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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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 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 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 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 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 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 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 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 “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 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 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 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 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 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 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 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 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 “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 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 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 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 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 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 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 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 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 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 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 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 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 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 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 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 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 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 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 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 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 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 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 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 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 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 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 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 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 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 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 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 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 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 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 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 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 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 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 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 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 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 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 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 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 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 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 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 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 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 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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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纸上的理论，乃是一种生命实践方式。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辨析自由主义内部各流派的异同，固然有其价值，但在中国更重要的却是“爲自由而生活”。这是一种与专制抗争，与一切让人不自由的制度抗争的生活姿态，有时需要爲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均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之中：台湾笼罩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戡乱条款”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大陆则持续展开了“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以知识份子爲整肃物件的运动。然而，尽管外部环境极其险恶，海峡两岸都涌现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荐自由”的优秀知识份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理念，并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诚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到了孤岛台湾。第二年，台湾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著名自由知识份子雷震便邀请了胡适、殷海光、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一直支援《自由中国》，他相信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种自由主义理想的号召和影响，以胡适和雷震爲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国》的强大阵线。他们把直言不讳当作荣誉，对当局措施和时政发表评论时均直抵黄龙，毫不留情，用词遣字针刺当局的痛处，毫无遮掩，极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白由中国》刊出《抢救教育危机》，痛批党化教育之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党籍。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自由中国》出刊“祝寿号”，尖锐批评蒋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这期刊物轰动一时，一版再版，引起许多国民党官方刊物的围剿。雷震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和恐吓。然而，他毫不退缩，随时准备赴死，并且坚决不请求美国大使馆保护。当时《自由中国》最年轻的编辑、女作家聂华苓在回忆录中写道：“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参阅聂华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爲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莫须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停刊。胡适虽然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均未被采纳。后人因胡适未能爲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对其多有垢病，胡适最后也抑郁而终。
最近，我从网上读到雷震长女雷美琳回忆父亲的文章，许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台湾一所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军训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题目：谁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人？雷美琳写道，父亲雷震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课堂上大骂雷美琳不要脸，并教育全班同学说：“最伟大的人应该是国父或蒋总统！”教官还威胁要她退学，并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后，学校开了三天会，决定让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著名报人成舍我。成舍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斗士，在雷震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的时刻，他的这一决定真是可钦可佩。同时，我也爲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张志新的男友向当局揭发其“反革命言论”，顾准的子女与之断绝了父子、父女关系。而雷美琳对亲情的坚守、对父亲的挚爱，让后人爲人性中高贵和温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出狱前，狱方藉口打扫房间，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来，发现十年间写的回忆录手稿失踪。他坚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狱。于是，狱方请来“党国元老”陈啓天、王云五等劝说。王云五表示愿意下跪，直到雷震答应出狱爲止。陈啓天是躺在担架上擡来的。雷震无奈，含泪答应离开监狱。出狱后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忆录至今不见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关当局查询，迄今无下落。她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台湾当局声称，要出五百万新台币悬赏回忆录，说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对此，老作家柏杨说：“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对雷家无补偿，是国家之耻。”雷美琳则表示，她将设立雷震纪念奖学金等公益事业。
雷震爲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监狱生活的代价，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剧结束，但是他的事业却成爲台湾民主化的第一块基石。《自由中国》所追求的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政党介入军队、教育及司法独立和组织反对党的自由，都已经在台湾成爲现实。台湾学者薛化元对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有著高度的评价，他论述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间的关系自亲而疏而对立，是与《自由中国》坚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理论由宣传而寻求实践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逻辑，配合著外在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台湾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在当时是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国》停刊悲剧的发生。但相同的逻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却爲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而这也正彰显了《自由中国》在战后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角度与意义。”（参阅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从一九五七年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