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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左宗棠评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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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六日和十九日又因陕西巡抚刘蓉对捻军督剿不利,复令行至湖北的左宗棠“带兵迅即入秦,杜贼窜鄂”。①清廷亟
切盼望左宗棠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活跃于安徽、河南和山东西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咸丰三年
(1853年)太平军北伐路过安徽、河南,捻党纷纷响应,捻军起义由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齐集
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举张乐行(又作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规定“各旗统将皆听盟主
调遣”。②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加封“沃王”,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
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僧格林沁部进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被俘遇害,其余捻军转战各地。次年,太平天国
因天京失陷而基本失败后,太平军北方余部在遵王赖文光率领下与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统率的捻军会合,组成“新
捻军”。新捻军依据太平军的编制进行整编,并改步兵为骑兵,提高了在北方平原作战的战斗力,于同治四年(1865年)
在山东曹州(今荷泽)全歼清军僧格林沁部,随后又重创前来反扑的曾国藩部湘军和李鸿章部淮军,声势复振。同治五
年(1866年),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兵两支,一支为东捻军,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继续
抗清;一支为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督率,进兵陕甘,联络回民起义军。陕甘回民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
起义的各地少数民族起义中的一支。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军进入陕西,渭南的回民相继发动反清暴
动。清政府先后派出胜保、多隆阿、都兴阿等人率军赴陕西,并任命湘系要员刘蓉为陕西巡抚,一度将陕西回民起义镇
压下去。
    “会陕回为多军所败,窜清水、华亭,甘军不能抵御,于是回蜂起响应”。①回民起义在甘肃省内不断高涨。甘肃
回军逐步形成了 4个中心,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马化龙部,河州(今临夏市)马占鳌部,西宁马永福、马桂源、
    ①《调补陕甘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23页。
    ①《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51~353 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 2册,第 100页,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
    ①曾喻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3册,第 26 页,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
    马本源部和肃州(今酒泉市)马文禄部。②陕西回军则主要活动于陕甘交界的宁州(今甘肃宁县)董志原一带,主
要首领有禹得彦、崔伟、马正和、白彦虎、马长顺等。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面对的正是西捻军和陕甘的回民起义军。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 2月 14 日),左宗棠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方今
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
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
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
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
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
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①于是,左宗棠把对清朝统
治威胁最大的捻军视为首先拔除的目标,而其后在“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进行的。
    左宗棠从福建启行时仅带楚军 3000 余人,他奏请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并委托刘再从湖南募兵 3000 人。他在湖北
接见黄州守令,得知捻军已“大入鄂疆”,并接到清廷有关陕西剿捻不利的“寄谕”。他决定于原拟 6000 人外再加募
6000人,合成 12000人。鉴于捻军“易步为骑”的特点,左宗棠主张训练马队,制造炮车。他还奏请调派陆路提督高连
升随同征剿,并请敕广东巡抚蒋益澧于香港“购办上好洋枪二千杆”。左宗棠把粮食补给和西征饷项视为军事行动的要
着。他建议于湖北省城设立陕甘后路粮台,于陕西省城设立甘肃总粮台。因“甘肃饷事,向恃外省协济;陕省饷事,向
恃本省钱粮,非若东南各省有大宗厘税、关税,堪资捐注”,且“近值捻回迭扰,窘迫殊常”,“贼之难办,甚于各省
;饷之难筹,亦甚于各省”。①左宗棠奏请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协甘之饷仍拟解甘外,另由左军在上海设立的“采
办转运局”
    委员胡光塘与洋商借银 120万两,以应急需。左宗棠为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以维护清朝的统治已不惜血本。
    正当左宗棠为进兵陕甘而积极谋划之际,清廷于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特授左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清廷同意
左提出的“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的用兵方略,并令左宗棠速入陕西,指挥“老湘军”刘松山部和鲍超等部军队,
“不虑无兵调度”。清廷还谕令左到陕西一意督剿,其陕甘总督督篆哲由穆图善署理,左仍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
办陕甘军务身份任事。
    二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左部楚军分前、中、后三路从汉口启行向陕西进发。六月十八日,左宗棠抵达陕西潼关,
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乘捻逆之乱,络绎回陕”的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
    ②灵州当时属甘肃省宁夏府。宁夏于 1928 年置省,1958年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宁府当时属甘肃省。1928
    年青海置省。
    ①《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72—373 页。
    ①《遵旨宽筹饷项以支危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06—407 页。
    董福祥等武装势力。左宗棠主张“务将捻逆尽之秦中,免致流毒他方,又成不了之局。捻逆既平,则办理回逆余逆,
亦易为力矣”。②他的用兵之道,基于如下分析:“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以贼势论,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
以贼情论,回之通捻,图借捻以抗拒官军,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图借回以牵制官军,便其纵横。盖回逆意在乱秦,捻
逆意在窜豫,彼此各有所图,两不相喻。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故旋合而旋离也。官军之讨贼也,宜先捻而后回。盖
捻强于回,捻平则回益震,一也;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形,在秦为轻,又一也。”①因此,左
宗棠在陕西尽管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他亲自驻扎邻近河南的潼关,
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和陕南的夹击后,被迫于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
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十月,清廷在给左宗棠的“寄谕”中称:“晋省为畿辅屏
翰,左宗棠当如何力筹兼顾?陕西兵力不为不厚,总当就地歼除,不可以驱贼出境即为了事。倘任贼东渡,阑入晋疆,
惟左宗棠是问。”②左宗棠也试图把捻军剿杀于秦境,但他又深知剿灭捻军良非易事。还在其入陕之初,便认为“剿捻
之难,甚于发逆(按指太平军)”。③因此,他到潼关后,“凡所布置,均为就地歼贼起见”,对捻军“大举围逼,期
歼贼于渭、洛之间”。他设防于陕豫、陕鄂交界处,防范捻军向豫、楚“奔逸”,却不料捻军向北突围,且“北山荒瘠
殊常,官军追剿,皆以无粮不能急进”④,加上陕西回军的牵制,使左宗棠对捻军的作战并不得力。十月下旬,捻军接
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左宗棠调派与捻军作战的军队仅有刘松山所部 10000人,郭宝昌 3000 人,刘厚基 3000
人,而高连升和刘典各所部5000人只能去应付陕西回军。“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①,左
宗棠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 12 月 18 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
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拔队入晋。西捻军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 2
月 6日)逼近卢沟桥,清廷大为震惊。清廷鉴于西捻军进入直隶的状况,“降旨”先行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随
后并将署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②,以让他们戴罪立功。清廷指令“左宗棠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
以赎前愆,毋再延误”。③二月初,左宗棠率军抵保定近郊。李鸿章、官文和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督军加紧对进入直隶
的西捻军予以堵防。
    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冲入晋、豫、直三省,原是应东捻军赖文光之求救
    ②《分道入秦妥筹办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29页。
    ①《剿捻三胜截击回逆归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40页。
    ②《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93页。
    ③《请散捻逆胁从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01页。
    ④从《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93页。
    ①《捻逆连陷州县回逆狓猖自请严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511页。
    ②《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0页。
    ③《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03页。
    以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困之势。但当西捻军仅到达晋、豫之际,东捻军已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 1月 5日)
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就义于扬州。张宗禹不知此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固然逼近京畿,
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
    左宗棠在直隶不仅亲自率军“追贼”,而且明定斩捻军的“首级赏格”,并对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从优悬立赏
格”,“以作士气而速戎机”。①这一手段是非常拙劣的。西捻军在清军的追剿下,被迫撤出直隶,于同治七年二月三
十日(1868年 3月 23 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三月初,左宗棠旋督军追至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西捻军又从河南
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 月 26 日),左宗棠赶至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
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
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为清军击退,被迫退至德平、平原、茌平。六月二十八日(8 月 16 日)的在平南镇之役,
西捻军被淮军全部击溃,只有张宗禹率十余骑突围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②至此,捻军起义失败,清
廷论功行赏,着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
    ①《皖豫两军另悬赏格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30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 2册,第 108页。
    二、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清政府在扼杀了捻军之后,又急忙把镇压的目标对准了陕甘回民起义。于是,清廷一方面答应了左宗棠进京“陛见”
的要求,一面以“陕甘等省军务紧要”为由,令左宗棠节制陕甘各军,统带刘松山等各军迅速“回剿”。①八月十五日
(9 月 30 日),左宗棠被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召见时询以陕甘之事何时能了结,左回答“非五年不办”。“慈圣颇
讶其迟”②,但为左面陈“西事艰险”等理由所说服。左宗棠还在上奏中陈述了陕甘“筹饷之艰”,“转运之难”,
“抚之为难,尤甚于剿”等 8个方面的困难,希望清政府拨发实饷,使他“得从容整理,以奠危疆”。他“立意仿汉赵
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勘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
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③这可以
说是左宗棠谋略陕甘的基本方针,他试图通过剿与抚兼施的政策不仅把陕甘回民起义弹压下去,而且通过“善后”之方
以保持西北地区的长久稳固。因此,左宗棠进一步要求“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关键在于“饷足,则将能驭
军,而军不敢犯;兵能卫民,而民不受扰”。他认为:“无论筹剿,则必裹行粮、储刍粟、设转运;筹抚,则必筹安插、
给口食、散籽种。非有宽余款项应手,不能随时举办”。他强调:“一面用兵,即须一面筹办善后,庶几一了百了,后
必无灾”。他还向清廷表示“与西事相终始,期挈全境还之朝廷”。①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年 11 月 26 日),
左宗棠抵达西安,即与署陕西巡抚刘典等人会筹军事,调度军食,把目标对准了陕西回军和董福祥等部“土匪”。左宗
棠分析了陕西局势,认为进兵的重点乃陕东北的“土匪”势力和陕西南的董志原陕回“十八营”。于是,左宗棠调派高
连升、周绍濂、魏光焘、刘端冕、吴士迈等军“剿回”;令刘松山军从河南经山西赴陕北与陕北清军刘厚基、成定康、
刘厚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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