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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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功臣，在儒学上的建树足以同历代大师媲美，个人品格也几乎无可指责，但以此丰厚无比的资源，依然不敢在洋务上往前走一步，晚年甚至因为处理天津教案向洋人让步，使名声受到巨大损害。以曾国藩这样一个自始至终坚持“中国中心主义”的名臣，尚且在道德舆论的压力下说出“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八个字来，可见洋务之难难于上青天。大部分中国官僚和士大夫，他们的开明有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必须承认和捍卫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先进性”。敢于跨越此一底线的士大夫可谓寥若晨星。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分析曾国藩的变革思想时指出：“尽管他始终具有中国人的自信心，但曾国藩对作为对手的西方还是很了解的。这个对手是如此令人可怕，以至于使曾国藩感到有必要大力倡导将西方的物质文明纳入中国文明。这一倡导虽然意味着将西方作为一个价值中兴来看待，但它仍然保留了中国最基本的优越地位。这样，在这种广泛的折衷主义中，我们发现简单地接受在理性上具有说服力的西方价值，他关心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要求，而是如何使它表面上合法化，以便被中国人所接受。”（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46页。）即便是这种“折衷主义”的、富于策略性的学习西方，也得付出失去道德制高点的沉重代价。因此，大部分官僚与士大夫，在意识到近代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依然不放弃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捍卫。按照日本学者三石善吉的说法，这种维持道德优越感的近代化是一种“内发性发展”，即“在力图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地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文版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这种“文化基础”，一言以蔽之，乃是“文的传统”。于是，中国的近代化无论怎么努力也只能达到“下半身”的近代化，一有风吹草动，其成果则迅速化为乌有。
曾纪泽列举了两个人物的遭遇来说明办洋务非得有“拚却名声，顾全大局”的思想准备不可，一是其父曾国藩，二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长辈和即将同他交接驻英法公使职位的郭嵩焘。曾国藩和郭嵩焘办洋务遭诋毁的遭际，均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涉足洋务需要莫大的勇气——比牺牲性命更大的勇气，即牺牲士大夫最珍惜的“名声”的勇气、甚至被冠以“卖国贼”之名亦不退缩的勇气。虽然当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尚未形成，但古已有之的帝国的文化傲慢及道德优越感仍然难以撼动，它们成为士大夫心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替国家办事，如果要办到被骂作“卖国贼”的地步，这将让所有士大夫都会为之犹豫、为之踌躇——相比之下，盲目地“爱国”则要容易得多。郭嵩焘堪称那个时代唯一洞察西方政教核心的高级官员，他在英国潜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法治，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不仅是船炮，更是制度文物。郭氏批评洋务派一味发展军事乃是舍本逐末，“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他更批评中国官僚和民间的保守观念，“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挠”。而当时李鸿章仍然以为“兵乃立国之要端”，并谓铁路等事连恭亲王等亦不敢主持。郭氏的预言在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果然灵验了——仅此一战便让洋务派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海军灰飞烟灭。郭嵩焘思想已经突破了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维，再加之其性格刚烈锐利，因此当时的舆论方面对郭诋毁尤力，说他中洋毒，“有二心于英国”、“湖南人至耻于为伍”。（参阅《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
在向慈禧称赞了李、沈、丁、左四人之后，曾纪泽接着又为地位稍低的郭嵩焘辩护。整体而言，曾纪泽较为肯定郭在外交上的成就，认为其作法与父亲曾国藩一样，乃是“拚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并希望上头“始终保全”。（汪荣祖曾分析这段对话说：“太后、皇上以及王大臣都肯定郭是好人，而且十分同情他被挨骂，曾纪泽对郭反而有褒有贬。最有趣的是曾所谓请太后始终保全，引起一位英国汉学家的误会，以为郭遇到了大麻烦，幸赖曾侯在召对时请求朝廷不要伤害郭，才能幸免，即如此，郭回国后仍‘不敢冒生命危险入京’。此一错误颇为离谱。事实上，郭嵩焘回国后，朝廷一再促请回京供职，但因其不满刘锡鸿一案，坚请病休，终获开缺。曾纪泽并没有救郭一命的必要。”汪在这篇论文中较为强调郭曾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其实两人的共同之处大于差异和矛盾，如对西方政教文明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均较为一致。曾纪泽主动在召对中提出郭的问题，一方面表明当时士林和官场对郭的攻击已经十分厉害，另一方面曾确实也希望在最高当局面前对郭说好话。而郭回国之后退休，亦不完全是汪所说的“自愿”，来自“清议”的道德攻击使他不得不退出官场。参阅汪荣祖《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见《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4页。）曾纪泽在最高当局面前为郭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他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不过，郭氏向来我行我素，不顾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结果导致保守派的攻击愈演愈烈；而曾氏性格内敛，言论低调，且有曾家的显赫背景，故处境能比郭更好一些。即便如此，曾纪泽仍未摆脱道德指责及其营造的负面的舆论环境对自己的伤害，在出色地完成若干重要的外交使命（如签订对俄条约，挽回部分损失）之后，他回到国内虽未遭到像郭那样“千夫所指”的命运，却也陷入迷墙之中。据他的好友、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观察：“曾侯爷九年后归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以为他的进步观点会被欣然接受。但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却成为了猜忌的对象。”（丁韪良讲述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皇帝向侯爷询问西方教育后，鉴于他有名的英语语言能力，明智地任命他为同文馆管学大臣。这一职务此前并不存在，权力之大，足以推动教育事业亟需的革命；然而第二天，总理衙门递上奏折，称设两个管学大臣更好，提名徐用仪做曾的同事（徐是一位有才干的保守者，是曾的死敌，全力以赴地试图削弱曾的影响）。一个向前拉，一个向后推，会有什么前进呢？”作为冷静而敏锐的旁观者，丁韪良还观察到清廷内部复杂的人事纠缠导致了曾无法发挥其才华，即便是基本立场相近的高层人物如李鸿章亦对曾心存猜忌：“李总督也反对曾，但不是作为保守派，而是害怕曾会继而领导国家。而且，曾、李之间有私人恩怨：侯爷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李的侄子，但后者性格不善，女儿经父亲同意后，离开了丈夫。”参阅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8页。）曾纪泽虽然先后担任了“帮办海军”、“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钦派管库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位，却始终未能主持总署、枢廷，充分发挥其才干和学识——即便是慈禧的信任也无法让他摆脱“清议”对其的“妖魔化”。（曾纪泽在给梅辉立写的墓志铭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习气：“荐绅先生，讳言边裔；望洋向若，固拒深闭。斗室雄辩，百喙同声；谓人燕石，我则琼瑶。浮夸相和，虚骄不足；有道人长，谓之示弱……”他很少作如此激愤的批评，而正是这些人摧毁了他的前途。参阅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300页。）可以说，曾纪泽的悲剧，不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当局对他的疏离和不信任所造成的，乃是缘于“清议”对开明派人士在道德上的毁灭性的打击。
（三）外语教育的滞后与外交人才的匮乏
曾纪泽是晚清少数“由通西学而入洋务”、在中西学之间“就吾之所已通者括而充之，以通吾所未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其日记中，差不多每天都有研读英文（有时还有法文）的记载，贵为侯门之子，尚如此好学，殊为罕见。曾氏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学等均有较深的涉猎。像他这样的洋务人才，在晚清可谓寥寥无几。曾纪泽的“一支独秀”显示了清廷外语教育的滞后和外交人才的匮乏，以及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对洋务的排斥和恐惧。（对于曾纪泽的英文水平，丁韪良有详细的记载：“曾纪泽原居于内陆，几乎从未见过白种人，主要靠语法和词典学习英语。不知是因为隔绝（它使曾缺乏比较的机会）还是因为奉承（贵族总是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胀），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曾没有进入同文馆做学生，他找我做私人指导，寻求了解有关地理、历史于欧洲政治的信息，并请我批改他这方面的英语文章”、“曾英语口语流畅，但不合语法，阅读、写作总有困难。但他知道的那一点英语使他在社交活动中大占优势（而社交是外交活动的一半），并使他成为中国派驻外国首都最有才干的使者。”这些描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曾的英文水平虽然没有他自我评价的那么高，但在与之同代的高级外交官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参阅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5—246页。）慈禧在两次召见中均细致地询问了曾纪泽的洋务背景和外语水平。第一次召见中，双方的对答如下：
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对：“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
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
对：“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
问：“是知道英国的？”
对：“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曾纪泽详细讲述了自己涉足洋务的过程，即从充当父亲的幕僚和助手开始，在天津教案等事务中切实参与同洋人的交涉。在语言方面，他略显得意地表示，通过长期的学习，自己终于基本掌握了英文。对此，慈禧显然感到满意。
第二次召见，虽然时间才相隔一年，但慈禧似乎忘记了上次已经问过的问题，再次旧话重提，亦可见其对洋务人员语言能力的关注：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传、口齿难传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在这段对答中，曾纪泽向慈禧介绍了英文和法文的不同用途，他的说法基本符合当时国际社会的惯例。曾纪泽还试图纠正慈禧过于注重洋务人才的外语水平的错误观念，详细阐述了通外语与通洋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办洋务必须“熟于条约、熟于公事”，如果说办洋务是通才，那么通外语则只是专才，因此办理洋务之难，难于精通洋文洋语。具体到翻译人员的运用上，曾亦指出，即便是精通外语的外交官，在与别国人士正式对话的时候，也需要翻译的帮助。曾氏已经意识到，外交是一门相当专业化的工作，它需要各种类型人才的相互配合，而不可能一个人精通所有项目、像处理内政一样“事必躬亲”。
慈禧接着要求曾纪泽在出使期间要严格约束随行人员：
旨：“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
对：“臣恪遵圣训，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寻。臣意中竟无其选，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择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于通事、刚八度等人，大半惟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
曾纪泽则借此机会表明洋务人才的难得：如果说今天的外交事务是一个众人都趋之若骛的领域，那么曾纪泽那个时代的洋务则是一块如履薄冰的“地雷阵”，办洋务在当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正人君子”自然不屑于涉足，那些老谋深算的官僚也尽量绕开走。因此，许多经验丰富的买办阶层都是一些“没有祖国”的“变色龙”，根本不值得信任；而在朝廷之内又很难找到应变能力、知识储备和个人品质俱佳的人选。于是，曾纪泽甚至不得不“举贤不避亲”了。
说到人才难觅，慈禧便把话题转到同文馆上：
问：“你带同文馆学生去否？”
对：“臣带英翻译一名，法翻译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汇奏。”
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