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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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１０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得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读着这封信，思成、徽因心里很沉。如果不是难受到无法忍受，父亲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因为父亲从来不爱抱怨叫苦。他们只想尽快回到父亲身边，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竟是父亲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梁任公两年来进出协和医院，已成平常。这次住院，开始亦未觉异常。住院后，他自恃体质强健，虽然发烧不止，仍然强撑着在病床上赶写《辛稼轩年谱》，谁知这竟是他的大限之期。
几个儿女思顺、思永、思庄、思忠均在国外。思成和徽因回到他身边时，他神志尚清。望着自己钟爱的孩子，他虽口不能言，但面有悦色。
１９２９年１月，任公舌僵神昏，病势垂危，于１９日下午２时１５分，溘然长逝，享年５７岁。梁任公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临终却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任公家族和社会各界的祭奠和追悼活动持续了月余，思成和徽因作为梁家的长嗣，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事件。徽因此时已怀有身孕，在悲痛中与思成一起全力操持着丧事。
全国各地的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和篇幅，刊发了任公逝世的消息及逝世前的情形。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追忆先生生平业绩，怀念先生的道德文章。
梁启超先生的溘然长逝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巨擘，其家族和子女的伤痛更是深重。梁启超一生崇拜墨子的人格精神，自号“任公”，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成为晚清及民初学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曾经寄希望于清廷、寄希望于袁世凯，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失所望。最后，他选择了寄终极关怀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的人生选择和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任公的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成就显然与任公的教诲和影响密不可分。
梁启超死于医疗事故
２月１７日，北平各界与广东省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公祭梁任公。
这一天，广惠寺的大门外，高扎着白色的素缟牌楼，白色牌楼上，蓝色花朵连缀成了“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的字样。寺内哀乐低回，祭台前，“天丧斯文”四个大字触目惊心。三千余幅祭联、哀章布满了广惠寺的佛堂。
佛堂前，思成、徽因与几个年纪尚幼的弟妹思礼、思懿、思达、思宁身着麻衣，足穿草履，跪伏在灵帏内。他们向每一位来宾稽首叩谢，泣不可抑。五百余人无不为之动容，佛堂内一片呜咽之声。
梁启超的灵柩安葬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东的山坡上，按他生前的意愿，与五年前逝世的李夫人合冢。
思成、徽因为父亲设计了一座高大的墓碑。墓碑用大理石制成，高２．８米，宽１．７米，形状似榫，古朴庄重。墓碑的正面刻着：“先考任公府君暨李太夫人墓”，墓碑的背面刻着九个子女的名字。
这是思成、徽因从美国学成回国后设计的第一件作品。４０年后的１９７０年，梁思成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主治医师那里得知，父亲的死原来是一次医疗事故。
１９２６年３月，梁启超因便血入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一侧肾患结核已坏死，决定手术切除。手术由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了坏死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格保密。事故的责任人刘瑞恒，事后调离了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１９４９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Ｘ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
３月，寒冷的北国大地刚刚开始化冻，徽因和思成回到了东北大学。经过这场亲人离丧的变故，徽因、思成身心俱疲。特别是徽因，严重的妊娠反应使她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哪怕喝口水也会呕吐。思成很担心，劝她卧床休息。她却说，只有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时，才能忘掉身体的不适。学生们仍然喜欢听林先生讲课，只是他们眼见得原来清秀苗条的林先生更显得瘦削了。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思成、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陈植、蔡方荫等人来到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他们的到来，使徽因、思成的小家越发热闹，也使原来许多停留在计划中的工作能够实施。
几个年轻人推出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的牌子，开始承接建筑设计任务。多年的理论学习终于有了实践的可能，他们个人的经济收入也有了改善的机会。
事务所刚成立不久，就接了两桩大活儿。为吉林大学设计校舍让他们施展了身手，漂亮的花岗岩和加固水泥的行政楼、教学楼、宿舍楼在１９３１年如期竣工。几个年轻人看着出自自己手中的图纸变成了矗立在阳光下的建筑群，兴奋得连呼“过瘾”。
北方交通大学锦州分校的设计则命运多舛。他们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设计和预算，工程已经开始施工。可是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工程毁于战火。
张学良作为东北大学的校长，不大懂也不大管学校教学的一应事务，但他却很注意学校的形象。１９２９年，他向社会征集东北大学校徽，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入选。
宝宝降生
初夏是沈阳一年里最好的季节，云淡风轻，绿草萋萋。脱去了笨重的冬装，人轻盈得想要飞起来。
妊娠反应过去了，徽因的饮食正常了，体重也增加了。当思成着手对沈阳的古建筑进行考察测绘时，徽因也和他一同前往。在北陵，在故宫，她和思成爬高上低地拉着皮尺测量，做着记录和绘着草图。
思成一边工作，一边小心招呼着徽因。他欣喜地看到，随着胎儿的发育成长，徽因显得丰腴了一些。她的目光专注而宁静，那安详自在的神情完全与周围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１９２９年８月，徽因和思成的第一个孩子在沈阳出生。这是个漂亮的女孩儿，他们唤她“宝宝”，给她起名为“再冰”，以纪念孩子离世不久的祖父饮冰室老人。
宝宝的出生给年轻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也带来了无尽的劳碌。许是在母腹中经历了巨大的悲痛，襁褓中的宝宝十分容易受惊，一点儿动静就会使她啼哭不止，再加上徽因奶水不足，孩子主要靠喂牛奶。牛奶煮好，刚把孩子哄得不哭了，奶又凉了，然后再煮。……孩子吐了，孩子病了，孩子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年轻父母的心。
徽因累垮了，她少年时得过的肺病复发。医生认为东北的气候不宜于肺病的疗养，思成只得把徽因和宝宝送回北京，这时，徽因的母亲也到了北京，一家人在一起，总算有了照应。
这时期的东北，时局已很不稳定。日本人毫不掩饰对东北的领土野心，对此，明眼人都洞若观火；还有张学良管理学校教师的军阀作风，也让思成十分气愤。尽管舍不得自己亲手创办的建筑系，舍不得建筑系的学生，但东北大学已不是久留之地，再说，徽因母女也让思成日夜牵挂。１９３１年，思成结束了这一学年的课程后，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不久，东北大学也被日本人关闭。但开办不久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却培养出了刘致平、刘鸿典、赵正之等一批人才，他们是我国最早自己培养的卓有成就的建筑学者和建筑师。
对于思成和徽因来说，东北大学的三年是他们将多年所学知识付诸教学实践的过程，为他们将来成功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打下了基础，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梁思成回北京后，应聘到朱启钤先生任社长的“中国营造学社”任职，这是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
梁思成在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被聘为学社的校理。他们的学生刘致平等人，从东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也来到北京投奔老师。
自此，营造学社注入了鲜活的现代的血液，成为中国建筑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
工作安定后，梁思成在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租了一个四合院，徽因娘和徽因很满意这个安静而不偏僻的院子，一家三代搬了进去。
与他们相邻而居的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朋友们都称他“老金”。
孔子云：“三十而立”。梁思成在自己３０岁这一年，确立了自己事业的目标，在北京安下了家。
目 录
养病香山
１９３１年夏天，思成送徽因到香山养病。徽因娘和小再冰也一同来到了香山。
他们住在双清别墅。别墅建于１９１７年，因早年乾隆皇帝曾在此题字“双清”而得名。这里林木扶疏，山泉澄碧，环境清幽。院子四周有覆盖着琉璃瓦的矮墙，院子里一池荷花在和风中娉娉婷婷地舒展着花苞，密密匝匝的莲叶掩着水面。
思成在学社工作不忙时就上山来陪徽因。他雇脚夫把家中的一些藏书送上山来，其中多是历史典籍。他们正在做着一件类似于考据的工作，从史籍中点点滴滴地梳理着中国历朝历代宫廷建筑的兴废。
看书看累了，他们就去陪娘说一会儿闲话。庭院里小再冰在女佣的看护下玩儿得正好。思成不让徽因多看书和写作，他总是让她多将养歇息。时常，会拉着她去山上走走。北京四郊尤其是西山一带，有许多古建筑遗物。其中，辽金元的遗迹间或有之，更多的则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徽因和思成计划在香山休养期间，重点考察几处有代表性的建筑。
拣一个晴好的日子，他们去了卧佛寺。
从玉泉山到香山，在北辛村那里，出现了一条向北上坡的岔路，那就是通往卧佛寺的路。卧佛寺向南而筑，起伏的山峦如屏障般地依在寺的北面，寺院的建筑也随着山势上行。
两行古柏引领着道路。迎面一座琉璃牌楼，汉白玉的门洞，汉白玉的须弥座，黄绿琉璃的柱子、横额、斗拱、檐瓦。思成像是对徽因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这是乾嘉年间的做法。”徽因也说：“按《日下旧闻考》所记，这里还应有一座如来宝塔，如今也不知去向了。”
琉璃牌楼内，是一道白石桥，桥正对着山门。钟鼓楼分立在山门两侧。这里像是新近才修整过，角梁下的铜铎用白锡焊过，漆了红绿的颜色，看上去十分扎眼。
入得寺后，他们缓步细细地观览。
天王殿后面是正殿，正殿里供着那尊著名的卧佛，寺院因之而得名。相传这里原来还有一尊卧佛，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旃檀佛像，雍正皇帝曾参拜过，已于乾隆年间遗失。普通旅客对这些佛像最有兴致，思成和徽因感兴趣的却是这里的建筑布局。
和所有的寺院相仿佛，卧佛寺从前端的牌楼到后殿，都是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但和其他寺院相比，它不是通常的“四合头”结构、分为前后几进院子，而是从山门开始由左右两条游廊贯穿全寺。虽然游廊中间有方丈客室和东西配殿，但一气连接的游廊使整个寺院构成一个大长方形。
思成一边在笔记簿上画着这里的建筑平面图，一边和徽因谈论着。
徽因说：“记得在敦煌壁画的画册里，当时的佛寺就是这样的格局。”
“这种建筑格局，在唐宋时代十分普遍。”思成说：“日本平安飞鸟时代的一些建筑，也是这种结构，他们显然是受唐代建筑的影响。”
除此之外，卧佛寺各大殿的外观造型和内部结构，都是标准的清代风格。徽因和思成兴趣不大，与寺院的住持智宽和尚聊了起来。
思成告诉智宽：“这是全北平惟一的一处唐代布局的寺院，应当提请游人注意，妥善加以保护才是。”
杏子口
由香山到八大处，要经过一处山口———杏子口。那里的三座石佛龛，是八百年前金代的遗物。
这天，思成开着车，带着相机，和徽因一同前往杏子口。山路蜿蜒狭窄，转弯处呈Ｓ形。他们将车停在山下，沿着山路慢慢向上爬。
徽因穿着旗袍，脚下是一双平底皮鞋。没走多远，便有些喘。思成有些担心地问：“怎么样，没事吧？”
徽因笑道：“记得读过孙伏园的一篇文章，他说，人毕竟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所以各种动物的脾气有时还要发作。小孩子爱戏水，是鱼的脾气发作了。过一些时间人就想爬山，是因为猴子的脾气发作了。”
“这个说法倒有趣。”思成和她一起笑了。
杏子口位于两山之间，从山口望出去，豁然一片开阔的田壤平展展地铺向天际，淡淡的雾岚在田野上飘浮。远处的玉泉山静卧在田畴云岚上，近处的三座佛龛分峙在南坡、北坡的山崖。石龛规模虽不大，但位居要道，背倚蓝天，倒也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庄严。
北坡上两座青石结构的佛龛并立在一起，颜色苍绿。西边那座龛较大，重檐，顶层的檐角微微翘起；西墙上有跑马、佛像等古拙的刻饰，东墙上有“永安五年四月廿三日到此”，“至元九年六月十五日□□□贾智记”的字样。龛内有一尊无头趺坐的佛像，身体已裂，但衣褶纹路还带有鲜明的南宋时期的遗风。
辨认着佛龛上斑驳的字迹，思成一边推算一边对徽因说：“承安是金章宗年号，承安五年应该是公元１２００年。至元九年是元世祖年号，元顺帝的至元到六年就改元了，所以这个至元九年是１２７２年。”
徽因叹道：“这小小的佛龛，居然已经在这里经受了七百多年的风雨。多少人事、多少朝代，都被雨打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