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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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迫发表启事：“由于编辑把关不严，造成文章的内容和结论有失偏颇，给北大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谨向北京大学领导、向无辜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向本刊的广大读者致歉。……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们工作失误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实，北大广大师生的利益并没有受到这篇文章的伤害，受伤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师生看了这篇文章，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为大家说话。北大由被压制者向压制者转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绝批评的学校，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学校，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当他走进会议厅时，北大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十分钟之久。北大学生向来桀傲不逊，很少这样热情地对待客人。北大学生之所以这样热情地对待陆登庭，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陆登庭”——一个学识渊博的美国学者，而是因为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是在向一种教育、一种文化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陆登庭在表达作了题为《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他回顾了哈佛的历史，并指出大学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哈佛所面临的，更是北大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大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他认为，大学要重视对“人文”学问的传授。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更高层次，应该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别是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参透，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开始懂得鉴赏艺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逐渐了解科学，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正是这样，尽管在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哈佛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除主修像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此外，学生们还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如向周围社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为报刊杂志撰稿，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等。事实上，我们的学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学的自由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训练。
陆登庭批评了片面的“实用”的教育观。他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辈狭隘地理解知识的组成，哈佛就不会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的成果来自日积月累，来自研究机构的设置，来自大型图书馆的修建，来自于学术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没有前辈们大胆的创想、尝试、甚至是“闲逸的好奇”，就没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实力。
他进一步论述了20世纪“无用”的知识的用处。20世纪最实用的知识都是在对自然界基础知识的探索中获取的，而不是所谓“有用发明”追求的结果。正如遗传领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一样，当时，没有谁能预料这个发现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同样，追溯激光、卫星、光纤、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发现过程，最初也完全出于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好奇、一种兴趣、一份投入，也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加强基础迎接放在首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与美国以及世界大学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1993年，北大推倒南墙以后，南墙变成了喧闹的商业区。校方尝到了甜头，于是致力于开发北大的商业价值，将办高校当作办公司来看待。赚不到钱的基础学科，被抛弃在一边，因此，像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日渐萎缩。北大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地开办了广告等时髦的专业，这些专业，看起来“赏心悦目”，然而办学质量却让人难以恭维。到了20世纪末，还搞不清楚“大学”的基本内涵，令人莫名惊诧。
陆登庭先生谈到的第二点是：大学如何适应拥有众多的学习领域、充满着众多的社会问题。
随着学习领域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国际化，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将得益于各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与合作。怎样控制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减小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怎样阻止传染病的蔓延？面对近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怎样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学术的禁锢，跨越区域的界限，积聚各方面的实力。幸运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遥远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没有真正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总之，一向信守学术自由的大学应该成为开放性对话、自由自在的研究创造一片“中立的空间”。
陆登庭最后论述了如何保证大学联合体的开放性。
大学应该为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大学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如何适应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与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频繁的交往相处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价值。他指出，应当让大学联合起来，自由地交流观点；竭尽全力地去协调冲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励学生和教师之间有益地合作；让图书馆、博物馆极其他学术资源得到更广泛地共享；让彼此在一种互敬的基础上，奋力去
追求开放的思维、自由的探索、真诚的交流。
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对于哈佛和北大来说，同样任重道远。
北大不是“中国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国的北大”。我们绝不能因为别人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
伟大的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条更加漫长、更加坎坷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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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小孩压弯腰
当每天中午或者下午小学放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小学生们背着巨大的书包匆匆行走在街道上。巨大的书包与他们小小的身材形成极大的反差。他们的腰被压弯了，他们的神情充满了厌倦和疲惫。他们只是小小的孩子。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点天真的笑容，他们活得比成人还要沉重。我一向以为，看一个社会正常与否，只要看这个社会的小孩的神态怎样：是天真烂漫，还是少年老成；是快快乐乐，还是沉默寡言——未来把握在孩子的手里，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从书包的大小就能够看出教育的正常与畸形来。据《教师报》报道，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乱搭售、硬摊派，但全国各地的小学生书包沉重依然。西安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书包里就装了16种教材和参考书，仅辅导类的书就有：《小学语文字词学习》、《写字》、《小学生看图说话写话训练》、《小学生多用生字卡片》、《数学课外读物》、《小猫咪穿鞋子》、《学生学具卡片》等7种，学校还给学生订购了《学做人》、《作文指导报》等报刊和各种测试题。山东省安丘市安丘镇三里庄育才中学初二的学生，书包里装了各类课外参考书39种，仅各科试卷和各科基础训练两套资料就达14本之多。参考书多，作业自然就多。据统计，我国初三学生每天放学后花在做功课上的时间就达3小时以上，他们的工作量比上班的成年人还要大。难怪李鹏感叹说：“我的外孙女每天做那么多作业，比我做总理还要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孩子们沉重的学习负担，我们会发现这句话没有丝毫的夸张。山东潍坊的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说，各科都有试卷，每天做得头昏脑胀，做不完第二天就得罚站，他恨透了学校、老师和编写参考书的人。
书包的沉重，从浅层次上看，是教育腐败的一个表现。出版社把目标瞄准中小学，通过与学校领导、班主任、科任老师打通关节，从学生家长的钱包里大把大把地掏钱出来。家长的心理是脆弱的，只要说对孩子有好处，他们哪能舍不得掏钱呢？而孩子最后成了牺牲品。除了书籍以外，如校服等一切学生用品也都成为商人们眼谗的对象。笔者认识北京某服装厂的一个老板，他说他与北京若干重点中学、小学的校长、副校长、财务科长等都是哥们。他经常请他们出入豪华饭店、歌舞厅，享受包括嫖妓在内的一切服务。这样，他就拿到了设计生产校服的特权，从中谋取了巨额的利润，短短几年之内就成了暴发户。难怪人们发现大多数中小学生所穿的校服不仅设计简陋，而且用料粗糙，孩子们穿在身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腐败从赤裸裸的社会上进入到中小学，是一个社会全面腐败的标志。教育界不可能是世外桃源，教育界的小气候受外界大气候的影响和支配，只不过教育的腐败显得更加隐蔽、更加不容易为一般人所发现而已。
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沉重的书包则说明教育体制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不是启发智力、保存个性、鼓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而是填鸭式地灌输知识的教育。灌输的知识不是鲜活的知识，而是僵化的、过时的、无用的、有害的知识。学习本来是人类的一个天性，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强烈的好奇心，就有追求真理的渴望，这种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残酷地压抑这一天性，用所谓的知识来把小孩的自信心压垮。当学习成为一种苦役的时候，学习的意义也就全部地丧失了。当一篇优美的散文被老师解剖成若干个段落的时候，当阅读变成了对词语的死记硬背和完成许许多多道习题的时候，即使是最富有挑战性的语文教育，也枯燥无味、面目可憎。“教学相长”成了《论语》时代的神话。“教”吞没了“学”，不再有真正的平等交流，只剩下盛气凌人的“教”。
教育蜕化为征服、压迫和强暴。那么多的所谓参考书，实际上都是垃圾。苏格拉底说过，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知识，一种是坏的知识，孩子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坏的知识所污染、所控制，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教育的问题看上去似乎比中国社会现存的工人失业、国企亏损、农民负担、环境恶化等显在的问题小和轻，实际上却比以上的若干问题大和重。可惜的是，能够对此有清醒认识的人太少了。整整一代新人的腰被压弯了，他们还能肩起我们民族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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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学校
1998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广州金雁小学教师挥鞭抽打学生的事件。5月20日上午，该校语文老师梁禧颜要学生蔡朝林背书，嫌蔡声音小罚他上台立正。梁老师恶声恶气地问小朝林家庭作业是不是独立完成的，小朝林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梁老师立即当着全班所有人的面责骂他说：“你以前写字从来没有这么认真，一定是你姐姐代做的，还不快老实交待！”接着，梁老师挥起手中的教鞭，朝年仅8岁的小朝林的头顶连抽两鞭，小朝林痛得大哭起来。梁老师还想再抽，看到有鲜血从小朝林的头上流出，并很快滴到校服上，慌忙停手，并回宿舍找出一瓶万金油为小朝林涂抹伤口。随后，梁将小朝林沾有鲜血的短袖校服换下，找出另一件给他换上，并将带血的那件带回去用水洗净后晾起，下午晾干后再让小朝林换上。中午吃饭时，梁又买来一袋鱿鱼丝给小朝林吃，并再三嘱咐他不要告诉家长，否则就不让他再上学。这篇报道刊出以后，当事人梁禧颜散发材料为自己辩解，金雁小学的有关领导也大肆攻击记者，如今此事已经对簿公堂。
事情的真假不难澄清，因为事情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切尽入全班同学的眼底。我很佩服女教师梁禧颜“临泰山崩而色不变”的镇定。把学生打得鲜血淋漓之后，她处理“善后事宜”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先毁灭“罪证”，把血衣从学生身上换下来清洗干净，这样就让学生和家长事后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血迹在那里？这可不是你们说有就有的，现在是法制社会，凡事要讲证据。她还很会做思想工作：一方面买鱿鱼丝给小朝林吃，体现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另一方面又对学生进行赤裸裸的威胁——你不许声张，你一说了出去你就念不成书了。而梁老师的聪明与该校校长区宝琼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区宝琼炮制告状材料，诬蔑记者与家长串通，“企图勒索金雁小学10万元”。她将也在金雁小学就读的三年级学生、小朝林的姐姐蔡彩红叫到办公室，强迫这个10岁的小女孩写“当事人证明材料”。由区校长念一句，小彩红写一句。这些行径，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在某时某地曾经发生过。那是在文革的浩劫中，造反派会强迫你“交待”——首先把你定为罪人，你就必须交待。梁老师所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思路：你的作业肯定是让姐姐代做的，你必须交待，你不交待就是坏学生！这套理论是堂而皇之、斩钉截铁的，看起来一点错也没有，实施它的人反而具有一种替天行道的凛然正气。而校长的做法更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