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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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的地方反映，省委自我批评不够。他们说：省委从来没有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只说：“我有责任，我有官僚主义”就过去了。若是下边犯了错误，就会追问动机、目的、思想、立场等，领导同志能这样轻描淡写就完了吗？明明有问题，还以动机好，干劲大自慰，不进行认真检查。意思是省委过去几年推行了不少错误的政策，应该做严肃的、认真的检讨。
　　客观地说，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中央来负，是中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是中央提出的几个大办等，省委是贯彻中央指示的。毛泽东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动因之一，就是想向全党精英表明，责任全由省委担起来是不公平的。过去几年主要是中央犯了错误。但有些地、县的同志强调，说假话、刮“五风”、搞特殊化等等，不能算在中央的头上，哪样不是省、市负责同志开的头？
　　再进一步分析，中央的政策好，对省市可以起到好的指导作用，即使省市一级原来有些偏差，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也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相反，省市一级即使原来是正确的，在中央错误方针指导下，也可以走上错误的方向。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同样是执行中央的政策，有的省就搞得好一些，有的省就差一些，这又怎么解释呢？由此说来，省委一级还是要负相当责任的。又因为，对地县两级，同他们直接打交道的是省委，他们所看到或感受最深的是就省委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所以他们的气，首先针对的就是省委。


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开“出气会”（2）


　　因此有人提出，对中央各部部长、省委第一书记，应该发动地、县同志提意见，两头挤。
　　还有人说，这几年中央决议、主席指示不大灵，主要是“中梗”—有些中央部门、省市委不大听话，上情不能下达。如青海、甘肃、山东、河南、安徽都是这样。　
　　在谈到这几年党内的民主生活时，一些人更是牢骚满腹、怨气很多。他们说：这几年来在党内不敢讲真话，“守口如瓶”，“话到口边留半句”，连知心的老战友在一块也不说知心话；工作提心吊胆，党内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关系不够正常；思想有疙瘩，心情不舒畅。
　　有一位发言时还流了泪，对党内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困惑。他说：我第一天入党就把党当作家了，但这几年有话不敢说，实在叫人留恋抗战时期的那个党。我曾一度怀疑党现在是否变质了，在党的会议上，有些人居然尽说些外交场合的话。过去生人变熟人，现在是熟人变生人。党内形成这种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直到现在我也不了解。
　　这些切身感受，都源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会上有人说，据中南局统计，中南区在反右派时，党内处理了几万人，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三个运动，共处分了32万人；民主革命补课，河南处分了23万人，湖南处分21000人，至今中南区平反的只有7万人。全部算在一起，被平反的还不足八分之一，可以想象地县两级干部意见之大，心中有气，就不足为怪了。
　　在讨论中，湖南有人谈到1960年冬和1961年初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时说：湖南全省80来个县，有30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没挨整的也被吓坏了，成天提心吊胆，他们说：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悟空的。反右倾是整了说老实话的，整风整社是整了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
　　由这些牢骚可以看出，在一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说老实话不行，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行，下边的干部的确很有难处！
　　河北有人形象地说：整社是三类队一脚蹬，二类队不敢吭，一类队吓得不轻。下面干部不是兢兢业业，而是战战兢兢。
　　广东、云南、内蒙有人说：一搞运动就对干部排队，在干部中震动很大，也很伤感情。几年来，每次搞运动，上面规定的控制比例，实际上起了促进扩大的作用。
　　更有用对联的形式反映县级干部的处境，说：有一个县委干部在过年时写了一幅对联：上联：群众过年欢天喜地。下联：干部过年整换过关。横批：年年如此。
　　这是一个苦涩的幽默，尽管有点夸张，但表达了县级干部当时的心情和处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做出不回家过春节，在北京开“出气会”的决定就不足为怪了，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也就可想而知了。
　　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央不检讨过去几年的错误，中央各部、省、市委不主动检讨自己的工作，地县两级干部的气就很难理顺。气还没有顺，大会就这样散去，难免会像周恩来说的“省委有省委的想法，地委有地委的想法，县委有县委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怀着期待而来，带着失望而归，大会就没有达到目的，“中央提出来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所以，毛泽东才有了趁热打铁，再拿出几天时间，给地方干部出出气，让他们把“气”都留在北京，轻轻松松回去的决定。事实表明，这个决定非常及时、英明。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是不是任凭下边干部给中央各部和省市委提意见，毛泽东的心里就踏实了呢？显然不是。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将一些省委书记狂轰滥炸了一番，表示要坚决摸他们的“老虎屁股”。晚上，毛泽东就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到他的住处，讲了一些比他在大会上的讲话温和许多、多少带有一些安抚性质的话。因为，毛泽东心里清楚，很多事情是省委代中央受过。由此，颇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境以及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他说：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讲的东西，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即使人家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如果你只有十条错误，人家讲你二十条，你实际上还是只有十条嘛。
　　毛泽东以罗炳辉为例说：人家告罗炳辉两条，我告诉罗炳辉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的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对敌人不要承认，对同志也不要承认，也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带帽子。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当民主人士，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对在会上讲话的人，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
　　毛泽东还讲了秦穆公的故事，他说：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①毛泽东用这个例子说明，对打了败仗的人，不能歧视，只要能够认识错误一定要使用，就像秦穆公那样。
　　毛泽东的这番话，很是耐人寻味，第二天各中央局书记就将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这些正坐在火炉上被煎被烤的部长和书记们，听了以后，心里有了底。原来毛主席是理解他们的，自然也就心甘情愿的主动承担责任。
　　什么叫领导艺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叫人不能不服。
　　七千人大会由此转入第二个高潮，“出气”的高潮……


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1）


　　1月30日下午，是大会第三次全体集中开会，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现在主席台时，照例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今天由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讲话稿，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提纲也没有①。他要讲些什么内容，与会者只能在心里猜测并期待着。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些什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讨论过，这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讲话可以得到印证。刘少奇讲话的大意是：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在毛主席大会讲话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应该加进　“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所以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是根据大会的情况以及几年来的深刻体会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的讲话也是一个口头报告。后来中央下发的他的讲话稿，就是依据记录稿整理的。
　　当时的情况是，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讲话寄予很大希望。
　　虽然，刘少奇在1月27日对书面报告的解释和说明，是整个大会的重头戏，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解决人们不少的思想问题。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更想知道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在战争年代，每当中国革命遇到困难，或者人们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毛泽东都能高屋建瓴，及时指明方向，带领全党变被动为主动。他的许多理论名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如今已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遇重大挫折，人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迷茫与困惑的时候，七千多名中共高、中级干部屏声静气地翘首以待，期待他再一次拨开云雾！
　　1月30日下午的大会，只安排了一个议程，就是毛泽东讲话。大会由毛泽东自己主持，自己讲话。
　　毛泽东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要讲几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法；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改造哪一些阶级；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的题目一亮出，使不少人感到意外，觉得毛泽东要讲的同他们所期待的不太一样。
　　有的亲历者回忆，当时觉得毛主席应该多谈一谈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因为死了那么多的人嘛，谈一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
　　还有的说：“希望他讲讲我们不敢讲的，讲得比刘少奇再深入、再进一步。”　
　　邓力群也说：“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当然他们也谈到，毛泽东讲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也很重要，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还是邓力群，他说：“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大会发表一篇针对性更强的讲话？为什么没有正面回应与会者所关注和期待的一些热点问题？他是在回避作出具体的判断吗？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原因：
　　从客观上说，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正像他自己在大会上所说，没有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在会上介绍的一件事，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1960年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虽然已经干了11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缺乏经验，应该是毛泽东讲的真心话。
　　对于战争的规律、朝代的兴亡交替，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浓厚兴趣，以后他在战争第一线摸爬滚打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并注意进行理论总结，摸清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加上当年党内民主气氛好，言路比较畅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也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便带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时候的他，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很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更不可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尽管他很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但结果还是基本按照苏联模式来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比较关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结构来建设社会主义。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苏联更强调计划经济的精确性，毛泽东则比较强调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苏联更强调专家治厂，毛泽东则比较强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①当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向书本求教，向苏联和斯大林的经济教科书求教，却没有意识到首先应当弄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在向书本求教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1961年他开始提倡调查研究，到实践中发现并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如此，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仍觉不很摸底。他在讲话中强调这次大会总结经验还是初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些事情还待实践来检验。所以，在大会上，人们期待毛泽东像建国前那样高屋建瓴，讲出一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来，的确有些不太现实。
　　自“大跃进”出现问题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第一线纠“左”。他将“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央只有一条“总路线”，而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在一般意义上说来，有了一条“总路线”，的确需要一套具体的政策相配套。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