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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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

　　……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当她准备结束这封信时，想起了沈从文的苦恼，于是又走笔写道：

　　算了吧！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些实在情形。

　　我这２４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去上海的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么？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徽因又及：

　　你一定得同老金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福建的陈钟英、陈宇二先生，在８０年代初编辑林徽因诗文集的过程中，曾多次到北京访问已年过八旬的金岳霖。他们记下了如下的一些事情：

　　金岳霖一生对林徽因满怀深情。

　　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仍旧独身。

　　陈宇在对金岳霖的访谈中，“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

　　“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的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只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由是我联想到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在林徽因去世后多年的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开席前他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最亲密的朋友

　　陈钟英、陈宇在林徽因诗文集编好之后，拿去请金岳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想请他写篇关于林徽因的文字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却迟迟地不开口。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陈钟英写道，“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的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金岳霖在８０年代中期，写了一些忆旧随笔，其中有一篇是《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他写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喝的是咖啡冰淇淋，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而已。

　　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金岳霖写这篇随笔时，已年近九旬，生活起居皆已不能自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情感延续到下一代，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１９３２年的阳春３月，梁思成的《清代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脱稿了，林徽因《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这是林徽因第一篇建筑学研究的论文，也是她对中国建筑艺术纲领性的总结。

　　写作这篇论文时，妊娠反应使她常常脸色苍白地离开写字台和绘图板。可整篇文章的思路、包括其中许多图例的绘制，却完成得十分顺利和流畅。

　　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这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时，仍不能不叹服林徽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地驾驭材料的能力。这样酣畅的笔墨仅仅用才华和灵气来解释是不够的，那实在是长期耕耘、了然于心的结果。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人写过自己的建筑史，自然也就没有古代建筑物的目录，在这样的前提下外出考察，就像是“盲人骑瞎马”，几乎完全是凭感觉，碰运气。

　　初次经历这一切的梁思成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年的外出考察中，他和徽因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去山西

　　外出考察后回到家里，思成便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洗去一身的疲惫，换上居家的便服，捧一杯香茗，徽因一边翻看他测绘的各种资料，一边急切地询问他考察中的各种情形和见闻。

　　当思成拍摄的那些照片洗出来后，徽因更是感慨万端：“同样的寺庙，建于清朝和建于辽代的就有这么大的不同！三大士殿的屋檐和斗拱让人觉得沉甸甸的，而清朝的庙宇就缺乏这种厚重感和力度。”

　　徽因盼着尽早能同思成一道外出，去亲眼看一看那些藏在荒村野岭的珍宝。

　　家里仍然很热闹，常来的除新老朋友外，还有梁林两家的亲戚。思成的两个侄女正在上大学，通常总是来北总布胡同度周末，有时她们的同学也一起来，因为他们喜欢梁家的艺术氛围和自由气息，还因为在这里可以碰到他们仰慕的文坛名人。徽因尽管永远有忙不完的家务，仍然不时地有新诗发表。整理思成的考察资料也是她乐意做的事。

　　１９３２年，她完成了建筑学论文《平郊建筑杂录》，为燕京大学设计了地质馆，还与梁思成一道，设计了燕京大学灰楼女大学生宿舍。灰楼的楼梯扶手要比一般宿舍楼的楼梯扶手略窄一些，因为考虑到女学生的手比较纤小。徽因看重细节，讲究细节的完美。生活完美与否常常由细节决定，一座建筑是否完美也同样由细节决定。

　　１９３３年，儿子从诫满一岁了。他胖乎乎的小手上有圆圆的肉窝，见人就笑，逗人极了。三岁多的小再冰已知道爱美，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挑自己喜欢的裙子穿。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对世界上的事情样样都感到惊奇，常常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徽因十分快乐。一双小儿女让徽因十分忙碌，也十分幸福。她平时在工作中，在讨论问题时，从不轻易妥协。可是和孩子在一起时，却全没了主见。她宠着孩子，由着孩子，不知道怎样疼爱他们才好。当思成去山西考察时，她决定要一同前往，可临行前看着可爱的孩子，真是难舍难离。但她还是同思成一起做着外出前的种种准备。他们花不少时间跑图书馆，阅读各地的地方志和其它书籍，了解准备考察的那一地方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记录下其中有关建筑的文字，以制定考察目录和考察计划。

　　再就是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考察的地方多是些穷乡僻壤，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行动就会因为不被当地人理解而受阻，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每次出发前，先由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通过各种关系同当地政府和驻军打招呼，请求他们对考察人员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护；考察结束后，再请当地政府妥善保护这些古代建筑文物。

　　当然，也得有物质上的准备。古建筑考察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营造学社资金有限，他们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外，每个人都备有一个工具包，当他们攀援在古建筑上时，包里那些可以伸缩的尺子和其他自制的工具都可以派上用场。吸取以往野外考察无处食宿的教训，他们还准备了轻便的吊床、行军床和一些罐头食品。思成、徽因计划先到大同，再去应县。大同有云冈石窟，应县有辽代木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应县的那座古老木塔就一直让思成寝食难安。


牵挂应县木塔

　　早晨起来，洗着脸，思成会突然自言自语道：“到应县去不应该太难走吧，听说山西修有很好的汽车路……”正吃饭时，他会没头没脑地说：“如果能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就……”话没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当然，只有徽因明白他的意思。

　　最让他不放心的是，不知那木塔是否还在。即使还在，是否还是建于辽代的那座。过去的考察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千辛万苦地跑了几百里路，结果见到的要么是一片废墟，要么是明清以后仿建的赝品。

　　他盼望着能看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只要看一看照片，他就能判断这座建筑的建筑年代。

　　一天上午，徽因从门房那里拿回了当日的报纸和信件，一个自制的牛皮纸信封引起了她的好奇。那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是：山西省应县白云斋照相馆。

　　原来，思成想出了这么个主意。他先寄一封信到应县去投石问路，收信人地址写的是“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信中，他请应县照相馆的人帮忙拍一张近期应县木塔的照片。没想到，“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居然有了回音。

　　徽因把邮件交给思成，她欣赏思成的执著，嘴上却笑着打趣道：“阿弥陀佛，幸亏你着迷的不是电影明星！”

　　思成看着照片和信，兴奋地对徽因说：“太幸运了，八九百年的木塔居然还这么完好！你瞧这家照相馆多有意思，他们不要拍照片的酬金，只想要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封。”

　　正是初秋９月，天气真好，不冷不热的。徽因放下手头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和思成及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一行五人前往大同。

　　徽因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到外面走一走了。天天在家里，习惯了孩子们的声音，习惯了佣人们事无巨细的问询，也习惯了母亲的唠叨，尽管有时会感到烦闷，但在生活惯性的驱使下，日子一天天也过得飞快而平静。如今远离了那熟悉的一切，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触目全是新鲜、兴奋和美好。在她看来，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

　　山西的自然风物很美，山西的社会生活却落后而贫穷。

　　他们到了大同才发现，在这里居然找不到投宿的地方。街道上厚厚一层混合着煤尘的灰土，墙根屋角的垃圾在风中打旋，毛驴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车马店是惟一的“接待站”。

　　“谁能想到，”徽因说，“这里在辽金时代曾是陪都！”

　　无奈中，他们回到了大同火车站，不期然碰到了车站站长李景熙。他当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铁路运输，与思成、徽因同学。他乡遇故知，疲惫的一行人分外高兴。

　　李景熙把思成、徽因一行接到自己家里，腾出房间，安排他们住下。思成、徽因不愿意让老同学为这么多人的饮食操心，第二天找到了市政当局。市政官员吩咐一家餐馆供给他们饮食。在大同考察期间，他们每天在这里就餐，一日三餐的伙食是一人一碗汤面条。他们测绘了建于辽金时代的华严寺和善化寺。


行走在田野

　　思成给五人分了工，有人测平面，有人查碑文，有人量斗拱，有人画横断面、纵断面。每天一到寺中，他们立即依照分工开始工作。思成爬梁上柱最利索，三下两下就到了殿堂房顶，拉开皮尺一边测量一边绘图，效率非常高。然后，他们到了云冈石窟，着手考察石刻艺术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壮观的遗迹，是北魏艺术的实证。《水经注》中记载着当时的盛况：“凿石开山，困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而如今的云冈因为地处偏僻，却几乎没有什么游人。空旷的山崖上看不到一棵树，田野里的庄稼长得稀稀落落，只有一座座石窟和石窟中的一尊尊佛像守望着这块贫瘠干旱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又陷入找不到住处的窘境。没有饭店，没有旅馆，没有任何公共设施，甚至连车马店也没有。他们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农民。一户农民终于答应借给他们一间房子，房子没有门窗，没有一件家具，只剩下露天的屋顶和透风的四壁。他们也只好在这间房子里摊开了行李。

　　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中午热得穿单衣，夜里盖棉被还冷得缩成一团。吃饭也就在这个农家搭伙，每天的主食都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然吃到一点咸菜就算佐餐佳品。生活工作条件很差，但他们情绪很高。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有机体，其中的一切都互相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造型艺术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记载———建筑、服饰、礼乐、风尚乃至全部日常生活。一个民族的政治历史只是提供了生活的外在形态，而艺术则让人切近了这个时代的灵魂。

　　北魏时期，佛学东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平息了诸多纷争，在互相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