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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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正视它们，在心理的“平衡”中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像早先提到的那样。劳伦斯后来采用了“极性”这个名称，正是这种“平衡”
——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所寻求的——一直是劳伦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
精神和肉体之间所寻求的一种理想。
　　　　这段时间内劳化斯虽然诗写得不多，但仍被看作是个诗人。他的诗引起了美国
诗人艾米·罗威尔的兴趣；她是知名的新英格兰家族的成员，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
的大臣、诗人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的旁系亲属。艾米·罗威尔于1914　　年初夏
来到伦敦后，她邀请劳伦斯在匹克迪利的伯克利饭店共进晚餐，此饭店目前已不存
在了。艾米·罗威尔的同伴埃达·拉塞尔和英国诗人理查德·奥汀顿及夫人美国诗
人H　．D　也在场。奥汀顿十多年后回忆在战争前夕的这次晚宴是“无意义的”，虽
然他对劳伦斯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和既带有讨好又怀着敌意的谈吐“有深刻的印象”。
　　　　劳伦斯踏着“轻巧自如的步子”走进了艾米·罗威尔的套间，带来了战争危机
的消息。当他们坐在闪闪发亮的餐桌旁时，黄昏已降临了——整个欧洲的灯光尚未
完全熄灭，匹克迪利灯火通明——罗威尔小姐和参加宴会的客人们谈论的只是在诗
坛发生的那场大战，英国的艺术家和知识界人士当时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
想得很少。男学生们在夏日里参加军事训练，他们盼望秋季能进入他们所选择的大
学读书。
　　　　当时，在诗坛冲突中，艾米·罗威尔正领导着意象派运动（当时这样称它），
此运动是埃兹拉·庞德两年前根据T　．E　休姆的几首诗和一些理论倡导的。伯克利
的晚宴旨在加强艾米·罗威尔的地位，庞德像一只企图挫败一只大熊的豪猪一样，
竭力想抵制这位刚刚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来势凶猛的、热心而且富有的波士顿人，
当时庞德说：意象主义应被称为艾米主义了。
　　　　（Amygism　艾米主义与Imagism　意象主义偕音——译注）在当时，这成了一个
贬意的双关语。
　　　　现在她要以庞德的标准把劳伦斯作为站在她一边的现代派阵营中的年轻一员。
当她要求劳伦斯成为她的团体中一员时，他回答说他不是意象主义者。
　　　　作为答复，她引用了他的诗《婚礼之晨》开头的几句诗：“晨曦喷薄而出，红
光闪耀／像一朵怒放的石榴花……
　　　　劳伦斯友好地答应了并同意在意象派出版物中露面，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对他
们的信条表示过支持。他也不断地在马什的《乔治派诗集》中出版作品，但他和对
方流派的成员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诗中的自然景色，那种对“大自然”的后期浪
漫主义式的热烈拥抱，与乔治派诗人的那种对自然景色的温雅的描写有着天壤之别。
乔治派诗人的诗句只是偶而表现出一种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自然，好像是从网球
场的一端瞥见的景物。
　　　　不论是意象派，或者是乔治派，或者是别的什么派，劳伦斯显然觉得1914年7　
月30　　日在艾米·罗威尔的套间里餐桌旁交谈的一席话很有意思。次日，他写信给
哈利耶特·门罗，说他和艾米·罗威尔及埃丁顿夫共餐并“一起读了些诗”。
　　　　这至少是送别旧时代的一种好方式。
　　　　　　　　　　　　　　　　　　　　　　　　　（二）战争之犬滑脱颈圈
　　　　7　月31　　日，劳伦斯启程步行去湖村旅游。他是和一个在俄国法律局工作的名
叫霍恩的人一块儿去的，霍恩带了另一位朋友同去，临行时。他又劝说与他在法律
局一起工作的同事S　．S　．柯特连斯基一同前去。柯特连斯基是几年以前来到英国
的。据说，他得到了基辅大学的奖学金，来这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另外一种说法
是，他母亲资助了他这笔来英国的旅费。作为一个激进的学生，他虽然曾是沙皇秘
密警察的怀疑对象，于是，他只好继续呆在英国。他肤色黝黑，有一头卷曲的头发，
层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劳伦斯发现，这位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柯特连斯基有点
像耶和华。他和劳伦斯一见如故，他认为劳伦斯天真直率，但他对弗丽达一直没有
什么好感。
　　　　这个步行团体——其中还包括一位俄国律师R　．S　．斯拉脱斯基，还有一个劳
伦斯的朋友路易斯，即那个工程师——开始时是相当快乐的，虽然战争已经逼近。
8　月5　日，在位于钢铁厂和战舰工厂之间的弗尔尼斯·巴罗的路易斯的家中，这个
步行团体才得知英国已经卷入战争。整个弗尔尼斯·巴罗都激荡着一种战争气氛。
劳伦斯还记得“我们当时都疯了似的”、但不久，他沿着海岸线走了几英里以后，
开始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害怕起来，6　个月以后，他说他才刚刚从迷惘中明白过来。
　　　　返回伦敦以后，劳伦斯知道，他和弗丽达不能再乐观地打算在10　　月份回意大
利去了。现在，甚至连到爱尔兰去的希望也都渺茫了。不久，他在离恰斯汉姆不远
的白金汉郡的贝林顿巷租了一间叫“三角”的小屋，每月租金为6　先令。在那里他
常常生病，5　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的1　月份，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儿。
　　　　在恰斯汉姆时，劳伦斯夫妇经常见到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朋友加农夫
妇，他们住在离风车不远的乔勒斯伯里，吉尔伯特·加农，当时是个颇有名气的小
说家，与詹姆斯·巴里的前妻结了婚，她就是女演员玛丽·安塞尔。她是一个说话
时爱转动眼睛的美丽妇女，她似乎注定了要在劳伦斯夫妇未来几年的生活中匆匆出
现又勿匆消失。劳伦斯很喜欢她，但几年后他发现，她是个讨厌的人。
　　　　1914　　年秋，有一个年轻的画家马克·戈特勒，成了加农家的常客，他由于热
衷于伦敦频繁的社交活动而使自己累垮了，可是他来到了乡间养病。此时，他也成
了劳伦斯夫妇的知心朋友，但过了不久，他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罗欧克一样
并不受宠爱。通过加农夫妇，劳伦斯夫妇也结识了《罪恶之街》的年轻有为的作家
康普顿·麦肯色，（劳伦斯私下里把这部小说称为“俗气的装饰品”，然而，他喜
欢麦肯色本人）。
　　　　麦肯色后来在劳伦斯的一些讽刺作品中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不过他在小说和传
记中却写了不少有关劳伦斯的情况。当麦肯色到风车那边去访问加农夫妇时，加农
夫妇将他带到了劳伦斯在贝林顿巷的寓所。后来，麦肯色在回忆录中称它是“我所
见到过的最丑陋的屋子”。他发现劳伦斯在刷地板（“我们刚进去就看到那地方肮
脏极了）。他留着一小撮红胡子，一头红头发和有魅力的粉红带白的皮肤，看上去
不上29　　岁。
　　　　劳伦斯（在1915　　年1　月5　日）写给麦克列奥德的信中说，加农夫妇是他们
“很好的朋友”，他还提到了周围其他的人：“莫里夫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他们办过《韵律》——在3　英里之外的黎伊有一所小屋：因此，我们并不十分与世
隔绝”。要不然，劳伦斯夫妇的外来客人就更少了。有一次，艾米·罗威尔乘着由
一个穿褐红色制服的司机驾驶的一辆褐红色的小车来到恰斯汉姆。后来与唐纳德·
卡斯威尔结婚的凯瑟琳·杰克逊那天也在恰斯汉姆，不过仅此一次。弗丽达后来回
忆说，高登·堪贝尔也曾拜访过他们，他看起来“像个爱尔兰的流浪汉”。柯特连
斯基也来看过劳伦斯好几次。
　　　　劳伦斯呆在恰斯汉姆的几个月中（从1914　　年8　月至1915　　年1　月），他向辛
西娅·阿斯魁斯描述到，他的“灵魂躺在坟墓里，但还没死去，它在一具已变得僵
硬、冰冷的尸体之中，在它的上面覆盖着一块大石板。什么人也不存在，因为我自
己不存在了。然而我并没有死——仅仅被遗忘了——被践踏了——但我一直很清楚
地知道，我一定会东山再起”。我们发现，他在此“死亡”期间被保存下来的信件
的数量比在这5　个月中的其它时间的信件要少一些。在战争后期，当他对战争更感
痛恶时，他就更加明了地谈论这个话题，其言论非常之多。从恰斯汉姆的信件中，
我们所看到的不总是那个“已死的”人；劳伦斯在表达他的厌恶和沮丧时还是充满
了活力的。
　　　　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星期时，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我最大的悲伤和痛苦都
是为了德国——到目前为止我仍不禁感到，德国是个年轻而可爱的国家——正处在
青春期——犯了青春期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他在他的“普鲁士军官”的故事和
其它地方都提到过。从他现存的，发自恰斯汉姆的其它信件中，没有进一步表露出
这种“为德国而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感。同样，在另一方面，这些信件也没有显
示出任何强烈的亲英倾向。劳伦斯的态度在四年的战争及战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什
么根本的改变。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悲伤绝望之中，他的态度就明朗化了。他开始
痛恨战争本身，他觉得，从根本上说，双方都不对。但是，正如他后来在《袋鼠》
中描述一个名叫苏墨斯的人物时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反对战争，他
所决不能同意的是这次战争的全部精神是那种匪帮精神”——那种横行霸道的行径、
奴役别人的观点和个人“独立人格”的丧失。搬到恰斯汉姆后不久（1914　　年9　月
5日），劳伦斯对平克说，出于一种对战争“纯粹的愤慨”，他开始写关于托马斯·
哈代的那本书，10　　月间他写给哈利耶特·门罗的信中说，他认为“把自己白送给
一颗德国枪子的儿戏太不值得了”。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战争使他“感到十分
恍惚”，并说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从德国透露出来的消息，以激烈而
热情的言词谈到冯·里奇索芬的年轻的军官朋友们，他在战争初期就为国捐躯。也
有消息传来说弗丽达父亲久病不愈。
　　　　那年秋天，劳伦斯也因病感到不适，并仍以一种恋乡之情思念着意大利。
　　　　艾米·罗威尔知道了恰斯汉姆的情况，希望劳伦斯不久能离开白金汉郡。返回
波斯顿后，他写信给哈利耶特·门罗说，她认为劳伦斯是患了“肺病，那小屋很潮
湿，而且一定冷得可怕”。她觉得他假如到不了意大利，至少应该在冬季去伦敦。
她怕送钱他不会收，她要送他一架打字机。10　　月16　　日他高兴地回信说：
　　　　关于打字机一事，使我乐得像酒醉了一样：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
会把它当作宝石般珍爱的。我总是说世界上我唯一的一点财产是一块银表——的确
如此。现在我的王国是一架打字机：我是个有财产的人了。
　　　　我感到惶恐，生怕我会招致什么新的麻烦和责任。……在同一邮局我收到了一
张50　　英镑的支票，是皇家文学基金的补助。这件事使我烦恼，从他们微薄的周济
中是享受不到乐趣的。我若能行的话，我一定会把支票贴回到那些老家伙的鼻子上
去，那些无事业心、无斗志的作家。但我不能……不要将我与济兹和雪莱一同放在保
险箱里。那样，我就会像耶稣的信徒看到耶稣变容一样，吓得魂飞魄散。但查尔伦
把我渡回英伦时，我很想认识一下柯勒律治。
　　　　他还感谢艾米·罗威尔为他探望了肯纳利，“只要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还活着，
就不要求他再为我们出版什么了。你想对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他确实很好，
问问他我的东西怎么样了，好吗？其它没有什么了。”同时，他说“不久，达克沃
尔斯将出版我的一本短篇集，它将叫《普鲁士军官及其他故事》，因为此书的第一
篇是《荣誉和武装》。顺便告诉你，这篇故事已转卖给了美国的《大都会杂志》？”。
他还提到了自然景色，一些消息及他自己的面貌：“这儿正处于一个美丽而朦胧的
秋天，灰兰色的天空和变化迟缓的残茬和矮矮的灌木丛。但我面容憔悴，留起了红
须，我就像灌木丛中的一个生灵一般，任凭这树丛生长并将我覆盖。哦，我的天哪，
今年秋天我极其痛苦，确该把我自己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形象。”这一次他留蓄了
他的胡须。
　　　　一个月以后（11　　月18　　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到了那架打字机
——由拉康尼亚船上的一位侍者从大洋彼岸捎来，再从利物浦转寄到这里——使得
他“像一壶煮沸的水，快乐异常”。
　　　　他在10　　月份的一封信中告诉爱德华·加纳特，他和弗丽达“几乎不再争吵了”，
但根据莫里所言，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劳伦斯与弗丽达之间的争吵
常常是有益无害的，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个性冲突的表现。在内心深处劳伦斯和弗丽
达是彼此分不开的一体。但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剧烈，并时常带有戏剧性，他们
互相谩骂，并时不时地以砸瓶摔罐来助威。那些写回忆录的作者就往往会回忆起这
种激烈的场面，而忽略了那种为时更长的，有时也许是索然无味的宁静、甜蜜和欢
乐场面。劳伦斯的粗暴与他的温雅一样闻名，但据人们的记忆和记者的报导，情况
好像不是这样。当弗丽达和劳伦斯初交时，劳伦斯的温柔使她感到吃惊，有一次，
弗丽达的头撞到了窗台上，“劳伦斯对她表示了如此深切的同情和温存”，以前从
没有一个人对她如此温柔过。应该是最理解劳伦斯的弗丽达在他去世以后说，劳伦
斯和她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以求得某种真理；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但又是
一种美妙的生活……不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之间的那种维
系，无法改变时常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的那种美妙。
　　　　1914　　年，劳伦斯与柯特连斯基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这个俄罗斯人经常去塞
沃德街拜访他和弗丽达，在他们搬到恰斯汉姆后，他更成了他们的常客。
　　　　12　　月初，劳伦斯从恰斯汉姆写了一封言辞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