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传_2-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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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在学生生涯中养成了喜爱阅读的终生爱好。萨达姆对学习本身充满敬意，但却不怎么尊重教师的权威。有一次，他假装拥抱一位老师，顺手就把一条小蛇悄悄放进这位男老师的长袍里。萨达姆对在教室里要遵守的规章制度尤为痛恨，因为老师们会根据这些条条框框对他实施体罚。
据说在14岁的时候萨达姆曾想杀了他的一位老师。学校里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打了萨达姆一顿，自始至终萨达姆都安静而又毫不退缩地忍受这次惩罚。当天晚上，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位老师屋前。老师的弟弟开了门，这名神秘男子朝他腿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骑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老师把弟弟送到医院后，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并指控萨达姆就是开枪的凶手。警察赶到萨达姆家中时，却发现他正在睡觉。警察既没看到马，也没找到枪。萨达姆的一位校友回忆说：“这位老师也就没再坚持，但后来不久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几天后，萨达姆告诉我说，他当时立刻把马和枪还给了阿罗贾，然后就上床睡觉了。”17
既然学校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美好，萨达姆就在家里接受他的大部分教育。从舅舅那里，萨达姆知道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知道了动荡不安的伊拉克政治形势，知道了伊拉克苦难深重的历史。海拉拉让萨达姆了解了巴勒斯坦的局势，了解了英国人对伊拉克的占领历史，了解了当时统治伊拉克的专制政权。18海拉拉在给萨达姆讲述伊拉克历史时夹杂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他讲述了萨达姆的曾外祖父和舅公们的英勇事迹，他们都为伊拉克民族独立运动献上了生命。19海拉拉是一个具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他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做《三种真主不应该创造的事物：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
海拉拉和许多提克里特的年轻人一样，在军事学院上过学，随后进入伊拉克军队当了一名军官。军队是当时伊拉克的一个重要国家机构。它是年轻人求升迁的一条主要捷径，他们可能在此开始一段前程远大的生涯，并可能获得声望和权力。当时有一位名叫莫劳德·木赫利斯的提克里特人，政治能量十分巨大，经常利用他的影响力为许多提克里特人进入军队提供方便。这么一来，军事学院和军队中处处可见提克里特人的身影。海拉拉的军中朋友大多都有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关系，他们经常在海拉拉家中聚会，萨达姆也和他们混得很熟。在一些最经常光临的访客中，有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人，他是海拉拉的表兄，同时也是他的一位密友。随后几年时间里，贝克尔逐渐位高权重，海拉拉不断要求他提携萨达姆。就这样，贝克尔成了萨达姆的政治导师——他是这位年轻人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海拉拉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参加了1941年拉希德·阿里领导的反抗运动。这次起义遭到镇压后，军队开除了海拉拉，并把他送进了监狱。萨达姆曾经对一位记者说道：“……我的舅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当时伊拉克军队的一名军官。拉希德·阿里领导的革命失败后，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5年时间。每一次我向母亲询问舅舅的事时，她总是回答我说：‘他在坐牢’。他总是用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感情激励我们……”20
萨达姆在1947年投奔他舅舅时，所有这些事件都还没过去多久。1974年，在会见一位伊拉克学者时，萨达姆回忆说，当时他对舅舅的命运感到屈辱。他表示，这些事件正是推动他“参加目的旨在把外国影响不但从伊拉克，而且从整个阿拉伯土地上清除干净的爱国主义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21在孩提时听到的故事影响下，萨达姆开始把创造当代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当作一个他个人的事业——一个光荣和耻辱交织的事业。家庭、部族和国家，这些概念在他的世界观中交织在一起。对于萨达姆而言，政治也带着个人色彩。为舅舅的荣誉而战，把伊拉克从英国殖民统治残留的影响中解脱出来，成了童年萨达姆缠绕心头的抱负。舅舅海拉拉参加过1941年的起义，这个事实一下子就把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历史带进了萨达姆的童年世界。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4）
英国人在伊拉克
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关键阶段时，英国人在伊拉克的殖民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当时，阿拉伯人称这一地区为“伊拉克”，而西方人则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是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下辖三个省：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这三个省的省长都由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委任。1914年11月5日，英国对在战争中与轴心国站在一边的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宣战。不久，英军占领了巴士拉。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有意把巴士拉当作抗击轴心国的一个立足点，当作维持整个帝国领地内的通讯联系的一个基地，当作英国皇家海军在波斯湾的一个战略港口。美索不达米亚最终成为英国人战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战区。将近90万名英印联军士兵在这个地区作战，伤亡总数高达10万余人。
1917年3月，英国军队开进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一位随军记者描述了英军士兵进入巴格达、结束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对这里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时的情景：“一群群巴格达人走出家门来迎接我们……街道两旁、房屋的阳台上和屋顶上站满了人，有的在高声欢呼，有的则激动地鼓着掌。学生们在我们面前跳着舞，大声欢呼。妇女们穿着节日盛装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22占领巴格达后不久，英军指挥官莫德将军向全城人们宣读了一份公开声明：“我们的军队来到你们的城市和土地上，不是来征服你们或者成为你们的敌人的，而来解放你们的。”23到了1918年，英国人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巴格达、摩苏尔以及巴士拉三省。
战争期间，大量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托曼军官纷纷与帝国决裂，转而参加“阿拉伯反叛运动”。这个起义由谢里夫·侯赛因组织领导，他与英国人合作，以麦加等圣城守护人的身份获得了穆斯林社会里的领袖地位。谢里夫·侯赛因与当时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之间有过频繁的通信往来。英国人向侯赛因保证，如果他发动一次对抗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起义，那么战争结束后他将可以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1916年6月，侯赛因派遣儿子费萨尔领导对抗奥托曼帝国的“阿拉伯反叛运动”。一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奥托曼军官们组成的分遣队成了费萨尔的心腹部队。T。E。劳伦斯③在整个起义中担任费萨尔的顾问。这次“阿拉伯反叛运动”后来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制作成一部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电影。战争结束了，奥托曼土耳其帝国被击败。谢里夫·侯赛因原以为他将领导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原属奥托曼帝国的所有阿拉伯土地在内，但他很快得知，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些阿拉伯土地的未来，利益各方都有各自的期待，而战争期间开展的繁杂外交活动却造成了种种相互矛盾的承诺和期望。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在战后的外交角力中变得不明朗起来。
当时流行一种政治主张，支持原来处于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这个主张最忠实的拥护者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十四点协议”，其中第十二点呼吁：“原先处于土耳其法律统治之下的人们应该得到明确承诺，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一个绝对不受干扰的自治机会。”在多方压力之下，同盟国的成员国在1918年11月提出了《英法宣言》，宣称它们的“使命就是彻底解放长期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人民，建立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并赋予权力的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
然而，美索不达米亚仍然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当中，有人主张把它正式变成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围绕这个话题，伦敦、德里、开罗和巴格达的英国殖民官员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政府在伊拉克的全权负责人阿诺德·威尔逊坚决认为，应该沿用英国在印度的做法，直接把美索不达米亚当作一个殖民地来管理。他对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协议”中的第十二条大为恼火，把它称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第十二条戒律”24。格特鲁德·贝尔是当时英国驻巴格达一个负责东方事务机构的秘书，她在1919年1月的报告中写到：“东方人④对于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我们在自治问题上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25与此同时，费萨尔来到巴黎参加1919年4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他满心期待自己的家族能够得到回报，因为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他们给英国人提供了许多帮助。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发现这些原属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土地被分割成了好几个国家，而他将成为叙利亚的领导人（但不久后就被赶下台了）。
第一章 童年时的伊拉克（5）
伊拉克的命运在1920年召开的圣雷莫会议上忽然变得明朗起来，当时与会各方同意在自治和殖民化之间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实行托管体制。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外国势力将充当这些从奥托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的保护人，然后帮助它们最终获得完全的独立。国际联盟授权法国托管黎巴嫩和叙利亚。法国人不久后就把费萨尔赶下了台。英国人得以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被合并成为一个地区。珀西·考克斯爵士担任高级专员一职，并在美索不达米亚组建一个托管政府。
然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主义者对这种新安排并不认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战争中与费萨尔一起并肩作战，就是希望击败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后能给阿拉伯人带来独立的机会。他们组建各种政党，组织各种协会和社团，并且刊行各种报纸，目的就是为了创建一个终将演化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形态。清真寺、集市、学校，特别是咖啡馆，成了民族主义者撒播自己观点的地方。1919年的夏天，几名英国军官被杀死，这件事把弥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不满情绪显露无疑。一个由不同阶层的人——曾与费萨尔一起并肩作战的军官，什叶派神职人员，部落头领以及前公务人员——组成的团体起来反抗英国人的统治。1920年8月，这个团体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组建一个阿拉伯政府。抗议活动最后演变成了一次起义。英国人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全力镇压，他们出动皇家空军对起义的部落狂轰滥炸。磷炸弹、火箭弹、榴霰弹、燃烧弹以及延时炸弹等等都被英国军队在镇压这次起义中用上了。26温斯顿·丘吉尔当时身兼空军大臣和国防大臣二职，他极力支持向伊拉克派遣皇家空军。他甚至还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对他们使用毒气弹。我很赞同对这些没开化的部落使用这种武器。”27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对维持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英国议会的一位议员对“这种用战争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人们的野蛮行径”提出抗议28。伦敦《泰晤士报》在1920年8月刊登一篇文章质问：“多少宝贵的生命牺牲在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中？我们向阿拉伯人强加一种他们从未要求过，也不想要的管理制度。这种吃力不讨好、代价高昂的做法还要持续多久？”29。镇压这次起义让9000名伊拉克人失去了生命，英国人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的代价，损失高达4000万英镑。格特鲁德·贝尔了解阿拉伯人不满的根源。在1920年10月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们答应给他们建立自治机构，但是我们不但没有向这些目标迈出一步，反而在忙于做些完全相反的事情。这里的一家报纸说的好：我们原先答应建立一个雇用英国顾问的阿拉伯政府，结果却建立了一个雇用阿拉伯顾问的英国政府。这种评价十分恰当。”30
1921年1月，温斯顿·丘吉尔担任伊拉克殖民总督。在写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他坦承：“每当我想到承担美索不达米亚的繁杂事务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时，我就感到战战兢兢……”31丘吉尔明白，民族主义者在伊拉克仍然十分活跃。英国人关闭了许多发表反对声音的报纸，并逮捕了一大批民族主义者，把一些人送进监狱，而把其他一些人流放国外。这时在英国国内，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丘吉尔警告说：“我们在战争期间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并推翻土耳其政府对这里的统治……我们在全世界面前接受了对这个国家的托管任务，就有责任给这个国家引入一个更好的政府结构，以取代被我们推翻的统治者。如果我们现在就脸面无光地仓促撤离，我们身后将留下一个纯粹的无政府状态，来自沙漠的那些野蛮的贝都因人将对这些历史名城劫掠一空。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与大英帝国一直以来的声誉是完全不符的。”32
温斯顿·丘吉尔知道，英国人需要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制定一个更好的长期战略——一个更具连续性、代价更小的战略。他决定把英国殖民政府中的中东问题专家召集起来举行一次会议，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T。E。劳伦斯、珀西·考克斯以及格特鲁德·贝尔参加了1921年3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他们三人向丘吉尔施压，让他把费萨尔扶上伊拉克国王的位置。这么一来，英国人一方面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费萨尔，而另一方面似乎也能满足阿拉伯人关于建立一个阿拉伯政府的要求。丘吉尔同意了。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向英国议会解释了他的决定：“……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政策是逐步减轻我们承担的义务，放下我们肩上的重担，在有尊严地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富有效率的阿拉伯政府，而这个政府将永远是英国的朋友……”33这个计划立刻得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