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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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九月六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一九三O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历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2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
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打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六）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五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七月二十八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页四三三至四三四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七月六日一条，从六月三十日一跳就跳到九月初去了。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没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六日签署。最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七月六日” 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七月八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3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横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赢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一九二八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十一月二十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页三八二）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 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4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