一总共才六天。六天里夜以继日，分秒必争，编剧写一场，演员就排一场，真是革命干劲冲云霄，团里有一个花旦坐月子刚满十二天，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和阻拦，寒冬腊月穿着旗袍和丝袜，到团里来参加排练。除夕之夜，全团开进百乐门剧场，走台彩排，通宵达旦。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努力沪剧团于百乐门剧场正式推出新戏《可爱的妻子》。
这是沪剧界第一部配合“三反五反”的剧目。文化局鼓励，报章表扬，观众也随着走进了剧场看戏。观众最初的好奇心被逗引出来了，纷纷瞪大眼睛，去看政治运动如何可以变成戏文。这一次努力沪剧团政治上表现进步，票房也不俗，喜获政治艺术双丰收。
上海滩上的剧团见演时政剧能够赢利，立刻纷纷仿效。中国人喜欢一窝蜂，大家仓促上阵，浅薄简单，政治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努力”相继推出的《美人计》、《兄弟姐妹》等，业务每况愈下，最后落得台上千军万马，台下小猫三只四只。努力沪剧团重陷困境。
身为演出部主任兼总务的孔嘉宾提出能否重演老戏，遭顾团长一口回绝。孔嘉宾隔三差五地磨缠，私底下找人帮忙整理出戏本，终于以一出《阿必大回娘家》突出票房的重围。顾团长连连超负荷运转，出现低烧，咳嗽，眩晕，病势日沉，几次因病辍演。但哪怕是病着，她心里依然惦着一件事：女英雄赵一曼！一年前的9月21日，上海市戏曲研究班结业典礼后，放映电影《赵一曼》。那是东北电影厂为“七七事变”十三周年而拍摄，在全国各大城市献演。大幅广告上，赵一曼于飘拂的红旗前昂首举枪高呼口号前进，黑白分明的大字是：
“赵一曼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工作、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妇女工作者的楷模，女同胞的光荣。”
顾月珍被女英雄打动了，被女英雄吸引住了：原来一个女人的一生可以这样壮丽，这样轰轰烈烈！这使她一次又一次走进美琪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观看。赵一曼似乎唤醒了沉寂于一个脆弱女性心底的英雄主义激情，她看到了女性自强不息、勇于献身的精神，希望把它改编成沪剧，并由自己来出演这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她的想法很简单，女英雄既然能感动自己，同样也可以通过自己去感动、唤醒更多的女性。
如果说，过去从艺是为了生活，为了脱困，那么，经过《赵一曼》的洗礼，平实的现实生活就融进了一种精神，一种为了什么而献身的精神。原来人生自懂事就开始了一生的寻寻觅觅，寻觅什么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寻找一种生活，一种让自己过得舒畅的日子，其实是寻找一种生存的理由，一种内在的精神。而她的这种精神支柱以前是“举眉齐案、白头偕老”的人生——她与他风雨同舟共创沪剧艺术的“天下”，看起来，他主外，她主内，相得益彰，而实际上解洪元一直没有给她精神上的平等，他的那种一手拥妻一手怀抱情人的想法从属于封建礼教——也即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庸，需要时是名牌西装口袋里的一块手绢，不需要时便成了男人身上的一颗肿瘤，随时都希望通过手术把它除去。表面上看，他出于关爱，把病妻养于深院，而实际上他觉得顶真的妻子简直成了一个麻烦。试想，一个被医生诊断为不得重登舞台的人还有什么资本去角逐艺术生命的华彩乐章呢？
可是父亲有所不知，母亲是那种视艺术为生命的人，艺术生命与自然生命共存亡。她宁愿倒在舞台上同时结束两个生命，也不愿意放弃艺术而只维持肉体的躯壳。我想这便是母亲的宿命吧。如果没有共产党，母亲一定像千千万万个旧时代的女性那样，父亲让她放弃她就放弃了，让她离开舞台就离开了，然后默默地相夫教子抱残守缺终身。她的幸运是共产党给了她力量，给了她重返舞台的机会，让她看到了女人可以脱离男人而独立平等，一样可以顶天立地，自强不息。党是亲娘是支柱是力量的源泉，她要把自己交给党献给党，这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与勉强。所以她执意要演赵一曼。
然而当她把这个想法与孔嘉宾商量时，孔嘉宾是一脸的惊讶，脱口说：“阿月珍，侬不要吓我？”
当她与编剧白沉探讨时，白沉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既不想得罪团长，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自然也不肯捉笔代刀。
她求助于文化局。共产党干部从不泼她冷水，却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总是不置可否地劝她，再等一等，再研究研究。
她想，等到何年何月才是了啊？希望在夏雨中蒸腾，在冰河下潺流，又像一江春水奔泻……顾月珍悄悄地搜集赵一曼的资料，在心底里一次次地描摹赵一曼的形象。
1952年秋冬，沪剧《罗汉钱》、《白毛女》北上京华，载誉归来，重新撩动起顾月珍搬演《赵一曼》的愿望。剧评家大阿福叶峰倾吐了圈内圈外的议论：沪剧观众看惯了夫妻婆媳、柴米油盐，会喜欢革命女英雄的戏吗？演这样的戏要求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地方戏、小剧团有这样的政治水平吗？不是共产党员出演优秀的共产党员，行吗？其实大阿福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他真正担心的是由身体单薄的顾月珍来演会不会担当丑化和歪曲共产党员的罪名？而顾月珍想，环顾戏曲舞台，从未见有共产党员的形象亮相，这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冒险，但也正是基于此她才有机会。
她想将来这个舞台上一定会出现共产党员的，努力沪剧团一直以关注生活、表现当代、追随革命为宗旨，夏衍也曾拨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