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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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量减产。
这里吴德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第三个反复是什么。分析起来,这第三个反复很可能就是指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又伤害不少人。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3)
浙江的检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头脑发热,下边不少同志甚至还要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毛泽东发出纠“左”的指示以后,有些地方竟顶着不办。四川是一个,浙江也是一个。2月6日,浙江省委在检讨时说:高指标、浮夸风,主席六条指示下达以后,仍自以为是,5月,又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浙江是这样,柯庆施在检讨中也说,“每当主席、中央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总怕退得太多,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柯庆施所谈,恐怕也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除了着急、怕落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结果弄巧成拙,想快反而慢了。当然也不乏摸不准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陶鲁笳后来回忆说:总的看,毛主席“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矛盾心理,也是下边不能立即贯彻纠“左”指示的原因之一!
综合以上介绍,各省委书记的检讨,大体给人这样一些印象:
在中央已经检讨过去几年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各省的检讨相对比较细致一些,一般都划分了犯错误的阶段,而且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8年—1959年初,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缺乏经验;
第二阶段是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无论哪一个省都认为这一阶段的问题最大,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反坏了,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1960年冬为什么也成了一个阶段呢?1960年10月,中央发现信阳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非正常死亡很多人之后,当时作出的第一反应,除了工作上的失误,就是坏人捣乱。于是,这年冬季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的结果,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以下(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使人们怨气很大。王任重说,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有急躁情绪,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有急躁情绪,过分的批评人,处分人。王任重此话,就是讲的第三阶段。
在这次检讨中,有些省在估量错误和成绩的关系时,不仅没有坚持“一个和九个”的关系,甚至还突破了“三个和七个”的关系,认为可以是四六开,也可以是五五开。还有的省直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灾”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民主,这两条不纠正,以后还要犯错误。
我想,提出党内缺乏民主,尤其显得重要。比如搞调查研究,实际上并不缺乏,“大跃进”期间,上至毛泽东,下至县委书记,是下基层最多的年份之一。当时很多部的部长都到基层去了,以至周恩来下令每个部必须留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见各级干部工作之“深入”。但下去是下去了,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有什么用呢?即使看到了也不敢讲真话。缺乏民主的氛围,调查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只能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所以会上几乎每个省委书记都提到了缺乏民主,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这也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表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些民主气氛。但是,如何纠正,如何才能实现党内民主,尤其是如何才能防止党内不民主的现象再次发生,综观整个七千人大会,都没有得到深入讨论或者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当然,这不是一次大会就能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未来一直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探索中。
1962年的春节,各个省委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都在进行自我检讨。这些单位均分管着全国的各行各业,有着很大的权力。在检讨中,他们也是纷纷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工作没有做好。
粮食部说:1959年全国征购粮食1200亿斤,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原因。1959年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粮食部还说:1960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原因,可以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粮食征购过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煤炭是工业的重要能源,要发展工业,没有煤炭等于无米之炊。中央因此一直非常重视煤炭的生产。煤炭部检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1960年底,生产搞过了头,使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1961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
和各省的检讨一样,国务院各部委在检讨中,也都提到了犹如分水岭和转折点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事实上它不仅对农村经济,对工业经济也起了非常严重的负面作用。
冶金部的错误就更大了。“大跃进”期间,冶金部可以说是全国最老大的“大红人”,以钢为纲,一切都要为钢让路。本来,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但是,冶金部看到毛泽东和中央很重视钢铁的产量,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因而就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钢铁指标。当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谈到用“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的想法后,冶金部立刻写报告给中央和毛泽东说:“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对此毛泽东很是高兴,称冶金部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1958年5月,冶金部又论证表示只要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赶上美国,这对毛泽东和中央一再抬高钢铁指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次冶金部在会上检讨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计委提的指标高,有些是我们直接提的,有些是我们造成的。所以计委、经委的毛病我们有份。中央要把责任担起来,我们更加于心不安。的确,冶金部在片面追求钢铁产量问题上难辞其咎,不过冶金部积极检讨的态度还是值得称赞的。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4)
外贸部检讨说:1959-1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而且在一个时期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这几年外贸部提出:“挤、超、顶”,“五先”,“出口第一”,“保一头”等口号,起了不好的作用。今天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说句公道话,责任也并不全在外贸部,当时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么讲,饥荒既起,仍不顾国内的经济状况,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错误也是有的。
水电部检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占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具体地说,“大跃进”运动在水利问题上,一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修了很多很好的水库;一方面也上了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造成重大损失。河南、湖北等不少省市都有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甚至死人的情况发生。这一方面留下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检讨中,《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检讨非常值得在此一提。毛泽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很多时候都让吴冷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冷西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上。自然,吴冷西对中央的各项决策过程是十分清楚的。
吴冷西于195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他的前任邓拓因为不及时宣传中央的精神,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吴冷西大概是吸取邓拓的经验教训,变得非常注意抓苗头,赶潮流,致使其主管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期间起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会上,吴冷西在检讨时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这是一句比较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也是他深刻反省的结果。所以还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之前的前十天,吴冷西就在中直系统的文教组做了全面系统地检讨,将《人民日报》的错误概括为九个问题。
他在谈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说: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是啊,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高速度万岁”,黑体大字赫然醒目。《人民日报》的浮夸言论,满纸都是!
吴冷西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对此,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及时说,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落后”。毛泽东插话说,是“一马当先,万马皆死”。毛、周的话,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口号的深刻反思,教训是痛彻心骨的。
关于破除迷信,吴冷西说: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④此后,它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也为后来所有了解中国“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人所熟知。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几十年后回忆说:“《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很紧张,连忙把新闻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很显然,《人民日报》在其中起了很负面的导向作用。
关于浮夸,吴冷西说: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年6月7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
1959年6月5日,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议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中的。
关于瞎指挥,吴冷西说:不问具体条件,运用一种激将法:“这儿能办到,那儿为什么办不到?”这样推广了一些很错误的东西,如大面积丰产方,方田化,企业无人管理等等。还在报上搞了许多进度表,如扫盲进度表,除四害进度表,造林进度表,钢铁放卫星等等。批评数目字低的是劲头不足。对此,一些省委反映强烈,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对他们的压力很大,其结果只能是你赶我追,大搞虚夸。毛泽东为此批评《人民日报》,“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还谈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其他错误,这里不一一赘述。
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的当天,1月29日,吴冷西还以新华社社长名义在中直系统文教组做了检讨。
新华社同《人民日报》一样,是中央的喉舌,它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在全国全党有着极高的舆论导向作用。那么,它在“大跃进”期间又做了些什么呢?吴冷西说:对所有制的报道中,曾经提倡“一切社有”、“全民所有”、“消灭私有制残余”、“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等等。在农业方面,所报道的各种卫星,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万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宣传过“放开肚皮”“无限量”地吃饭。
在工业、财经方面,把过去的规章制度,一概说成是把职工群众的手捆起来。还公开提倡过无人负责制,赞扬了建华机械厂实行的“八无制度”③。
此外,还有什么16个无盲(文盲)省,54个四无县(无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无痛病院(外科不疼,皮肤科不痒,妇产科不叫,小儿科不哭)等等。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5)
报道安徽提出文化大普及的标志是:人人能读书,会写会算账;人人学科学,技术个个强;人人看电影,每月两三场;人人能唱歌,歌声满城乡;人人能画画,处处是画廊;人人能舞蹈,男女喜洋洋;人人能表演,百花齐开放;人人能创作,诗文似海洋。这诗一般的描绘确实很美,遗憾的是太浪漫了,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