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性欲问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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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仍然把我的这一篇文字当做小说来看待，我会很失望的。但是它也算不上是一篇经得起推敲的社会调查报告。我们都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者《寻乌的调查》，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经典著作。还有其它一些让人记忆深刻的调查，它们的出现往往与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现在我如果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件与此相仿的事情，那么我的大脑一定是坏了。还有一类无足轻重却有着显然的实际价值的社会调查，诸如《大邱庄乡镇企业状况与经验总结》。读书的时候，本人就曾参加过这样一个调查小组，院团委与学生会联合组织的，利用暑假顶着烈日，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地在苏锡常一带十几个县的二十七个乡镇转了一圈。
　　我们的成果汇编成册，用来帮助苏北里下河地区脱贫致富。当时我还是一个很有价值感的青年，正在和院学生会副主席哈尔滨籍的张俊争夺十六系一个青岛小姑娘的芳心。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与爱欲的冲动搅在了一起，让我彻夜难眠。后来我们上了火车，也就是说，苦心经营的爱的旅程刚刚展开，我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情场上的失败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不得不把感情寄托在并不有趣的社会调查上。我是调查小组中干得最为卖力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就是和我同病相怜的学生会主席张俊，途中他中暑了一次，口吐白沫。而那个可爱的青岛小姑娘一头扎进了四系的老鳏夫李思远的怀抱。后者是调查小组的专家，四十七、八岁，副教授，顶上剩下不多的头发都得到了格外精心的护理。到达张家港的那一天，我对张俊说，算啦，别装模作样了，头发还两边分呢，你当你是老毛呀。张俊说，你还别说，真像呢，人不太走运、不受重视的时候，就适合干这类事情。沉默片刻之后，张俊忽然对我说，你说，她和那个松垮垮的老家伙在一起能干些什么呢？我无法想象。他的无知与愤怒刺激了我，这也许是我第一次被迫面对老年人的性欲问题。
　　当然这么说有点勉强，把四十七、八岁的人划人老年范畴的做法未免残忍了一些。
　　不过，时至今日，那个李思远先生肯定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我这项社会考察的视野。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我正在进行的这篇文字与我十多年前完成的那篇《“两条腿”走上富裕路——苏南的启示》还有一点重要的区别，那就是，你不能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一星半点的帮助或者启发。从这一点出发，我倒更愿意你把它当作一篇普通的小说来阅读。
　　为了使我们的考察能够不偏离应该遵循的客观轨道，避免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左右考察的方向，为了能够有效地穿透千百年来对这个问题非道德的忽略与掩饰，我想有必要在开始具体的工作之前，强调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其一，老年人也是人，老年人的性欲问题，从某种角度说，也就是一般的人的性欲问题。
　　老年人性欲中不可回避的无奈、窘迫和绝望的色彩，绝不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一个萎琐的玩笑。正视这一点，其实是每一个人对自身生命的尊重。同样，一个心理健康的老年人如果能坦然地面对困扰着他的性欲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这位长者老而不尊。（对人类性欲问题科学与哲学的进一步阐释，不在本文的兴趣范围之内，我们寄希望于专业人员卓越的研究，那是人类知识史上最深奥的学科之一。这个领域已有的最杰出的学说也未能从根本上缓解人类生而为人的困惑，所以我赞同一个虚无主义者的说法，科学史和哲学史的本质也就是一部人类的悲剧史。）其二，老年人的性欲问题的特殊性是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的。从生理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的性欲问题更为尖锐。在时间的河流中生物品质不可抗拒的败坏与磨蚀，社会道德无时不在的约束，都给老年人的性投上了浓重的阴影。能够正确对待性欲慢慢消失的往往只是少数一些睿智达观的人，逝者如斯夫？青春的追忆取代了该死的性幻想。在不得不承受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完成了对生命本质的最高认识。如同一部二流戏剧的精心演绎，在人生舞台的大幕将要落下之时，相互对立的戏剧元素把剧情推向了高潮，推向了一个悲剧的高度。但是这仍然是一部二流戏剧，具有二流戏剧的普通感染力。一位老人如果不满足于注定的悲剧演员的身份，他就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日常视觉经验中的喜剧演员。他必须具备足够坚强的个性力量来面对台下观众的嘘声和跺脚，而且不管他台上的表现何如，他都将是一个不走运的过了时的喜剧演员。老年人性欲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老年人的性欲更多的来源于头脑，而不是身体。我们的经验表明，后者总是迫使我们认识到自身作为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之间不可否认的共同点，迫使我们接受作为物种角色的卑微处境。（而以上认识严重地妨碍了我们作为人的自以为是，妨碍了我们面向绝对的形而上的伟大进军。）但是，前者也就是来源于头脑的性欲，甚至比源于身体的更为汹涌澎湃，这个有趣的现象是不是更多地体现了人的神性的一面呢？我想先留下这个问题不谈。
　　关于这项就要进行的考察，我觉得有必要再作两点补充说明。第一点有关考察所采取的视角，和我们兴趣的焦点。第二点是考察对象范围的划定。我所读到有关性方面的学术专著，一般是通过性这个独特的小孔来透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风俗、历史文化。例如荷兰人高罗佩的《秘戏图考》以及《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644年中国性与社会的初步考察》。而在对老年人性欲问题的考察中，我们力图避免作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深究，因为那是一个可能把考察引向歧路的陷井。我认为，直面一个老人的真实生活，忠实地记录那些琐碎的细节，一个细微的动作，一个稍纵即逝的表情，一段沉默无声的表达，那将是更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已经同意了一个说法，那就是人的性活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性活动一般伴随着丰富的精神活动。两条正在河堤上交媾的狗，它们的脑袋里会想些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打算推翻以上结论而把它作为前提，那么我们可以说，老年人的性活动有着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精神色彩，甚至可以说就是一次艰难的精神活动。
　　摆脱了激情的变形，摆脱了肉体的喧嚣，他们首先要克服对自己几乎成了废墟的身体的厌烦。这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最为深刻的厌烦。当我们面对这样一幅图景，两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努力着要在一起完成一次性爱，你如果心里因此萌生了一种下流荒淫的感觉，那么我认为你不仅缺乏基本的同情心，而且还是一个毫无理解力的人。
　　而一个老男人对年轻女人的渴望、一个老女人对年轻男子的渴望即使在最开明的时代也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有违常规的，甚至是被禁止的，但确实也是出于如此真实的需要！他们需要外来因素强有力的帮助来克服那难以克服的厌烦。我忽然仿佛听到J　！！端康成先生最后的叹息，我认为他的自杀是对这种厌烦最后的反抗。这是一次多么鲜明的死亡，死亡本身有着更本质的力量。但是如果习惯性地运用社会的文化的望远镜（或者显微镜）来观察的话，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一堆陈词滥调。这是第一点，现在我来说明第二点。考察对象的划分涉及到一个“老年人”的定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青年”的上限确定在四十五岁，但是，是不是所有不满四十五的人都能建立起“青年”的自我感觉了呢？看来我们同样也不能机械地用年龄来界定“老年人”的范畴，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状况。有的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已经进入了他人生的老年时期，那么我们的考察就应该与他们有关。在这里我只能为作为我们考察对象的“老年人”下一个不很严密的定义：处于衰老的生理、心理状态，并且仍然有性冲动、性要求的那种人。另外我给出一个数据作为参照（只适用于九十年代第三世界物质条件中等偏上的发展中国家）：男性65岁，女性50岁。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尤其对这一项非同寻常的、容易招致误解的社会考察来说，我们选择的手段是否有力直接关系到事情的成败。顺便说一句，我们的考察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承受由此而生的流言蜚语（其中包括对考察报告文本的攻汗、辱骂）。我还想借用我大学时代的那个例子来佐证考察手段之于考察的重要性。那个大学生暑期考察团扛着一面醒目的红旗在一个依然炎热的傍晚来到了吴江县八涛乡。当天晚上学生会副主席张俊辗转反侧，终于蹑手蹑脚地下了床。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深夜都像个业余水准的贼一样从门缝或者窗口不辞辛苦地考察李思远教授的性欲问题。然后他回到房间一面往腿上涂大量的凤油精，一面用越来越困惑不解的语气把考察的结果向对床的我和盘托出，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智力上的援助。他还是在说话，说话！从中到西、从古到今，简直没完没了，我真搞不懂他难道能从嘴里射精？当时我能提供给张俊的解释是，这是常见的性欲转化现象。正如提笼架鸟、琴棋书画一样，谈话也是老年人重要的性欲转化形式之一。
　　这是没有能力和信心正视自己的初步表现。从炫耀博学的谈话中建立起权威感，也就是低着头费力地寻找性高潮的代用品，而谈话对象在此过程中不自觉地扮演着性伙伴的角色。李思远获得过四项国家专利，其中一项有关“火力电站的废热利用”。
　　可惜张俊的考察未能进一步地深人下去，他着了李思远设下的套子（某种极端一些的观点认为，老年人的老谋深算也是性欲转化形式之一）。我们的学生会副主席以为自己是在考察老年人的性欲问题，结果从门缝里只看到那个青岛小姑娘在擦洗身体，就在这时李思远忽然从后面出现了，将张俊的胳膊牢牢地抓住。事后我觉得身败名裂还在其次，那项并非完全出于嫉妒的研究草草收场才令人扼腕。这就是考察手段不当而造成的必然后果，我丝毫不同情张俊。只要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我们的热情是纯正的，我们就应该采用尽可能光明正大的方式去接触考察对象，去争取考察对象的理解和配合。当然面临的困难也是显然的。我曾经对我们楼下看车棚的王辅民（男，六十七岁，中年丧偶）作过一次录音访谈，结果我只得到一些支支吾吾的语气词。另外我还试图利用亲情关系打动我爷爷（男，七十六岁，原国民党中央大学机电系毕业生，老伴七十四岁），希望他老人家能拨冗襄助，把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留在这个世上。他最后答应说让他考虑一下。谁知第二天凌晨我爷爷就无疾而终。看来仅仅具有诚恳、坦率也同样是行不通的。
　　那么，我们就找不到一个真正有力的手段了吗？九零年秋大，我陪我的一个朋友去他苏中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正赶上当地公审一批刑事案犯，非常的热闹。本来我们是不准备去看的，但是我朋友的父母因为我的朋友年过三十尚未婚娶的事没命地唠叨，我们就只好去城北的刑场避一避了，顺便瞧个新鲜。当时我们被挤在密密匝匝的围观人群中，我记得我的朋友冷不了地说了一句，妈呀，再不结婚不会把我也毙了吧？八声枪响让七个罪大恶极的男女上了路。据说挨了两颗枪子才肯离去的竟然是其中最老朽的一位（吴礼功，男，七十一岁，擅长种西瓜的菜农）。这一点我们无法确证，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行刑的最后一幕，大家挤来挤去只是为了图个快活。我们只看到每个犯人被左右架着从大卡车上下来，从人群中间硬挡出来的一条二十米长的窄道经过，然后就消失在警戒线以内了。犯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挺大的牌子，我看不清究竟写了些什么，反正他们该死。但是说起那个最年老的，我有印象。因为其他几个下了车就已经成了立不住的稀泥，而唯独那位老者不惊不乍，相当地从容。当时他的表情使我相信他已经是一个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了。从刑场回去的路上，我才知道那个老家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强奸犯，受害者是年仅五岁的小女孩。我的求知欲取代了一般性的忿怒，驱使我对老年人吴礼功作进一步的了解。几乎每一位吴礼功的邻居（受害者家庭除外）或者远房亲人都对我发了一句同样的感慨，真想不到！吴老头平常人挺好的。我认为在那一刻，强奸幼女与被枪毙这二者在吴礼功并不糊涂的头脑里是完全等价的。实际上是吴礼功自己在自觉的状态下给自己宣判了死刑。而在到达这一极缓慢而激烈的过程中，吴礼功是怎么想的呢？我想，这个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从某种角度说也部分出于老年人的无能为力。吴礼功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他已被完全忘却的性欲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或者更久。毕加索七十一岁时，门口渴望和他睡觉的女人仍然需要安静地排队，或者急吼吼地托人找路子。而吴礼功不是毕加索，只是一个普通的毫无吸弓旧的老人，他只能寄希望于非正常的方式，那就是强奸。而一个老人身体所能具有的微弱的攻击力，限制着吴礼功最终的选择。所以，在一个傍晚他怀揣着一把五颜六色的糖果佝着背走向了一个正趴在地上玩耍的脖子上还挂了只铜铃挡的小女孩。我相信对吴礼功细致人里的考察在人类知识史上将具有经典的意义，但是我这个愿望的萌发和那颗子弹相比实在是太慢了。那么，我们的考察真的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吗？
　　此刻，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死回吴礼功被反绑着双手，身体显得更加干瘪枯搞，胸前挂着一个糊了一层白纸的马粪纸牌，上面写着：强奸幼女犯吴礼功。
　　（名字上当然还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一左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