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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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氏无疑最具有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在《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氏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绝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地认识，也对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戈氏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氏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戈氏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戈氏堪称是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丝毫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的这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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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惨剧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爆炸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戈氏本人也未能及时获得充分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而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氏在回忆录中坦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是最高领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顽固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和封锁。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为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了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家领导人作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几位功勋卓著的“两弹元勋”依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过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氏还是渐渐地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开始以他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也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损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这样处理的吗？戈氏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慷慨陈辞：“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他把“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与所有前任根本的区别所在。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责任感。由此，他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而走进了人道主义者的队伍中。

虽然迟了一步，但戈氏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都是从所未有的。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氏才开始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是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领袖。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真正的开端。它对戈氏本人和苏联历史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此，阿·切尔尼亚耶夫有一番悲观的评估：“如果说反酗酒运动是改革时代第一个大错误的话，那么，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改革开始前在社会基础中埋下的‘地雷’中第一颗爆炸了的最大‘地雷’……并且是改革道路上发生的第一个悲剧。”而戈氏本人的评估却是乐观的：“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我更倾向于戈氏的看法——盖子已经揭开，谁也不可能再将它捂上。改革具有了它不容质疑的理由，民众也清楚地看到了旧制度的僵化和停滞。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再精明的“理论家”也难以欺骗所有的老百姓。人民再也不愿忍受可恶的旧制度。于是，戈尔巴乔夫可以放手开始他的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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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罪恶，谁是无辜者？　


面对罪恶，谁是无辜者？
——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九二三年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十八岁参加卫国战争，身负重伤，此后腿部终身残疾。从教育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教育和新闻部门工作，因才华出众而被调入苏共中央机关。一九六五年起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任代理部长（由于其思想解放而被苏共领导看成是“不正统”，因此一直没有正式批准他担任部长）。在此期间，雅科夫列夫继续学术研究，先后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答辩，并获得教授学衔，成为苏共高级领导人中学历最高的、也最有学问的人之一。然而，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头头苏斯洛夫却对其学术研究持否定态度。

一九七三年，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中央受到批判，并被贬到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启动政治改革，将其调回莫斯科，先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六年，雅科夫列夫进入苏共政治局，从此进入最高决策层，并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亲自起草了包括“公开性”问题在内的若干重要文件。一九九零年，他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并退出苏共政治局，成为苏联历史上唯一主动退出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

一九九一年八月六日，在保守势力对改革力量“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雅科夫列夫毅然宣布退出苏共。“八·一九”政变之前，他多次警告戈尔巴乔夫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然而戈氏未能对他的警告引起充分的重视。政变发生之后，雅科夫列夫挺身而出，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支持合法政府，反对政变。苏联解体之后，他出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并兼任若干民间职务，继续为俄罗斯社会的进步而奔走呼吁。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期间，雅科夫列夫先后两次出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先后为三百万名苏维埃时代受到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除了大力推进改革进程并为之提供思想资源之外，这是雅科夫列夫所作出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被誉为“一面了解俄罗斯百年历史进程的镜子”。它不仅是一本苏联杰出的政治家高屋建瓴的回忆录，更是一个优秀学者长期艰苦思考的结晶。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在俄罗斯兴起和消亡的原因。在这本书中，雅科夫列夫既对历史的弯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对未来俄罗斯的面貌作出了明确的预测。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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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一九五四年四月，吴国桢在美国会见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长谈八个小时。在政治理念上，两人相当一致。会谈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国桢回答说大约是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接受蒋氏政权的招安，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氏辩护，甚至指责吴的“背叛”。吴国桢便公布了这则段谈话。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蒋经国一直纵容、甚至亲自实施了对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即使胡适所说的“十万政治犯”也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仅“绿岛”一地就囚禁过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显示，台湾的人权状况在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糟糕。国民党高层认为，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是宣传战的失败，因此在台湾大大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管制媒体和出版物的机关不是党的文宣系统，而是人们谈虎色变的“警总”。文字狱虽然没有满清时代那么残酷，却也让不少作家学者家破人亡。对此，蒋经国难逃其咎。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消除他的历史罪责。在蒋经国统治的大部分时候，他相信威权主义的正当性，不过台湾的威权主义跟法西斯主义不同，跟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或邪恶的民族主义也不同，陶涵指出：“国民党式的警察统治虽然紧密监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等层面，并没有要消除这些部门的自治。它声称信仰人本主义、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权利。”即使在“白色恐怖”的高潮，台湾的民间社会也顽强地存在着，也正是这种统治模式为八十年代台湾的变化打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蒋经国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周旋于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日本几大政治力量之间，让弹丸之地的台湾岛“举轻若重”、二两拨千斤，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个焦点。用陶涵的说法，即便是盟友美国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建设基础工程，并颇有前瞻性地瞄准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小小的台湾成为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的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位，平均家庭收入高达五千美元。

然而，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蒋经国有没有可能继续带领台湾实现政治的奇迹呢？在我看来，晚年的蒋经国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经济腾飞、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他为台湾设计的“三步走”的策略。蒋氏意识到，由开放报禁进而开放党禁，谁也阻止不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