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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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进行长征。蒋介石调动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于长征途中。当时，红二十五军只有二千九百八十多人，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他们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战胜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剿”，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当我军由桐柏山区向伏牛山区挺进的时候，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旅和骑兵团的袭击。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这紧要关头，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指挥一个连冲上去，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徐海东同志带着一个团赶到，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垮敌人的进攻。就这样，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老根据地，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余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在鄂豫皖省委（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海东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采取了“先疲后打”的方针。我军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把敌军拖得疲备不堪，然后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狂妄计划。接着，我军又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经过五个多月斗争，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妄图将我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四川北部。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徐海东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觉服从革命全局需要的共同心愿。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陕北苏区水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斗争，连战皆捷。先是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打死敌师长贺立中，接着又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敌团长高福源，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榆林桥战斗刚结束，传来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特大喜讯，全军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来到甘泉县道住铺十五军团部，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
从此以后，徐海东同志就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中，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全歼敌军一○九师，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毛主席说，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一九三六年，毛主席亲自指挥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我参加了这一行动，目睹了徐海东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意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直打到山西省太原近郊的晋祠。接着，徐海东等同志又率领十五军团参加了西征战役，与左权、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左路军相配合，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徐海东同志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命令，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日军四千余人，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基的一战。在町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率领两个团，突然向敌军发起进攻，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约一千人。一九三八年，他和王震同志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实践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他又奉命到华中前线，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向营以上干部作总结时，突然发病，吐血不止，病倒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对党一颗红心
光明磊落，旗帜鲜明，是徐海东同志一贯的政治本色。在党内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中，他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坚持原则。邓小平副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对党是一颗红心。早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就对张国焘先是军事冒险、后是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围绕要不要围攻七里坪的问题，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斗争。七里坪是黄安北部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十倍以上，占领着鄂豫皖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围攻七里坪是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当时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苏区粮食供应困难，这样怎么能围攻敌人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听徐海东同志的意见，说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围攻的结果，我军不但未能困死敌人，反使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徐海东同志再次建议撤围，又被省委一些同志指责为“右倾”，把他赶出会场。七里坪战役失败了，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徐海东同志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徐海东同志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陕北后，经过调查，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平了反，并撤了戴季英的职。直罗镇战役以后，徐海东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情况，说还有许多同志被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要立刻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现在还当反革命，你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同志向这些同志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感动得热泪直流。毛主席曾高度称赞徐海东同志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徐海东同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能上能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他搞五湖四海，不搞个人的山头。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他主动要求中央派各级干部加强红十五军团。不论干部来自什么地方，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徐海东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有切身的体会。他有坚强的全局观念，从不搞本位主义。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很困难。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二千五百元钱。徐海东同志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那位供给部长说还有七千元。他马上说：“留下两千元，五千元交中央。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并且让部队把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药材、布匹等物品送给一军团，还发动部队给一军团的同志做棉衣。中央供给部的同志们激动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常说：“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要以总理为榜样。”徐海东同志努力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精神。他负伤九次，身患多种疾病，肺大部失去功能，重病三十余年，但是他永葆革命青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忘我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病倒后，仍然坚持看文件，看报纸，还要做工作。同志们劝阻，他还是坚持这样做。江北指挥部向中央报告了徐海东同志的病情，毛主席立即签署了一封二百余字的电报，并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同志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作为勉励自己前进的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一九五八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到湖北去参观访问。他到武钢、鄂城看炼钢炼铁，到夏店地区访问当年游击根据地，还在武汉召集老红军、军烈属开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致使心脏病发作。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他召集老同志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徐海东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对同志满腔热忱，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疗养时，发现由老根据地转移来的一批干部家属生活非常困苦，就主动地帮助她们克服困难，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大家用，把自已的警卫员派到张茜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中央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尽力为党做点工作。就在这时，我因公到大连，曾三次看望他，相见之下，他那种真诚的亲切的同志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徐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按毛主席讲的办，将革命进行到底。”日久天长，形成了习惯，去看望他的同志一见面就主动向他讲这三条。在北京期间，我同他的接触中，同样感受到他的关怀、鼓励、帮助和教育，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心中。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对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徐海东同志，无产阶阶的领袖们信任他，关怀他，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尊敬他，爱戴他；而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却仇恨他，迫害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海东同志参与所谓“二月兵变”，“黑手伸到全国全军”，“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停发文件，拆除电话，监视徐海东同志的活动，禁止他同外界来往，关起门来整徐海东同志。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他们无中生有地说徐海东同志是“黑后台”，公开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惨无人道地搞“床头批斗”，几十个人围着卧病在床的徐海东大吵大叫，甚至用拳头顶着他的头逼他承认所谓“罪行”。他们指使一些坏人抄了他的家，把他的两个孩子隔离审查。林彪一伙明明知道，徐海东同志患有心脏病，一天二十四小时离不开氧气，竟丧心病狂地下令中断医疗，停止供氧。徐海东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