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礼-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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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提点意见吧，这就是爱情。可笑吗？教条吗？但是爱情之所以被珍惜，不正是因为它具有着使人们、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完满的强大的力量吗？这是从心底升起的追求光明、奔向光明的原动力。为什么柳条是那样浓密而又温柔？为什么槐树是那样沉稳而又幽深？为什么梧桐是那样谦和而又雍容？为什么天那么蓝，旗那么红，灯那么亮？为什么你、我和他，我们的脸上都呈现着幸福而又崇高的笑容？为了让世界美好，首先得让人们自身变得更美好些。为了让自己能够爱和值得被爱，首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可爱些。为了能了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斗争，我们的人生的真谛，首先要让自己的心灵更光明一些。所以，我们如饥似渴地互相征求着意见，互相鼓励着克服自身的缺点。甚至在我们互相通信的时候，我们在“吻你”的位置上写的却是“布礼！”是孩子气吗？“左”派幼稚病吗？令后人觉得格格不入吗？然而，既然我们是吸吮党的乳汁而长大成人的，既然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的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既然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既然我们努力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既然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我们在人生路程上的相会和相互的无条件的信任（为了这相会和相互信任，让祖先和后人永远羡慕我们！），我们相互之间怎么能不用党的方式来问候呢，我们怎么能不为这特殊的问候语言而骄傲，而欢乐，而爱得更深呢？
我们常常因为工作，因为党的任务而不能相会，或者约会好了却不能守约。有一次，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电影院的门口等着另一个人。我不说是钟亦成还是凌雪，因为，在这些体验上我们两个人互为自我。那时候，另一个人却因为取缔一贯道的事务而不能按时前去，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半小时以后，这个人才跑到电影院。那个人正在那里等着，仍然忠实地等着，一点也不着急，“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人慌不迭地说。“可又有什么对不起的呢？你没来，我就知道你忙，你有任务，我在这里站着等你，你在那里忙碌，并不因为我等着你而急躁马虎，这有多好！”电影散场了，他们和看电影的人走在一起，别人看着，他们比最欣赏电影、最理解电影的人还满足，还高兴呢。
还有一次，一个人等了另一个人七个小时。利用七个小时他读了毛主席的好几篇著作。七个小时，天，从亮变得昏黄，变得黑了。下午已经变成了夜晚，太阳已经变成了星星。每一扇门的响动都使得这个人觉得是那个人在到来，每个细小的声音都像是爱人的自远而近的脚步。这个人焦躁了，他拿出了党章，他学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组织的部队……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第二天，才知道，另一个人临时接到通知去市委开会了，因为，毛主席要到这里来视察工作，当第二天得知了这个消息，七个小时的焦灼的和平静的等待之后，是欢呼和跳跃……
我们一起走过了城市的每一条街，我们一起走过了解放以来的每一个年代，我们每每惊异，我们为什么竟然这样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伟大的党里，有了党的“介绍”，我们那么快地互相发现了，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疑虑，不懂得衡量条件，不懂得对别人有什么要求，不懂得有什么保留。好像生来就该如此。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生活会是别的样子。
人们发明了语言，用语言去传达、去描述、去记载那些美好的事物，使美好更加美好。但也有人企图用语言，用粗暴的、武断的、杀人的语言去摧毁这美好，去消灭一颗颗美好的心。在这方面，有人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并没有完全成功。埋在心底，浸透在血液和灵魂里的光明和爱，是摧毁不了的。我们是光明的一代，我们有光明的爱情。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光，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爱。
一九五八年四月。
五一节的前夕。这是一个新鲜、美好的时令。经过漫长的冬季的萎顿，阳光重又变得明丽辉煌了。柔软的枝条和新绿的树叶，已经日趋繁茂，已经遮住了城市街道两旁的天空，却仍然那么鲜话，那么一尘不染，好像昨天才刚刚萌发出来似的。树下到处是卖草莓的姑娘，嫩红、多汁、甜中带酸、更带有一种青草的生味儿的草毒，正像这个节令、这个城市一样地生动而且诱人。人们在换装，古板的老者还没有脱下大头棉鞋，孱弱的病人仍然裹着厚厚的毛绒围巾，年轻人呢，已经用他们的五颜六色的毛线衣，甚至用轻柔而又洁白的单装来呼唤生活、呼唤盛夏了。就在这样一个青春的季节的晴朗的日子，钟亦成和凌雪结婚了。
世界是光明的，斗争是伟大的，生活是美好的。钟亦成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地相信着这一点。凡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就受得住。只有人享不了的福，没有人受不了的罪。从小，他的父亲的穷朋友们就爱引用这句名言来互相砥砺，互相安慰。可不是吗，批呀，斗呀，划“分子”呀，宣布是“死敌”呀，揭露“丑恶面目”呀，清除出党呀，一关又一关，他都过来了。疼痛是难忍的，但是单因为疼痛却死不了人。凌雪说得对，关键在于自己的信心。自己不垮，谁也无法把你整垮，整死了也不垮。他可能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或者叫做“罪行”，他可能犯的错误并没有那么严重，他可能确已被“批倒批臭”，他可能实际上并不臭，这些情况他自己还有点判断不清楚。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仍然要活下去，要革命，要改造思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能这样，因为他强烈地、比什么都强烈地要求这样。
所以他恢复了，恢复了健康、热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筹备婚事的一个多月，他和凌雪一起照了许多相。他现在不用参加那么多会了，他现在是“听候处理”，他有了恋爱的时间了，任何一次约会都不会失约。他知道了按时赴约，和凌雪在一起多呆会儿是多么幸福。有一张相是这样照的：爬山之后，他热了，他脱掉了上身制服，用一只手在肩上抓着垂在身后的衣服，另一只手叉着腰，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清风吹拂着他的头发，背景是山下的纵横阡陌。这张相洗出来以后使钟亦成自己都感到惊奇，可以说是震惊，在目前的处境下，他的照片为什么竟是这样神采飞扬，潇洒自豪，蓬勃向上，喜气盈盈？
他应该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是搏击暴风雨的海燕。他是向着高天飞翔的鹰，他是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朵欢乐的春花。无论施行怎样精巧的整容术，他的脸上无法出现符合“地、富、反、坏、右”的排列的惧怕混杂着虚伪、馅媚混杂着猥琐的表情。他无法做一个合格的右派，即使这使他感到抱歉也罢。
但他不敢把照片出示给别人，他也不敢让其他人知道他每个星期天和凌雪去照相，他必须偷偷摸摸地去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这天晚上，他们结婚。除了几个近亲，他们没有邀请什么人。就是近亲，也有好几个托辞不来。而且，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凌雪所在的工厂的一个领导（凌雪初中毕业以后上了中等专业学校，现在担任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对凌雪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因为她硬是与钟亦成划不清界限，在运动中，她没有能立场坚定地奋起揭发钟亦成；在现在，在钟亦成头上的冠冕还牢牢实实、还崭新刺目的时候，她竟在一个月内五次打报告要与钟亦成结婚。凌雪拒绝了最后的挽救，于是，领导不得不迫不得已采取了纪律措施，就是这一天的下午，召开了支部大会，通过把凌雪开除出党。
凌雪不接受这个处分，表决的时候，她不举手。签署本人意见的时候，她毫不含糊地写上了“不”字。为此，她受到了警告，说是“态度恶劣”，“还要加重”。
两个小时以后，她换了一件紫地、带绿色花点的衬衫，套上一件黄色的毛线衣，穿上一条灰色哔叽裤子，半高跟黑皮鞋，然后，她坐上公共汽车，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是一个十分冷落的、应该说是冷落得可怕的婚礼。除了双方的母亲（他们都没有父亲了）和年幼的弟妹，除了还有两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邻居以外，再没有别的客人。一盘瓜子，一盘水果糖，一盘果脯，几杯茶，这便是全部的招待。而且，凌雪把早上和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钟亦成。她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对他们的结合的一个打击，相反，这似乎增加了他们的结合的意义。在天塌地陷的时候，他们挽起了手。钟亦成的脸白了一下，眉头也皱了一下，虽然他自已经受了许多，但是落在凌雪身上的打击比落在他身上的还让他难受。但是，凌雪的倔强的嘴角上呈现着的是笑容而不是哀伤，凌雪的眼睛里流露着的是令人销魂的温柔，而不是怨怼，凌雪的一举一动里，都包含着欢乐，包含着那么饱满的幸福，而不是寂寞和悲凉。于是，钟亦成也笑了。七年了，他们在一起，却又不在一起，这有多么苦！现在呢，他们将永远在一起了，他感谢命运，感谢凌雪的真情，感谢太阳、月亮、地球和每一颗星。
到晚上九点，屋子里就没有人了。但还有收音机，收音机里播送着鼓干劲的歌曲。凌雪关上了收音机，她说：“让我们共同唱唱歌吧，把我们从小爱唱的歌从头到尾唱一遍。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记日记，我回忆往事的方法就是唱歌，每首歌代表一个年代，只要一唱起，该想的事就都想起来了。”“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钟亦成说。“从哪一年唱起呢？”“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六年唱什么呢？”“唱《喀秋莎》，这个歌我是一九四六年学会的。”“好，唱完这个，我们就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呢？”“一九四七年我最爱唱的是这个歌，这是我入党的时候最爱唱的歌……”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那时候，我唱着这个歌走过各条街巷，我觉得，整个旧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一九四八年，一九四八年我们唱：‘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一九四九年呢？”“一九四九年的歌儿可太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旗一举满天红啊’”“一九五○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一九五一年，‘雄赳赳，气昂昂’，‘长白山一条条……’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要求到朝鲜去吗……”他们唱起来了，嘹亮的歌声填补了被剥夺的一切，嘹亮的歌声里充满了青春的动人的光明和幸福。他们就这样回忆着、温习着那纯洁而激越的岁月，互相鼓舞，互相慰藉着那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光明火热的心。
他们唱得太高兴了，甚至没有听见敲门响，也没有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及至听到了“小钟”、“小凌”的招呼和脚步声，他们转过头来一看，客人真好比是从天上降落到了他们的面前。三个人：区委书记者魏和他的多病的妻子，他的汽车驾驶员小高。
经过运动，老魏也瘦了，下眼皮似乎略有浮肿，嘴角上的纹络也更明显了。老魏的妻子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妇女工作干部，黑瘦黑瘦的，在对钟亦成进行“批斗”的过程中，她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她总用一种大惑不解的、同情和安慰的眼光看着他，这使钟亦成铭记不忘。被批斗的日子里，谁给钟亦成倒过一杯水，谁见面的时候向他点过头、微笑过，谁发言的时候用了几个稍许有分寸一点的词汇，这都被钟亦成牢牢地记在心里，终生感激。老魏夫妻俩带着友谊，带着和善的笑容出现了，只有汽车驾驶员，年轻的小伙子，踮着一只脚，嘬着牙花，显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
“好你个小钟，你们竟然向我封锁消息。”老魏大声说，他的关心和慈爱的态度使钟亦成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初第一次党员大会上送给他军大衣的情景。老魏招招手，妻子拿出了礼物：一对刺绣的枕套，一本相片册，两本精装的美术日记。
“拿酒来，让我们为你们俩的幸福干一杯……”他喊道。
“可是，可是……”钟亦成尴尬了，手足无措了，“我们没有酒啊。”他小声说，声音是颤抖的。
“什么，什么？”老魏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为什么没有酒？这是喜酒啊，我们可是来喝喜酒的啊！”
“没有就算了，天也晚了。”老魏的妻子温和地说。
“我不喝。”驾驶员简短地声明。
“但是我要喝，我一定要喝你们的喜酒。”老魏似乎是负气地说，“为什么没有酒？为什么没有酒啊？”他大喊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怆，他的眼睛是湿润的，钟亦成，凌雪，老魏的妻子，连驾驶员都不由得被触动了。
“小高，你给我买酒去！”他看了看表，用战争中下达军令的不容商讨的坚决态度说，“半个小时内完成任务。他们不招待，我们敬他们，我们将他们的军！”他笑了起来。
小高从书记的神色里知道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任务，他匆匆地走了。二十多分钟以后，小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真糟糕，商店早就关了门，火车站附近的昼夜售货部偏偏又赶上月底结账，停止营业一天。”他说。“咱们家就没有一点酒吗？”老魏带着质问、带着莫名的怒火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