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钻进了金字塔-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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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的上司不支持堂吉诃德式的远征。
回国后，我出版了萧乾先生作序的《我从战场上归来》，还一口气在《世界博览》上发表了十几篇中东见闻，承蒙读者不弃，许多文章还被一些大报大刊转载。许多忠厚的好心人写信给我，告我千万不可住笔，由此再次激发了我“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宏愿。
坐回到北大图书馆，我仔细研究了这一宏愿的可行性。
首先，中国与中东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金字塔尼罗河、耶路撒冷约旦河、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泰姬陵恒河印度河、长城长江黄河……其次，中国与中东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第三，中国和中东有深厚的传统友谊，河南开封自宋朝就有犹太人，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惟一无条件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度。中东各国历来对中国友好，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第四，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惟有中国人最具备横穿中东的政治条件。我在中东时的一些白人记者朋友把我屡屡出入的一些国家视为禁地，而我黑发黄脸却从未碰到过真正的危险。
我除坐享上述“我是中国人”的优势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百先是身强力壮光棍一条，曾在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雪山抓过大熊猫。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探险，在海拔406米的死海游泳。第二，北大国际政治系、北京警察学院驾校、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使我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技能。第三，从“飞毛腿”横飞的海湾战争到中东缔造和平的三年里，我有幸经历了全过程。此外，我是惟一单人独骑横穿埃及、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并顺利完成各种采访的中国人。我曾与加利并肩在科普特大教堂做圣诞弥撒、在卡扎菲帐篷中做客、和阿拉法特勾肩搭背、吃了拉宾的石斑鱼、与伊拉克总参谋长兼共和国卫队司令拉维同桌共饮、被以色列总参谋长巴拉克称为“最喜欢的人”，当了两年穆巴拉克总统府摄影师，独家获得伊朗政府新闻采访签证……第四，先后在《世界博览》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幅照片、几十万字文章，承蒙中外读者抬举，经美国的电脑网络输入后更加谬种流传，在伊拉克、以色列、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受到欢迎。第五，我在中东结交的一大帮朋友会给我的梦想开绿灯。
接下来的情况令人感动，先是《世界博览》的一位拉美华侨读者自愿解囊相助，继而山东7位中学生将半年早餐钱省下166元寄到《世界博览》编辑部转我……对于这些好心人的好意我惟有坚辞退回原处、更奋力笔耕而已。接着，中国银行海外部总经理朱华先生约我到香格里拉，详谈资助，据他说三菱银行是中国银行的重要客户，三菱吉普可以出车供我远征。只可惜主管我的上司非要中国银行先把300万打到新华社新中国图片公司账上，由此弄得泥牛人海，让挺高尚的出使西域以铜臭冲天而夭折。使我平添岳武穆奉诏一别朱仙镇，“惊回千里梦，起来独自绕阶行。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办埃及节目时，同在金字塔下喝过酒的辛少英导演让我帮忙准备一下。我推荐了我在埃及的一帮朋友：驻埃及公使程远行、驻埃及文化参赞王贵发、国际台记者马为公、我开罗的新华社同事水均益。旧友重逢，重又勾起我梦系魂牵的中东情结，现为国际台新闻部主任的马为公仍像老大哥那样提醒我要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酷似以色列名将阿里尔·沙隆，“熟知如何同阿拉伯人作战，却不知如何同犹太人相处”。我说我不怕，我绝无仅有的经历是无法剽窃的。小水说他能帮我拉赞助，我感激涕零地感慨道：“水性的女人心最难测，水姓的兄弟情最坚贞。”当年，我从炮火纷飞的以色列撤下来，假道埃及回伊拉克前线，在开罗滞留了两夜一天。当时我衣衫褴缕精神濒于分裂，像只被火山吞食家园的大猩猩。素昧平生、仅在电脑前编辑过我写的“飞毛腿”稿子的小水和我一见如故，喝了两夜啤酒。他还弄来一辆蓝奔驰，把我带到尼罗河西岸的露天酒吧饱览夜色，樽前共叙弟兄情，拿尼罗河当易水，风萧萧兮为我送行，使我紧张的神经在斯代拉酒精麻醉下短暂松弛。他当时好像不很开心，酒后大有乘风西去之意，果然日后凤栖梧桐去了中央电视台。
报刊读者数以万计，可电视观众是以亿计算的。战争期间，我的头像登在《人民日报》们上，成了纸上的英雄而有脱离群众之嫌。现在又被电视们一访，把头伸进人家窗户大谈各种冒险。于是各路朋友接踵而至，先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中国代理戴天鸣老板对我的“长城…金字塔”大感兴趣，只可惜本田只出轿车而从不造大吉普。接着有人送我一辆旧吉普，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免费帮我把这辆吉普整修一新，旨在勉励我为中国人争光，早日踏上西去之路。北京切诺基的几位朋友也有意参加，可这些汽车都无法达到初驶里程一万公里无故障的标准。
使我美梦从空想到科学的是原北京电视台台长，现任北京有线电视台总编辑的裴有权。这老兄年轻时也是个不要命的摄影记者，既属同行，又是前辈。听说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自然喜出望外，大有提携后进之意。几经点拨，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文化意义。
裴老总称，“从长城到金字塔”的费用不必我管，我惟一要做的是撰写一个每集20分钟、共20集的电视剧本。无奈我生来一个尖屁股，对横冲直撞地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就怕坐在屋里“策划”，能力不足之外，还总觉得“策划”一词离阴谋不远，都是我被别人阴谋策划怕了。北京有线电视台影视部年轻有为的主任周林，自己掏腰包请我喝了三顿酒，旨在我酒后意气风发将脚本一挥而就。可我每饮必醉，醉而不醒，所以脚本至今还没写出来。因而我的经费也始终没有到位，不知是否有人愿意资助而不必经过令我头疼的繁文褥节。
有人劝我不要去冒险，可哪知对我而言，没有危险的生活不会有生气，危险和恐惧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人生经历远比所有书本上的道理伟大、重要得多。我们不必盲目忠于那些我们本来并不了解的人和事，像只绵羊亦步亦趋。持续的和平生活让我闲肌难耐，任何人为的善意阻拦都动摇不了我心中的“长城金字塔”。
第17节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一
2月28日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北大往事》发行式上，我正神气活现上蹿下跳围着季羡林先生拍照，突然脑后飞来一掌，原来是宣传部赵老师，命我十天之内作文一篇，献给母校百年华诞。谁都知道我这人既无文采，更无寸箭之长可献，上学时异想天开四处叫嚣世界大战，只给国政系丢人现眼。环顾左右学长师兄，众目睽睽已无法遁形，只好领命。可回家思前想后搜肠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笔。
一直到现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饿，那时候每天晚饭吃五个馒头还顶不到晚上十点，跑回宿舍发现挂在床头毛巾口袋中的馒头被同屋的饿狼吃了，仅剩下搪瓷饭盆空空如也。于是我自己也像觅食的猛虎悄然潜行，见别人桌上有什么吃什么，连大茶缸里的凉水也不放过。
现在的大讲堂当时是大饭厅，名曰饭厅可整个饭厅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三千多人都蹲在地上鸡啄米般地进食，场面十分壮观，遇有人行走飞沙走石拖泥带水也没人叫唤不卫生。大饭厅西北角承受圆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砖头掉了，露出一尺见方的窟窿，是我藏饭盆的地方。那时大饭厅连存饭盆的地方都没有，所有学生不知为什么都用毛巾缝个口袋，装上吃饭的家伙，装在书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当当地四处乱走。据说这源于大革命中的串联，属于我军光荣传统。当时79级以上的学兄学姐大多上山下乡经历过大革命，令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万分景仰。偏偏我们37楼432与434一脉相通是个大套问，乌压压12条汉子几乎都刚离开高中不久，啸聚山林与兄姐们分庭抗礼，自称“西部财团”。为安定团结，系里调了一位二十五六岁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铺，加强党的领导。
这老兄名叫王青松，来自河南信阳，原是地委机要干部，现为我班团书记。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
他也时不时地与民同乐，甚至和我们比赛俯卧撑，可总是不得要领有些隔阂。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归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脸烫脚悠然而睡，天长日久犯了众怒。先是有人在门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后加码到一盆凉水。人多势众争强斗狠，最终将学校发给每人一个的12个方凳同时翻过袈48条腿一齐朝上码在地上，我身居上铺负责拆去管灯憋火，黑灯瞎火摔他个鼻青脸肿，他也不急。
当时沈仁道老师还未调到北京市当政协主席，仍在国政系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讲到选举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偏巧这时团支部改选，各位同学半开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主，不想真把他选下去了。事后我们都挺后悔，觉得玩笑有些过火。
几年后，我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学校请来一位门徒200万的石松大师传授气功，大师一口气下去从书记到校长上千人满地乱爬。我闻讯忙背上相机赶去拍照，不料大师竟是王青松。他站在台上高声断喝：“众徒儿散开，来人是我同学。”还是那口信阳乡音。言罢把我拉上台握手拥抱，让信徒们万分羡慕，感动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二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的，“师曾参之孝”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兄弟俩全是戊戌变法由秀才举人摇身一变进京师大学堂的，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仕学馆，爷爷毕业于文科中国文学门。他教导我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勇敢诚实、科学民主、济世救民……就是失业找工作也比别的学校毕业生容易。在爷爷高瞻远瞩的监督下，在填写志愿时我写上一句“服从北大分配”。其实当时我更想报考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生一样，幻想当个巴顿、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师长。为能和爷爷历数的蔡元培、胡适、李大刽、陈独秀、毛泽东、鲁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着牙进了北大。
开学头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传统，六十多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创建中国第一个摄影团体——“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庙前，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欧战成名的名记者萧乾就是他的门生。在北大37楼432宿舍的棉被里，我用饭盆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自胶卷。
在国际政治系，我始终算不上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橘诈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历史系罗荣渠、国政系王炳元的战争史我最感兴趣，偶尔还跑到红山口的军事学院去偷听。好在北大民主科学、自由容忍，于什么都没人管，各班没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这样不务正业的流寇四处乱走，边走边听。
1992年在班加西，我与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为我在北大读过他的《绿皮书》。天长日久校园内渐有虚名，物理系79级一位姓黄的学兄慕名而来和我探讨航空母舰的前甲板，力学系去38军坦克6师考察，也捎上我。尽管我也亦步亦趋跟在同学屁股后面钻图书馆，可“其东走者同，所以东走者异也”。抛开老师开的必读书目，英国《简氏武器系统》、《简氏舰船年鉴》等成了我的宠物，一套“时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课本中种种费解的阐述产生怀疑。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战地记者闯进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人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镇压学生，他身背相机逃往西欧，与海明威并肩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二战中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巴顿将军……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响地雷，还不忘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日记本上：“他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连身上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千真万确，我们俩都在18岁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同样狭隘自负，坚信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三
1983年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他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学生。校长江平、党委书记解战原看在校友面上对我照顾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断刊登我照片的编辑正是同年从北大分来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诗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殉诗。
扭转我教书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学，也是同一年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沈红，她对我“痴迷的摄影癖”大加赞赏，建议我去投考新华社摄影部。与此同时，我考中了《中国青年报）国际部。当时该报正筹办《青年参考》，负责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两级的师兄，同一个系的学生主考，我自然在应试者中稳拔头筹。但我最终放弃了《中国青年报》，因为我更想当“横行世界”的摄影记者。我的同学穆晓枫当校学生会秘书长时，我给他当过记者，由于痴迷摄影居然还当选为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