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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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著名的证词，他认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是低等人。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说他测量了不同人种大脑的大小，从而证明中国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当时，那成为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能发展现代科学的证明，对此中国人很受触动。因此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获诺贝尔奖的最大反应是什么的话，我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无限的自豪。”杨博士忽视了对方提问中的“一九五七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那是大陆反右运动开始的年份，数以百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尊严和生命。曾经是李政道的老师、有希望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码的研究条件，而被作为阶级敌人残酷迫害。这一切不在杨博士的视野和思考范畴之中，他却对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他故意把两个世纪前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拿到当下来谈论，混淆了时间概念。杨博士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获奖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光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高行健先生的例子，其结论则与之相反。与杨博士身份类似，身为法籍华人的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受到国内严厉的封杀和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他的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话题”。于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眼中的“卖国贼”，他的所有作品在大陆都成为禁书。在我看来，正因为高行健比杨振宁更加真诚坦率地面对“中国问题”，所以他才会有与之截然不同的命运。作为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杨博士显然“过于聪明”了。
杨振宁的精神境界
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或者经常在两边自由走动，杨振宁更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到中国时也都是在上层社会浮光掠影，中国的一切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种被隔离的“诗情画意”。从一所肮脏破旧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优雅的民俗风情来，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艰辛和痛苦。北京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要走几百米的路才能上厕所，在寒冷冬天的深夜，这不会是一种幸福。而像杨博士这样住在别墅洋房中使用名牌抽水马桶的高等华人，当然不会体验到这样的不便，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说胡同象征着东方文明，美得很。只要被中共待若上宾，那么为中共说点好话还不是口吐莲花之事？自觉不自觉，这些人便成了被“统战”的对象，成了杀戮现场作为点缀的鲜花——在海外，杨博士是最早为天安门惨案叫好的华人。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的哭泣他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也假装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爱国贼”的“心路历程”，他们从来都是秦始皇朝廷中的弄臣，哪里会为孟姜女仗义执言？还是丁学良先生说得好：“对于已经不再过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必须过的日子的某些海外华人来说，那些大造‘万里长城’的中国统治者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样雄伟的工程使生活在外国人中间的华人很光彩。至于统治者在营造古今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令多少中国小民节衣缩食、家破人亡，‘长城’脚下埋葬了多少无辜的白骨，他们就不怎么计较了，因为死的不是他们家的人。可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百姓之中的有人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评价的标准首先应该是问一问：万里长城是造出来了，孟姜女等的情况怎么样？”
这恰恰就是杨振宁与爱因斯坦、萨哈罗夫之间的差别——这种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差别，比学术成就上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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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情结与权力瘾
新华社报导：一月十七日早晨，河南省新密市委书记（为何媒体没有公布此公的姓名？）导演了一出盛大的“阅兵典礼”。新密市此次大搞“阅兵式”的 “由头”，不过就是召开“巡防队成立点验誓师大会”。以市委书记为首的领导们微笑着向一千六百多名受阅的员警和巡防队员挥手致意。这出“阅兵丑剧”，耗资五十万元，还导致省道被堵车辆绵延达两公里多。
新密市的这一“壮举”，自然而然地让人联想起了前安徽毫州市委书记李兴民。为庆祝自己升官（买官）成功，李书记于一九九七年举行“阅兵仪式”，并因此获得了“阅兵书记”的“美誉”。后来，“阅兵书记”因腐败垮台。据媒体报导，其家门上的对联是“金盆聚宝，银盆摇钱”，在其就任市委书记期间，平均每月即受贿近两万元。
安徽毫州城市人均月收入不足三百元，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地区；而河南新密是郑州市所辖的县级市，“扶贫攻坚任务还很重，当地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也不能正常保证”。劳民伤财的“阅兵典礼”却在这两个地区发生，对于当地百姓而言，真是雪上加霜的“苛政猛于虎”。作为安徽毫州市的市委书记，李兴民已经沦为阶下囚；而此次河南新密市的这名仍未被披露姓名的书记，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喜欢“阅兵”的人，皆是权力狂。军警乃是权力最为赤裸的外壳，官僚得意洋洋地检阅列队敬礼的军警，乃是向老百姓展示自己拥有权力的骄横和滥用权力的快感。他们气壮如牛地宣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其潜台词却是：“人民贱如蚂蚁，人民当为我服务。”
在这样一种权力崇拜的文化氛围中，戏子们也紧跟官僚粉墨登场了。那个以扮演毛泽东而闻名的所谓“特型演员”古月，在全国各地“走穴”的时候，也时常模仿领袖的样子向密密麻麻的围观群众挥手，作趾高气扬的“检阅状”。这种“领袖附体”式的表演，亦能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仿佛吸食鸦片一样过瘾。难怪晚清笔记中，有“做戏如做官，做官如做戏”的记载。所谓“特型演员”的幸福，大概就是这种 “近水楼台”的幸福吧。
近年来，相声演员牛氏夫妇的言行也日渐出格。牛群受安徽某地的县委书记（此人已因腐败入狱）之邀请，出任该县副县长。他声称要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大力发展当地的养牛业，带领贫困百姓脱贫致富。就在到达该地的当天，他们庞大的车队在街道上缓缓行进，两边是万人聚集，好不热闹，比当年出来看美男子潘安的人还要多。牛群夫妇站在敞篷车中不断地对群众挥手，心潮澎湃，差点就要像伟大领袖那样喊出“人民万岁”来了。牛大哥大概算是中国最牛气的副县长，而牛大嫂大概算是中国最牛气的副县长夫人。由此可见，小人野心的膨胀是没有限度的。难怪作为同行的侯耀华兄弟也忍不住站出来，痛斥牛氏夫妇简直是患了“疯牛病”。任期未满，牛群为当地规划的养牛业早已灰飞烟灭，当地百姓又被名人戏耍了一回。
小丑阅兵，兵亦阅小丑。如一民间笑话所云：一官员阅兵，向士兵们致意说：“同志们辛苦了！”士兵们异口同声地答曰：“领导辛苦了！”官员再说： “同志们晒黑了！”话音未落，士兵们高声答曰：“领导更黑！”由此可见，作孽者的夸耀不会长久持续。狂妄者必自辱，并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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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监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 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
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 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 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 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 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 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 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 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 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 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 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 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 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 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 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 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 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 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 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 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 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 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 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 “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 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 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 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 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 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 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 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 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 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 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 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 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 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 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 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 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 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 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 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 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 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 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 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 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 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 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 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 “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 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 “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 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 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 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