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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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比较而言，认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的呼声较高，担心报告讲缺点错误太多，会影响人们的信心。这种考虑，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挖其思想根源还是没有勇气直面“大跃进”的错误，尤其过分强调错误不可避免，就会导致领导者的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不可避免而不加以追究，不利于正确总结经验。此外，那些害怕“观潮派”、“秋后算账”的人，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个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许讲“大跃进”的成绩，不能讲“大跃进”错误的，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由此可见，全党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正确评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实现真正的思想统一也有相当的难度。
　　大会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有一些意见不太好分类归纳，但比较重要的一些看法，这里还应该提到。如有人建议，报告中谈到“尊重科学技术”，应加上“党派到企业工作的干部，应该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要求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经验，应总结进去。这些意见，间接地告诉人们一个信息，中央的报告虽然谈到要尊重科学技术，但显然还是政治第一，不过党内确实存在着一种要求政治与技术并重，或者技术第一的呼声。
　　与此相反的一种呼声是，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的经验应写一条。他们认为报告关于国内的阶级动向讲得少了些，建议对当前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农民、知识分子、工商界的政治动向和国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阶级分析；对党内的一些思想倾向，也应该放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背景上，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党内一些人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能被全党接受，说明自有其土壤所在。
　　七千人大会的气氛，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议论纷纷”。一方面表明，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需要统一思想；一方面也表明，大会民主气氛好，人们敢于讲话，这在那个以思想路线划线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这次大会，中央本来计划开10天左右，由于意见很多，一再延长，结果开了28天。大会以让人讲话，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给全党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至今史学界给予七千人大会以较高评价的原因所在。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1）


　　在七千人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
　　从会议记录来看，委员会21人中，共有16人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
　　刘少奇，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
　　周恩来，64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陈云，57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彭真，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富春，62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李先念，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薄一波，54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陈伯达，5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柯庆施，60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李井泉，53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宋任穷，53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乌兰夫，56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务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自治区主席。
　　陶铸，54岁，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刘澜涛，52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王任重，45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1人中，还有5人没有发言。具体这5人是谁？现在还很难确定。大概有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秀才田家英、吴冷西。如果去掉田、吴两人，还有3人身份不详。
　　看得出来，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年富力强，最大的64岁，最小的45岁，一般是50多岁。毛泽东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大会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着他们。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结果，显然对七千人大会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从17日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日，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所涉及的问题同大会一样，都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发言比较热烈，谈出不少自己真实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对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见解。同大会的讨论相比较，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大会基本一致，但有着自己的特色。
　　把这个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形重现出来，对今天我们了解那一段困难的历史，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历程，以及观察今天的经济建设，恐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讨论是围绕着5个方面来进行的。
　　讨论之一：“报告稿”要不要推翻？
　　在起草委员会开讨论会的第一天，刘少奇首先介绍了他们到毛泽东处谈修改报告稿的情况，以及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的原因和任务，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稿的原则等等。他大致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现在对稿子显然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所以毛主席主张成立这个起草委员会。
　　第二，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主席说，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第三，讨论的原则，凡是在问题没有决定的时候，有意见可以自由发表，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主席说，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各种议论都可以发，贯彻三不主义。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
　　第四，时间问题，从今天起讨论到星期天，到下星期一要拿出稿子来。
　　实际上，他们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下周三才拿出了稿子，是星期四（1月25日）才拿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刘少奇最后向大家说，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这第一个本子，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刘少奇讲完，邓小平又介绍了毛泽东同他们谈修改稿时所讲的话。邓小平说，主席谈了每个阶段的党的任务，提出要善于找出主要矛盾，找出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能找到，就能解决得好。还讲了到陕北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现在我们也要找主要矛盾。
　　从邓小平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体会毛泽东的意思是：这次大会主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要抓准了。主要矛盾抓准了，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参加讨论报告的诸位，神情专注严肃。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非同一般，十分重大。会上，大家基本是围绕刘少奇最后说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情况应该说是畅所欲言的。人们把要说的话，把自己的观点亮在了桌面上。但是，因为各人所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产生的看法也就自然不同，甚至有些意见截然相反。但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是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
　　对报告可以不可以，要不要推翻的问题，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说，文件写得合乎情况，我们赞成，不是推翻。个别人则提出报告写得很没劲，存在很多问题。在赞成报告的人中，也存在着赞成的程度不同的差异。
　　具体到6个中央局书记中，华北、东北、西南的态度比较明确：华北认为报告很好，很满意；东北表示报告写得好；西南说，报告写得合乎实际情况，我们赞成。西北、中南，则采取了稍有保留的态度：西北说，报告关于党的部分，写得特别好，是整个报告的高潮。言外之意，赞成报告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还是有些问题的；中南说，省、市、地委的同志对报告都满意，不是推翻，但接着表示了对反对分散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大区，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说对报告整体上还是拥护的，不是推翻的态度。但华东，却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态度，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越看越没劲。在以后的讨论中，刘少奇等对柯庆施等的意见表示了否定的态度，下边还要谈到。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2）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陈云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陈云一向不轻易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在讨论这个报告的时候，态度十分鲜明。在他看来，这个报告成绩和缺点讲得是适当的，抓反对分散主义也是抓在了点子上，这符合毛泽东为这次大会定的调，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　李先念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谈了他那个财政系统对报告讨论的情况，说大家对报告的精神、方针一致赞成。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强调第二、三部分写得好。同时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如何修改，谈了自己的想法。
　　就这样，第一个问题定了下来，报告稿不用推翻重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便可以了。
　　讨论之二：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是报告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七千人大会原定的开会的目标所在。但正如前面所述，恰恰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来自地方的意见很大，同中央明显存在相当的分歧。在中央看来，这是一个带有颠覆性的意见，因此毛、刘、邓十分重视，才决定立即成立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充分听取意见。因此，在起草委员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自然颇费周折。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抓集中统一是对的，是抓住了要害。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周恩来说：因此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在周恩来看来，这次大会讲这讲那，如果不反掉分散主义，鼓了半天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李先念显得更为激动，他说：集中统一非常同意，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
　　刘少奇、邓小平更是把反对分散主义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强调。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会出修正主义。“问题可谓严重之极！”
　　邓小平还说：是道德品质有了问题，走黑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不要认为苏联现象只有苏联有。前8年，后4年，社会风气不同。看来，邓小平对分散主义也是深恶痛绝的。
　　他还说：是1958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在邓小平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遗憾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都有些误解。中央把反对分散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来解决，是因为眼下的经济太困难了，这样一来，却忽视了地方同志的感受。报告稿给人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由地方的分散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中央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致使与会的地方的同志比较激动，心里很是不服。
　　在讨论时，柯庆施就说，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他接着说：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稿中，在反对分散主义方面，举了上海的例子，所以柯庆施又说：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明显的，柯庆施很有情绪。
　　陶铸则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的话虽然婉转，但仔细分析，他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产生分散主义的根源，弦外之音是，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反在根子上。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