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传 作者:陶笑虹-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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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年轻的律师约瑟夫·加洛维。在富兰克林出使英国期间，加洛维多少代替了他在议会中的位置。此时，加洛维同富兰克林一样，相信乔治三世“只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愿望，他将委派一位州长，这位州长不受业主指示的制约，会自主地同议会一道，使健全的法律生效”。
站在他们对立面上的反对派以另一位年轻律师约翰·迪金森为首，他承认业主政府的不善，但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以为内阁将委派比业主的州长更好的州长。
议会在5月间开会，真正的议题是向英王请愿，要求英王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这时，伊萨克·诺利斯辞去了他荣任14年之久的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当即被不记名投票选举通过继任这一职务（5月26日）。于是，富兰克林以议长的身份签署了他起草的请愿书。其后，他主持了5月会期中剩下几天的会议和9月的短期会议。10月1日的议会选举临近了。
在竞选中，迪金森将他在5月辩论中的讲话印成小册子，上有威廉·史密斯写的序言；加洛维则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富兰克林为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主要是颂扬议会，抨击议会的敌人。但是，在人们画的漫画中，报纸的批评中，人们尖锐的指责中，富兰克林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
费城的选举结果揭晓了，在近4千张选票中，加洛维以25票之差失败。但是在州议会中，加洛维一方仍保有多数，因而在新一届议会开会时，他们不仅决议向英王请愿，而且还于10月26日选举富兰克林为代理人，会同现任宾州代理人理查德·杰克森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使命。反对派举行游行反对这一选派。和在竞选中不同，这一次，富兰克林回答了。11月5日，他写了《评最近的一次抗议》一文，它的结尾是这样的：“现在我即将离开（也许是最后离开）这块我爱的国土了，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大部分。……我祝愿我的朋友繁荣昌盛，我宽恕我的敌人。”
黛博勒仍然不愿远渡大洋，也不答应富兰克林带萨拉同去。11月17日他只好把落成不久的第三街、第四街之间的市场街上的新宅屋留给了她们，独自一人出了家门。他和黛博勒都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去了10年，更不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决。
富兰克林由300位朋友骑马陪同到距费城21公里的切斯特搭船，从那里，加洛维和另两位朋友伴随富兰克林登船，一直送他到纽卡斯尔才下船离去。
这次航行一路顺风，1764年12月9日，富兰克林乘坐的船已经抵达怀特岛。富兰克林下船登岸，立即赶往克雷文街的斯蒂文森家。他进了门，发现家中只有女佣一人。好一会儿过去，街门响了，玛格丽特·史蒂文森走了进来，看到富兰克林，她手里拿的东西不由掉落在地上。
在大洋的另一边，朋友们得到富兰克林顺利抵达伦敦的消息，有的把钟声敲响了直到深夜，有的举杯祝他健康，共读社的休·罗伯茨则直到夜深了还不睡觉，一直讲着40年来自己知道的富兰克林的各种往事。
★ 创纪录的议会答辩
富兰克林又在克雷文街7号住下来了。距离1月10日英国国会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富兰克林顾不上自己长途劳顿后染上感冒方才痊愈，咳嗽还在阵阵发作，就要集中精力考虑此行赴英为完成使命的对策。
富兰克林代表宾州议会来英请愿，在当时的形势下，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请求英王建立对宾夕法尼亚的直接统治，一是反对英王批准印花税法。前者是为宾州人民请命，后者是为全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为达到目的，富兰克林得游说英国当权者，既不能让步，又不能触怒他们。因为宾夕法尼亚的业主们是有影响的，他们一直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富兰克林不得不同他们展开争夺，争夺当权者的支持，争夺舆论的同情。
关于请愿的第一项内容，富兰克林发觉枢密院的态度十分冷淡，甚至不愿意倾听请愿书的内容。一直到1765年11月，富兰克林才设法将请愿书呈递给那些大臣。这时，枢密院却推说国王无权干预业主和他的人民之间的事。实际上，由于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的浪潮正在高涨，英国当局对殖民地人谈论应如何治理殖民地讳莫如深。宾夕法尼亚议会请求英王直接治理在当时无法实现。在此不妨一提的是，剥夺宾州业主的统治权一直到美国独立后才得到解决。那时，宾州议会决议付给业主13万镑以赎买他对宾夕法尼亚的权利，而英国政府则以付给业主的家族4000镑年金了结了此事。
对于印花税的征收，富兰克林早就持反对态度。他在1763年4月30日从费城写给柯林森的信中就气愤地写道：“我们的看法或意愿，如果它们被了解，对你们而言或许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你们的掌中，如同陶土在制陶匠手中……”他指出，“你们做的有害于我们的事，很少有不同样或更多地有害于你们。……所以你们从税收上从我们得到的必将在贸易上失去”，这是把英、美当作整体而论的。但就英国政府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整个方式和程序来看，印花税议案只是一例，富兰克林感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征税的方式。英国国会在不征求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向殖民地征收无论何种税，都是践踏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富兰克林反对通过印花税，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在英国国会通过印花税议案前，1765年2月2日，格兰维尔接见了各殖民地代理人。格兰维尔说他负责管理国家的赋税事务，只能用目前提出的税收政策来分配北美殖民地所应承担的税额。各位代理人如有异议，可提出建议。富兰克林认为通过“通常的宪政方法”更为合适，也就是说，由国王提出所需税额，由各殖民地议会进行相应的投票通过。
对此格兰维尔未置一词，便又问道，各殖民地议会是否同意他们各自在税额总数中所承担的数额。代理人无一作此承诺。格兰维尔又说，印花税议案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征税方案。当殖民地代理人坚持说，如果由英国国会向殖民地征税，那么殖民地的议会将失去它们的存在价值。格兰维尔却说，议案并不含有这方面的意图，议案的通过必须照常规进行。他希望殖民地的人民能有节制一些，如果他们鼓动闹事，是不会有所得的。
这次会谈，与其说是英国政府真正想倾听殖民地代表的意见，还不如说是走过场。更有甚者，格兰维尔的最后几句话听上去实际上是威胁。
印花税提案交付下院时，几乎没有进行辩论。只有爱尔兰籍议员伊萨克·巴雷在2月6日为殖民地人民激烈陈词：“他们是在你们的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吗？不！是你们的压迫使他们到美洲求活路。他们因逃离你们的暴政而去到那未经开垦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在你们的爱护下繁盛起来的吗？不！他们是在你们忽视他们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是在你们的武装保护下吗？更不是！相反，是他们拿起武器来保卫你们！他们不仅鼓起勇气去保卫已浸在血泊之中的国土，而且他们在内地还要用他们微薄的收入付给你们薪酬！”他将美洲殖民地人民称作“自由之子”。
但是，大多数英国议员并不为他那爱尔兰式的雄辩所打动。13日，印花税提案在一读时没有讨论便通过了。第二天，富兰克林向费城报告说，“尽管我们提出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印花税议案即将通过”。
果然，印花税提案在下院通过后，又在上院获准。3月22日，英国国王通过委员会批准了它，当时他正经受着他的精神错乱症的第一次发作。议案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这项法案规定，所有的法律文件必须加贴价格不等的印花。一份学位证书的印花价高达2英镑；一张提货单，4便士；
一份公务聘用书，年薪20镑的10先令，年薪20镑以上的4镑；一份售酒许可证，4镑；一份对开的报纸，0．5便士；一份全开的报纸，1便士；一份小册子，1先令；一份广告，2先令；一本历书，2便士。如此等等，规定应纳印花税的文件多达55种。
印花税议案通过以后的一天，富兰克林收到格兰维尔的秘书惠特利的一份通知，希望第二天上午见他。富兰克林去了，发现其他殖民地的代理人也在那里。惠特利告诉他们说，格兰维尔先生希望在实施印花税法案时尽可能地不使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感到不便和不快，因此不打算从英国派去征收印花税的官员，而准备在当地居民中委任一些为人谨慎而又卓有声望的人士担任此职。这样做，殖民地人民会觉得容易接受一些。因此，惠特利希望各代理人为自己所属的殖民地提出一些人选。
显然，格兰维尔等这样做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目的是顺利收取印花税，但富兰克林还是决定“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印花税的征收已成定局，与其让英国官吏去征管，不如让殖民地的人自己管理。美洲的事情应由美洲人自己处理。因此，他提名自己的朋友约翰·休斯作为宾夕法尼亚的税吏，并建议当时康涅狄格的代理人贾雷德·英格索尔在该州担任此职。
然而，富兰克林还不知道，他在美洲的同胞们对这件事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并不以法案在英国通过为定局，而是认为凡是不正当的就要反对，英国国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是越权。因此，他们猛烈地反抗了。富兰克林不赞成用暴烈的行动对抗法定的议案，他主张一边依法实行，一边进行斗争，争取通过合法途径废除那不合理的法案。
其后的两个星期，富兰克林因痛风病复发而足不能出户。于是，他从事了另一些活动，他以“旅行者”为名为报纸撰写文章，谈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他又应卡姆斯勋爵的请求，6月2日为他写了《我返回美洲后的经历》（1762年），成为一部自传体的佳作。他还在给卡姆斯的信中谈到对音乐和一些乐器的看法。
富兰克林生活中短暂的宁静被北美传来的震撼人心的消息打破了。
那是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他们对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忍无可忍了。
多少年来，殖民地已习惯于自己的商业贸易由英国政府管理，为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制造业产品的市场，满足于节俭的生活。1764年以前，英国政府已向殖民地对非英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新关税，禁止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甚至禁止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食糖条例的颁布断绝了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使得殖民地人民没有足够的糖浆酿制糖酒，而糖酒是殖民地人民的主要饮料，是他们用以交换印第安人的皮货、非洲的奴隶和英国的制造业产品的主要货物。殖民地的整个经济生活因该项法案的实施而大遭阻挫。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英国甘蔗种植园主的利益。而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印花税的征收意味着更严重的伤害。它不仅是要从殖民地搜刮巨额钱财，更是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殖民地人民绝不能容忍。
弗吉尼亚率先抵制实施印花税法案。该州议会的决议在波士顿用更加激烈的措辞重印出来，散发到殖民地各处，像警钟一样传遍了从哈利法克斯到圣奥古斯丁的北美殖民地，惊醒了那些尚未奋起的人。各州议会的抗议或许还有所克制，普通民众则直言不讳。当麻萨诸塞的州议会于10月份在纽约召集州际代表大会时，各殖民地的成帮结伙的普通老百姓已在组织起来，自称“自由之子”——巴雷上校在英国国会对他们的称呼。
9个殖民地向代表大会派了代表，在这次会上，各殖民地达成一致的程度超过了11年前奥尔巴尼会议，殖民地已空前地团结起来。8月，印花税征税官的姓名在殖民地公布，从纽汉普什尔到南卡罗来纳的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波士顿的反抗运动最为猛烈，富兰克林的朋友宾夕法尼亚的休斯和康涅狄格的英格索尔都受到了起义者的威胁，被迫辞职。在法案行将实施之际，殖民地的大地上已没有一名执行它的官吏；印花运到了，却没有什么人使用它。商业在不贴印花的情况下继续着，或根本不再进行；殖民地人民还准备恢复被英国政府禁止的制造业；人们为了抗议这项法案，广泛抵制英货；商人停止进口英国货，已经订了货的也停止偿付货款。债主们坐立不安，不少人失去工作，社会动乱不安。
在费城，富兰克林的政敌对他大肆攻讦，四出散布流言，说是他促成了印花税法案的通过，并从中获利；是他给他的同胞设下了圈套。对富兰克林来说，这是比宾一伙更为危险的政敌。一些受到煽动的起义者扬言要烧掉富兰克林的新住宅。威廉·富兰克林闻讯后，匆匆忙忙地从伯林顿赶到费城，劝母亲和妹妹到他那里避避风头。黛博勒只让萨拉去了，自己不愿离去。她的一个弟弟和她丈夫的一个侄儿搬来陪她同住，她让他们带了枪来。她知道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她丈夫也没有；她也相信万一有什么麻烦，她的朋友会比敌人多。
消息在1765年下半年传到英国，英国为之震动。由于这场广泛的反抗和抵制，英美之间的贸易急剧减少达半数。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英国制造商、大商人、船主、商贩开始加入到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行列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