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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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第44节：由同窗到仇寇（4）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谓，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4】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代之而起的是掌控校园的官僚与管理服务人员多于教授几倍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其教育质量与人才的培养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许这也就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根本原因吧。

　　关于清华园横空出世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道：“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45】杨氏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她所说的张，即张仲述，也就是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四大”的名称当是清华校内高层首先呼出，尔后逐渐为社会所接纳默认的。

　　不过，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云云。后来有对大学制度不满者，总好拿此例说事儿，以此证明当年的清华领导人是何等伟大英明，高瞻远瞩。其实外界多有不知，陈寅恪进入清华的内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真相比流传的美妙故事却要曲折复杂和艰难得多。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宓推荐。在得到允许后，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寅恪接电后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曾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加以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复协商。6月25日，吴在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46】面对陈提出的种种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总算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才于同年12月18日携俞大维的宝贝儿子俞扬和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8日方到清华园。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等几位哈佛同学，几人皆学界名流俊杰。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因校长曹云祥这一关未能通过，其结果便皆成梦中之花，不了了之。

　　为什么荐陈寅恪来清华令吴氏深感“费尽气力”与“难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陈寅恪放洋十数载而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这几顶象征学问层次阶梯的高帽，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假如陈氏有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之事就顺利得多，至少无须举荐者多费口舌与力气。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另当别论。而与陈几乎同时就聘的导师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由于赵、李二人皆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且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声，故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荐举者仿佛是异乎寻常地轻松。为什么吴宓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让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而同时荐举的其他几位学界大腕却名落孙山？这就涉及王国维与梁启超同心协力的相助了。


第45节：由同窗到仇寇（5）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47】。——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这段妙趣横生的梁曹对，是蓝的再传弟子陈哲三记录的，内中是否添加了枝节不得而知，但蓝文徵本人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48】结合吴宓的日记看，这话是大体不差的。

　　得益于陈寅恪家族在晚清社会的特殊背景与影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梁、赵等三大导师，都与陈家有着一段交往渊源。出身江苏阳湖的赵元任家族虽与陈家无直接瓜葛，但赵的夫人杨步伟家族却与陈家属于旧识；而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并私谊甚笃。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沈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此人学识渊博，智知超群，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研究佛学。同时又探研明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科学知识，以利中国维新事业，曾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学术著作几十种传世。1915年，王国维经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氏为陈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为儒林称道，二人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作为晚辈的陈寅恪对沈氏学问、人格极为崇敬，在国内的几年，不时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与沈氏的影响颇有关系。正是通过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荐，王国维与陈家父子两代相识相交并成为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时，曾专程拜访过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国维。【49】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陈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前文已述，1897年，也就是戊戌（1898）变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并有机会对祖籍义宁陈氏的家学有所了解并深为推崇。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陈寅恪来清华国学院任教的一段奇缘佳话。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南按：陈衡恪次子）回忆说：“那时，我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他（南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50】陈封怀此说恐怕不确，至今没有得到证据说明陈寅恪曾得到过三个学位。而梁启超所言当是不虚，陈寅恪留洋十几载，的确既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凭什么说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来不如陈氏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除了客套与自谦外，总要有一点凭证，否则就成为胡言乱语，曹云祥也不会轻易相信。那么梁启超说的这几百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便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第46节：由同窗到仇寇（6）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51】

　　很显然，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氏之博学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年之后清华园著名的“梁曹对”。正是由于这次对话，加之王国维从旁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

　　没有博士帽子而以导师的身份从容登上清华大学讲坛的陈寅恪，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坊间多有羡慕、赞颂追捧者，不明就里的后辈学人也多有“以古观今”，论及大学门槛之难进，当权者只看学历证书而不观受聘者本人之学问如何者。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南按：陈衡恪三子）说，抗日战争后期，已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他获送六叔一家由重庆前往成都就职。到校后，叔侄二人谈起欧美教育来。封雄好奇又不解地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52】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精神的具体实践吧。

　　由于陈寅恪在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声，其学位问题波及后来者既深且众。1948年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著名人文学者萧公权，于许多年后谈到学位与学问时曾放言：“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由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53】


第47节：独为神州惜大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