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加拿大的私有机构也不那么生机勃勃。这也说明了加拿大不如美国人那样偏向社团主义。
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的经济才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也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人才乐于投身到慈善事业和社区义工之中。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特意指出：「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援助居于世界首位。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的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几乎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一大优点。」布什进而追索了美国人这样做的内在原因──大部份美国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说：「人们主动地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人，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曾经有人称呼我们为教会之魂的国度，美国有95％的人说他们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信仰是信任的根基，也是「美国精神」的源头。在《美国读本》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文字与信仰有关。我们很难想像，假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起草得出《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来呢？正如布什所说：「信仰为我们指出一种道德的规范，这超越人们的法律，也号召我们承担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仅不可怕，而且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信仰给我们一种道德的支柱，它教授我们如何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何爱护其它人，并且为其它人提供服务，并且如何有责任的过我们的生活。」可惜的是，听众们只关心国际关系中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对布什所阐发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并不感兴趣，并冠之以「推销美国价值观」而排斥之。
福山转而分析了华人社会的致命缺陷。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之外。为甚么中国除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银行这样「国家垄断」的大型企业之外，产生不了一个真正「航空母舰」般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呢？
福山分析说：「华人企业在制度化方面的步履艰难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而无法成大气候的原因。这也赋予了华人企业以另一个特性：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王安电脑在美国从红极一时到销声匿迹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及整个东南亚华人经济圈中，困扰私营企业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如何从「家族企业」转型为「现代企业」。这种转型并非仅仅依赖制度就可以实现，它背后还有深层的文化惯性。在「低度信任社会」里，企业的创始人难道会放心大胆地使用职业经理人，而将自己的子女抛在一边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正如福山所说：「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不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看著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在这方面，中国早期的成功企业家盛宣怀的经历具有代表性。他没有对家族企业进行扩大再投资，而是用百分之六十的财产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供他的儿子和孙子们享有，结果在他死后，财产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挥霍殆尽。所以，中国没有出现象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样延续百年至今依然充满活力的庞大企业。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福山选择的是一条崭新的经济学的思路。多年来片面强调「专业化」和「学科规范」而变得越来也苍白与虚假的中国经济学界，面对福山广阔的研究视野和锋利的批判锋芒，难道不应当开始某种反省吗？
后页
前页
目录
后页
前页
目录
沐浴在爱中写作
一
安徒生，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
安徒生，全世界儿童共有的父亲。
一八一九年一个阴晦的清晨，十四岁的安徒生只身从偏远的家乡来到哥本哈根。他再也不愿依靠母亲的洗衣和祖母的乞讨来维持生活了，他要去首都，去北欧最辉煌的城市，去实现他那舞蹈家的理想。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还在世，父亲曾经给一名舞蹈演员做过一双美丽的舞鞋。从来没有玩过玩具的孩子，紧紧地把舞鞋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当顾客来取鞋子的时候，父亲几乎是从他的怀里夺走的。为此，他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从那以后，他就有了当舞蹈家的梦想。
然而，冷冰冰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安徒生的梦想。他相貌丑陋，身体笨拙，剧院的经理刻薄地嘲笑他说：“你简直就像一根木头，连飞过的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栖息。”
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安徒生没有绝望。在一帮艺术家朋友的帮助下，他进入教会学校补习文化。学校的气氛是压抑的，让安徒生感到痛苦不已。不过，他在学校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毫无同情心的校长不断地虐待他，并且强令他停止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安徒生给他在首都的赞助人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了一封诉苦的信。
没有想到，对方的回信是如此的残酷：
“你麻烦起朋友来真是不遗余力。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安徒生没有停止写作。二十一岁那一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垂死孩童》的诗，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这首忧伤而温馨的诗歌，奠定了安徒生作品的精神底色。
按照一般人的设想，这名贫困潦倒、饱经挫折的少年，一定对社会充满着仇恨和厌恶，一定会在文字中发泄他的愤怒和诅咒。然而，恰恰相反，安徒生的笔下流淌着的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纯真的文字。
三十岁的那一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这是一本只有六十一页的薄薄的小册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等四篇作品。这本文集没有获得一致的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苛刻地说，安徒生根本就没有写童话的天赋。但是，安徒生坚信，他找到了他一生的快乐所在：“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
从此，差不多每个圣诞节他都要出版一本童话，献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小读者。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中讲述了安徒生的故事：安徒生遇到了爱他的美丽女子埃列娜·葛维契奥里。她爱他，他也爱她，但还是他拒绝了她的爱——
“谁知道呢，说不定由于这爱情，他那五彩缤纷的一连串童话将黯然失色，悄然离去，从此再也不回来。到那时，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安徒生的一生写下了二十本童话集，一共一百六十八个童话和故事。在他逝世前曾经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是大得过分了的代价。”但是，他也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提升了丹麦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以一个人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童话天堂。
一位安徒生身边的朋友指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悲伤”。晚年的安徒生，尽管名扬四海，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前一年，饱受肝癌折磨的安徒生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信来自遥远的美国，是一位上小学的小女孩写来的。信中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刊登着安徒生身体病弱、贫困潦倒的消息的报纸剪报。不久，更多的孩子纷纷寄来了小额的钱款。安徒生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以小语种写的故事，居然能够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读者”。
英国的评论家、文学记者高斯来到丹麦，见到了濒临死亡的安徒生，“一个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有能够从他的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公元两千年的春天，我曾经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寻访安徒生当年居住过的旅馆。还是几百年前的石板路，还是尖顶的小楼，还是明亮的黄墙。就在这间仄仄的小屋里，没有钱买煤生火的安徒生，裹着毯子写下了《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眼睛里却闪烁着爱的光芒。
安徒生的写作增添着世间的爱，抵抗着世间的恶。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冷酷、嘲讽和绝望，对于有缺陷的人性，他也仅仅给予温和的批评。在他的作品里，流淌着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散发着炭火般的温暖。他给孩子们梦想的勇气，孩子们则努力在人间实现梦想。
我在纪念馆中看到了安徒生的照片，丑陋、冷漠而忧伤。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斯的形容——是的，这是一张“农民”的脸，这是一张烙着“泥土的印记”的脸。安徒生一辈子也没有背叛土地。他自己身处苦难中，却没有放弃对爱的追寻。
他的写作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他的人生是沐浴在爱中的人生。
是爱，让他最终战胜了苦难；是爱，让他在临终之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
安徒生的文字，是一双温暖的手，伸向那一双又一双寒冷的手；安徒生的文字，是两瓣湿润的唇，亲吻着那些干裂而苍白的嘴唇。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写作。
后页
前页
目录
后页
前页
目录
哪个文人不帮闲？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我很喜欢读王彬彬的文章，在门户森严、批评变成表扬的文学评论界，王彬彬是一个不被学院派的贵族们所喜欢的“异数”。某些雍容华贵的老先生指斥他为“骂派”，说他以“骂人”之术来求得自己的出名。然而，学者丁帆在评论王彬彬的时候，却有一番诚实而中肯的话：“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话，我以为，包括我在内的苟且‘学者们’，都没有‘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尼采语），失去了一个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应有的文化批判立场，我们不引以为愧疚，反而还要去指责勇者的缺点，恐怕这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锋芒的思想批评，排斥在学术和学理之外，这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甚至是可耻！”这是近年来我很少听到的沉默的“成人世界”对那个勇敢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由衷的认同和赞赏。但是，丁帆这样的君子是极少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成人”比皇帝本人还要仇恨孩子，因为孩子的勇敢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于是，那些面对强权的时候无比懦弱的家伙，在攻击和辱骂孩子的时候却显得相当的英勇。
王彬彬并没有拒绝“箭垛”的命运。在新作《文坛三户》中，他第一次集中凸显了由金庸、王朔和余秋雨所组成的“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纪、身份、性格、文风、读者群体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王彬彬却发现了他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特征。”金、王、余三人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单纯的作家或者学者，他们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比如金庸之创办《明报》、王朔之投身影视、余秋雨之“凤凰之旅”。他们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印数和读者群，他们在传媒上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剖析和评述这三个人物，旧式的文学理论远远不够。王彬彬也深知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他引入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通过对已有的“批评”的“再批评”，使得《文坛三户》不再是一本文学圈子里的讲义，而是一张给当代文化的栩栩如生的素描。
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既不同意严家炎教授将之高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不同意王彬彬将其全盘否定为“文化糟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作为民间文化组成部分的“侠文化”，固然有其暴虐的一面，但在面对儒法一体化的专制道统和统治术的时候，却也不乏正面的意义。这也正是太史公为什么要为游侠们作传，而《游侠列传》也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的原因所在。当人类进入文明和法治社会之后，“侠”便消褪为一种梦想和游戏，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比如英国有罗宾汉的传奇、美国有西部牛仔的故事，好莱坞的《007》也长盛不衰。中国的武侠片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国颇受欢迎，《卧虎藏龙》更是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难道我们能说因为美国人喜欢武侠片，就证明他们中了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