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杰的评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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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达却只能不无遗憾地回答：“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就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三
位一体了。”保尔听了这个答案，当然很难过，但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真诚地对她说：
“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看得出，即使是在此刻，
无论是对于保尔，还是丽达，他们相互间的爱，都仍然是没有忘记的。丽达在给保
尔的最后一封信里，曾明确讲过，在重逢时，她是有过一时的感情冲动，想来“偿
还”他们“青春的宿债”，但终于又“收回”了这种“愿望”。用丽达的话讲，就
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幸福”。
　　是的，我们都曾为这一对理想的恋人在人生叉道上的错过，深感怅惘和遗憾，
但我却相信，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为保尔“遗憾”青春的“虚度”，也没有一个革
命者，会去责备丽达这种收回偿还青春宿债的愿望，或者叫做“抑制冲动”的崇高
品格。当然，更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会认为，保尔和丽达的不能继续相爱，“是人
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或者去指摘当时的苏维埃社会“加于他们
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第一人称的“我”，发誓决不重复她的前辈的那种
“悲剧”，并警告人们说：把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不
堪忍受的。
　　最近有一位戏剧家也在预言：“我们的婚姻观念要改变！”
　　还有一些同志愤愤不平地在文章中写道：“人不能过没有爱的生活！”
　　夫妻，不能没有爱，这是的确的。但是，我们的法律、道德、舆论，究竟应当
怎样对待这种“呼唤”与“被呼唤”的爱侣们呢？怎样识别已经爱过或并未相爱而
结合，后来才发现真爱，却痛苦于婚姻和爱情相分离的现实，而去倾听他们的灵魂
的呼唤呢？
　　使我“大惑不解”的还有，为什么这种“相互呼唤”，在两位有了“幸福”或
不幸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中间，不能结成知音或知心者的深挚友情，而必须是爱情
上这样互相痛苦地“占有”呢？
　　女主人公所以要呼唤“天国”，当然是因为她以半生的“痛苦经验”，深感这
现实的以至共产主义的制度和道德，都难于解决她这样的“灵魂”上的问题。但是，
“天国”一向是按照人间的模型创造的。《西游记》的整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不过
是中国封建人间关系的翻版。正如小说女主人公所说：我们是信仰唯物主义的人，
根本不相信有天国。所以我们只能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
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
“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
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当然，无产阶级也决不是清教徒。男女同志间的真挚纯洁的爱情（是相互的，
而不是损人利己的），以至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结合，都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并为
革命增加光彩。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公民，都在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且在革
命的过程中，有多少先烈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为革命留下了壮丽的诗篇。周恩来同
志在生前多次讲到的，广州起义的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刑场上宣布结婚
的事迹，是怎样激励了我们呵！“让这刑场作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
为新婚的礼炮吧！”他们曾经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以夫妻的名义往在一起，但他
们却并不是一对爱侣，只是在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日子里，才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但是，由于紧张的斗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谈私人的爱情，一直保持着同志的
关系，现在，他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人民的时候，他们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并宣布了他们的婚礼。
　　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
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曾经说过：“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
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
但对我们来说，也还是要注意到，反映这一切人们的“悲欢离合”都应当“能够使
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并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鼓舞力量。

　　我和黄秋耘同志有同样的愿望：“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
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了悲剧人物。”但是，事情往往又是和我们的愿
望相违背的，如果恰恰是我们“不忍想象”的那样，我们是否应当满腔热情地关怀
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和她一起开阔一下我们的眼界呢？
　　我们期待文艺评论家们，也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道路上和作家一起创造这
样的范例，却不希望他们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
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还记得鲁迅先生曾这样告诫过那些青年写作者：“一切作品，诚然大批很致力
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
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我想时时记取这些教益，对我们的创作能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总会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5期）　


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　
　
　　　　　　　　　　　——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

　　　　　　　　　　　　　　　　　李贵仁

　　列夫·托尔斯泰有言：“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二十年之后，会因我写
的小说而哭、而笑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精力来写它。”读了《爱，是不能忘
记的》，我禁不住想：张洁这篇小说不正是许多年之后仍然使人因之而哭（可惜的
是大概笑不出来）和热爱生活的么？这不只是因为它有着十分强烈的艺术魅力；更
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的问题，需要经过许多世
代的努力才能趋于解决，因而也必然在许多世代激动人心。
　　《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写的是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它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
但张洁以自己独特的功力把它写成了一幕凄楚动人的悲剧。作品中男女主人公都曾
经有过婚姻，但并无爱情；他们之间虽然有爱情，却又不能结合。这种厄运是一种
既有历史延续性，又有现实普遍性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张洁以饱蘸愤激之火而又
蕴蓄哀伤之情的深沉笔触，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否定和
批判了这种社会现象，告诫人们一定要真正找到爱情才结婚，以避免使婚姻成为痛
苦的镣铐。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所追求的爱情，不是出于动
物本能的异性吸引，也不是在商品世界里的交换或买卖，而纯粹是理想一致、性格
融合的结晶，集中而强烈地体现着人类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张洁向人们讴歌、为人
们呼唤和要人们追求的正是这种爱情。很明显，小说中响彻全篇的主旋律是恩格斯
那句名言：“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而现实中还无法避免地
大量存在着的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状况，尽管合乎法律，却不合乎道德，必须逐步予
以改变；那些阻碍着，扼杀着人的健全发展的东西，也都必须改变！小说的这个主
题思想无疑是严肃而深刻的。它所揭露的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实质上是理想与现实
的矛盾。
　　但是李希凡和肖林同志却不是这样理解这篇作品（他们的文章见《文艺报》19
80年第5期和《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第4版）。在他们看来，小说只不过写了个
爱情与婚姻的三角关系，作者所歌颂的则是第三者插入的、破坏正常婚姻的、与道
德相悻因而渺小可鄙的爱情。这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指出，李希凡和肖林事实上也肯定了张洁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思想。李希凡
说：“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的道德、舆论、社会
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
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肖林说：“不错，‘只有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不应否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
已基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尚不发达，由于物质生活的种种限制，也由
于旧意识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所预言的那种最符合道德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
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
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
　　这些活真是讲得精彩极了！然而今人大惑不解的是，他们又在自己的文章中，
通过否定《爱，是不能忘记的》实现了对自己的否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题出在对道德观念的理解上。李希几和肖林的共同基调是：男主人公有着一
个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因此，他和钟雨发生爱情就是不道德的。
　　不错，男主人公有着一个“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患难妻子。在正常情况
下，他确实不应再产生别的爱情了。但他当年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
死者的感念”，而不是出于爱情娶那位工人的女儿的；因此。他的婚姻是无爱情的。
这从本质上讲是不符合恩格斯所说的“道德”的。既然如此，他当然就有权去寻求
和产生他所应有而未曾有过的爱情了，这不正是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实现的、理想的、
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生活目标吗？怎能反而斥之为不道德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李希凡和肖林极力否认男主人公的婚姻是无爱情的。肖
林甚至说作者是“为了使老干部的无故变心能被读者接受”，才“解释说他和那工
人的女儿结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正义感”。这种用臆测和杜撰代替事实的主
观武断的评论作风，实在令人吃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是否产生爱情，情
况是相当复杂的。《二月》中的肖涧秋，明明深爱陶岚，却要和文嫂结婚，不就和
张洁笔下这位男主人公一样，并非出于爱情而出于正义感、同情心或曰人道主义吗？
那么，结婚时并无爱情。婚后几十年是否就一定会产生爱情呢？也不能一概而论。
生活中就有不少人虽然结了婚，也过得和睦、融洽，却一辈子就没有爱情。所以，
硬要说男主人公与他的妻子不可能没有爱情，不仅违背作品的实际，而且也不完全
符合生活的逻辑。李希凡和肖林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痛苦的无爱情的
婚姻，并说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作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可
是具体谈到作品的男主人公时，却自食其言，硬是认定他的婚姻不可能无爱情。这
显然是不妥的。
　　其次，他们不知根据什么逻辑，一口咬定男主人公的婚姻即便是无爱情的，他
和钟雨产生爱情也属于不道德的行为。肖林为了论证这一点，竟不惜歪曲恩格斯的
话，说什么恩格斯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就是没有
第三者的男女两人而言，决不应理解为只要有爱情，第三者的插入也是道德的”。
如此妙论，就是用形式逻辑也讲不通。仅就男女两人而言，如果他们的婚姻并无爱
情，即并不合乎道德，却又硬要让这种不道德的无爱情的婚姻永远保持下去，那么，
林道静不就得永远给余永泽当老婆了吗？我们的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可以离婚的条款
不就得废除，而代之以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从一而终”了吗？恩格斯那句话不就毫
无意义了吗？肖林自己所说的“作家完全应该批判！”“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
不也同样毫无意义了吗？实际上，这是把婚姻当成了交换或者买卖的结果，把一方
当成了另一方的不可变动的私有财产。这样，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关系，
也就消失殆尽了。李希凡在讲到这一点时，来得更为彻底。他直言不讳地说：男女
主人公既然有了或者有过家庭，那么；不管是否幸福，也只能“结成知音或者知心
者的深挚友情”，而不能“是爱情上这样痛苦地‘占有’”。其理由是“我们不能
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这同样是讲不通的。第一，“革命的情谊”和爱
情是丙种不同的东西，既不能互相代替，又不会互相损害，怎能说一有爱情就是背
弃“革命的情谊”呢？第二，强令人们死守那种无爱情的婚姻，不许纠正错误，不
许寻找和产生应有而未有的爱情，这算什么？难道不正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己
提出要反对的禁欲主义，中国在“五四”时代就已提出要打倒，李希凡自己也表示
反对的封建礼教吗？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诚如李希凡所说，封建主义的余毒本来就
多得很，清除犹恐不及，怎能再把这样的东西误认为革命的道德规范，要人们信守
不渝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也想“顺便举一个例子”。李希凡和肖林不约而同，都举了
保尔与丽达割舍爱情的例子，要大家奉为典范。这并不错。但是人的爱情是同自然
界一样极为复杂多样的，似乎不能只用一个典范供人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
小说《怎么办？》中，女主人公薇拉同罗普霍夫结婚后，发现自己对罗普霍夫的感
情不是爱情，她真正爱的是罗普霍夫的朋友吉乐沙诺夫。罗普霍夫看出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