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华罗庚-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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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老师，不仅数学好，而且在物理、天文学方面造诣也很深，并且是一位有
成就的翻译家。”1946年夏，华罗庚在应邀赴美讲学之前，回到了久别的故
乡，拜祭父母之后，立即登门探望王维克。华罗庚向老师讲述了别后的经历。
王维克面带微笑听着，在自己早年的学生中出现了一位如此令人注目的数学
专家，王维克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自己的学生说：“罗庚，别后我
无可告慰你的，喏，只有它。……”说着，他将自己翻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伟大诗人但丁的作品《神曲》递给华罗庚，“为了翻译这本书，我停止
了交游，闭门不出，系统地研究了但丁的生平与著作，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资
料，甚至设法钻研了《圣经》，学习梵文……”“是啊，老师的刻苦精神实
在叫人佩服，记得翻译《沙恭达罗》时，您也费了不少心血！”这时，王维
克的夫人陈淑在一旁插话道：“他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尽可能地参考各种版
本，每译出一章初稿，都要叫我朗读，他自己坐在一旁静听，发现有不顺畅、
不确切的地方，随时记下来作精心的修改，直到旁人和他自己都满意为止。”
师生坐在院子里开怀畅谈，从家事谈到国事，从学问谈到人生，夜深人
静，天空繁星闪烁，王维克满怀感慨地说：“世上的知识，就好比这星汉灿
烂的宇宙，深奥而又浩瀚！人生有限，精力有限，光阴易逝，不能不抓紧啊！
罗庚，你在那样困苦艰难的逆境中，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和命运搏斗，勇
敢地向智慧之神挑战，奋斗了数十年终成名家，使我的脸上也觉得增添了光
彩啊！”
华罗庚返回故乡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金坛县的街头巷尾，人们都为自
己的家乡出现了一位大数学家而感到荣耀。一向平静的小镇忽然热闹非凡，
全县的知识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涌到金坛的社会服务公堂，举行欢迎华罗庚
荣归故里的盛大集会。华罗庚站在门口恭候大家，当他看到人群中走来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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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立初中的创办者韩大受校长时，急忙迎上去搀扶入座。对王维克、李月波
等老师，也都一一迎送入座。在进入会场时，他还坚持走在老师们的后面，
在就坐时，又再三恳请老师们坐上首，自己坐下首，在场的人们看了，无不
点头称赞：“想不到，华罗庚成了大名鼎鼎的人，在长辈面前还这样谦逊。”
1950年春，刚刚回国不久的华罗庚，在北京收到王维克的来信。从信中
得知王维克现在家闲居，因无经济收入，衣食已成问题。此次给华罗庚写信，
希望华罗庚向有关部门交涉变卖藏书，以解生活之需，同时希望华罗庚向有
关方面推荐，使自己一展所长，在有生之年报效国家。华罗庚接到信后，很
快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克吾师：
示悉已多日，因向多方接洽，致迟复，幸勿见责。
恭光 （即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盼，师有一自传来，如此办事可较
易。我们准备向科学院方面推荐……
关于卖书问题，还无回音。
此复 即请
文安！
师母前致候
生
罗庚百拜
五○·十·十八
经过华罗庚多方奔走，北京商务印书馆很快便聘请王维克担任审议员。
王维克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工作后，华罗庚唯恐老师人生地疏，不免寂寞孤独，
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次到住所探望，还专门开汽车将老师接到自己家中
设宴招待。华夫人亲自下厨作一桌家乡菜。师生二人开怀畅饮，王维克颇有
感触地说：“从中国的数学发展中来看，国人本是富于数学头脑的，别的方
面的天才也很多，可惜这些天赋很高的人，在家庭、学校、社会，起初不被
人认识，譬如松苗不被认为松苗，而认作蓬蒿一样；后来或因职业太苦而无
暇发展、或因生活太舒适而自甘堕落；也有因为贪多务得，而分散了心力的，
以致于使得天才消失尽了；唯有你——顽强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成为凤
毛麟角般的佼佼者！叫我怎能不逢人就夸奖你呢？”听到最后两句话，华罗
庚笑着摇摇头。
1952年4月，王维克因患直肠癌在金坛去世。华罗庚闻讯泪如雨下，他
立即写信向师母陈涉致哀，并拜托妻弟代表自己前往老师灵前吊唁。在此之
后，他还始终如一地照顾王维克的家属，他这种知恩必报的优秀品质，令人
钦敬不已。
对于另一位恩师熊庆来教授，华罗庚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熊庆来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在开会期间，
不幸因患脑溢血而半身瘫痪。后经过治疗基本恢复健康，但拖着病体，独自
客居巴黎，又要为生计而工作，那一种寂寞愁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从大
洋彼岸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熊庆来心中充满矛盾，身为一个饱尝了漂泊
海外辛酸的老科学家，他多么希望立即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增砖
添瓦，但从广播中得知共产党正在领导人民开展思想改造，对于像自己这样
一个与旧中国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不知共产党是何种态度，归国之后能
否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尽管接到华罗庚接二连三催促他尽快回国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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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仍然疑虑重重，迟迟未能动身。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忽然收到远在国
内的妻子的来信，告诉他华罗庚以数学研究所的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他
的妻儿老小从昆明接到北京，这个消息使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教授热泪纵横，
所有顾虑烟消云散，他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1957年6月8日，熊庆来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
在北京西郊机场已等候多时。他们看到熊庆来走下飞机，立即迎上前去握手
寒喧，阔别多年的师生重新相聚。
熊庆来回国时，脑溢血后遗症尚未痊愈，华罗庚立即请来医生为他治疗。
尽管公务繁忙，但是每隔几天，华罗庚总要登门拜望老师，而且搀扶老师上
下楼梯，这种无微不致的照顾，深深感动着熊庆来及周围的人们。当熊庆来
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华罗庚立即邀请熊庆来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担任研究
员，对此，熊庆来感慨万端，他给海外的故交写信说：“我以残废之身在巴
黎过着清苦的生活，工作只是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无甚意义。……数
学研究所华罗庚所长与我相知深厚，知我有归意，即密切联系，恳切邀请我
参加所里的工作。数学所工作人员多为旧交，相见如故。昔日清华数学系学
生只有数十人，现在大不相同了。”
熊庆来在数学分析方面是中国的权威，他尤其擅长复变函数论。归国之
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在搞研究之余，仍致力于教育，不知疲倦地为祖国培
养数学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北京组织了函数论讨论班。为了表彰他的功绩，
1962年9月4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熊庆来教
授七十寿辰，在这次大会上，华罗庚在讲话中说：“熊庆来教授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9年，正当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动乱骤起，风烛残年的熊庆来经不起
这场空前未有的动乱的冲击，高血压病日渐沉重，不久在北京溘然去世。华
罗庚从外地回京，闻此恶讯，顿时双泪横流，当他得知熊庆来的遗体已运往
八宝山公墓准备火化，立即不顾旁人的劝告和旅途劳累，乘车赶到八宝山，
拄着拐杖来到焚化间，怀着一腔悲痛，掀开一具具尸体的盖面布，终于见到
了熊庆来枯瘦的遗容，他对着恩师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最后含悲离去。
为了纪念这次诀别，华罗庚还写了一首长诗《哭恩师》。
六、撒播科学的种子
那还是在 1947年前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的华罗庚与
冯·诺依曼、歌尔德斯坦等人交往甚密，当时冯·诺依曼正在设计世界上第
一台存储程序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他不仅让华罗庚参观了他的实验室，
而且经常与华罗庚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就是从这一刻起，华罗庚心里萌生
了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念头。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电讯网络研究室被
撤销。原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专家闵乃大教授，另外两名
成员一个是电机系毕业生王传英，一个是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的夏培肃。华罗庚便表示愿请这三个人到数学研究所搞电子计算机。三个人
经过慎重考虑，表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华罗庚将三人请到家中，兴致勃勃
地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正式
成立。1956年春，由毛泽东主席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家制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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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则，把开创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事业等项目，列入四大
紧急措施之一。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为了能使未来的规划博采
各国之长，制定规划之前，华罗庚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报告会。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陈建功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大家就中国计算机技术应该如何发展的
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华罗庚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当时的国情，
决定以“先集中，后分散”作为拟定新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规划的原则。经
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奋战，我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产生，此规划经中央批准后，
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与其他14名副
主任委员一起携手合作，着手创建中国计算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1956年6月14日，华罗庚同其他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来
到中南海，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毛泽东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此后，华罗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千方百计落实计算技术
规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如今，我国计算机事业蓬勃发展，而华罗庚堪称
我国计算技术的第一奠基人。
1958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为了使自
己的专长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华罗庚走出研究所和课堂，到生产实践中
去寻找课题。他访问了一些工厂和农村，发现这些地方的管理工作极其落后，
于是产生了把数学方法应用于生产管理的想法。他搜集并研读了大量国外有
关资料，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计算，最后决定把统筹学和优选学作为研究应用
数学的突破点。为了使理论更好与实践相结合，华罗庚不辞劳苦，几次来到
京郊农村，用优选法研究打麦场选在什么地方最合适，最有利于粮食的调度。
一天，当华罗庚给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讲课时，他满怀激情地说：“同学
们，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管理工作和工艺流程都有待改进，因此，我想
亲自到工厂里试试能不能用优选法和统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工作效率
的提高。具体地说，就是想借用毛主席统筹兼顾的思想，把统计和运筹、计
算机手段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搞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行
之有效的管理科学！”接着他又问大家：“你们当中，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吗？”他的话音刚落，学生们纷纷举手响应，有20多名学生连夜打报告表示
愿意跟随华罗庚到工厂里去学习和运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有两
个男生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就是陈德泉和计雷。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华罗庚带领年轻的大学生前往北京电子管厂，结果
遇到了他们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一系列复杂的生产技术问题。由于缺乏解决实
际问题的经验，所以收效甚微。个别人便幸灾乐祸地对学生们说：“华罗庚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不要跟他学！”华
罗庚听到种种议论，也感到有巨大压力，苦苦思索之后，他鼓足勇气给毛泽
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明在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的益处，并
表示自己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1964年3月18日，华罗庚出乎意
料地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他激动地拆开了信封，两行刚劲有力的大字映
入眼底：
华罗庚同志：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这封信，使华罗庚深受鼓舞，往日的愁闷一扫而光，他决心沿着理论联
系实际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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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华罗庚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信，邀请他参
加成昆铁路建设。尽管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是华罗庚毅然离开了舒适、
繁华的城市，奔赴西南。
1964年秋，华罗庚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他先说明统筹法能否提高
生产效率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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