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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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舍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户很窄很高，还是双层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黢黢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前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
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枪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
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在着深仇大恨似的。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
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以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抬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灰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式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笨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乜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
“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一新窝？”
“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
“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
“你是不是阴冷啊？”
“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
“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
“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
“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
“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
“我觉得你无耻！”
“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么？”
“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文化程度。”
“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字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万个是假招的！”
“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啊。”
“……我是真的。”
“对对，你是真的。”
“你不信？”
“没说不信，信。”
“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过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困了睡，醒了就聊天，不分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
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我们没有未来。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太多的因素可以使我们失之交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还有那些危险的人们。
杜梅紧紧拥抱着我，头抵在我的胸前哭泣，我们都感到对方弥足珍贵。
破涕为笑之后，杜梅又问我，在她之前我和多少女人睡过觉。
“没有。”我一口咬定，“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比我好的，长得比我漂亮的？”
“没有。”
“就是说她们都长得不如我？”
“既不比你长得漂亮也没不如你，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不管有没有，反正从此以后她们就都不存在了，从没存在过，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
“好吧，就当她们没出生过。”
“真能像她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
“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啊，你还是有过。不不，不必解释，这不怪你，怪我没有早点认识你，把你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呀——我失职。”
杜梅坚决表示不要孩子，激进得像个低年级的大学生。
其实我对孩子也不感兴趣，但她既然已经激进在先，我不妨多表现出一些传统价值观。
“孩子还是应该要一个的，一个家么。”
“不不，坚决不要。人家说了，有孩子夫妻感情就淡了。”
“谁说的？”
“人家。我想也是，有了孩子你就会对孩子好不对我好了。我不能容忍我们俩之间有这么个第三者。”
“还是要。现在可以不要，将来一定得要，否则老了怎么办？”
“将来也不要，永远不要！就我们俩，一辈子，老了我伺候你。”
“万一你死在我前头呢？”
“那我就先毒死你，然后自己再死。”
“我的天！”
我们挎着篮子去农贸市场买菜。在一长溜吆喝声此伏彼起的菜摊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杜梅不厌其烦地叮嘱小贩：“称给足啊。”
那天是星期天，农贸市场的顾客摩肩接踵，其中有不少医院的熟人。杜梅见到熟人就大声打招呼，对人介绍我是她爱人。我就得对人家笑，腾出一只手和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握手。 杜梅挽着我在农贸市场从头逛到尾，我看着阳光下熙攘的人群想：这大概就是幸福吧。晚上，贾玲和医院的一帮小护士来我家串门，一进走廊就听到她们的吵吵嚷嚷，扯着嗓子喊杜梅的名字。找到我们家门就用脚“乒乓”地踢门，然后疯疯癫癫地一拥而入，大说大笑，在屋里东张西望，看见什么都新鲜。
贾玲大声对杜梅抱怨，“怎么搞的？我回家休趟假，你就匆匆忙忙把自己嫁出去了，也不等我把关，将来吃亏怨谁？”
“怨我怨我。”我对贾玲说，“本来杜梅是想等你回来再说的，可我的魅力实在无法抵挡。”
一屋子姑娘大笑，贾玲也笑，横我一眼，“别臭美了，我要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对，那就是咱们俩的事。”
“哎，杜梅，看出你丈夫是什么人了吧？”
“早看出来了。”杜梅倚在桌边笑。
我拿出糖招待姑娘们：“吃糖吃糖。”
姑娘们一齐摇头：“不吃，太。”
“那喝水。”
“不喝。你别忙了，我们呆一会儿就走。”
“你们让他忙，他就爱向女孩儿献殷勤。”杜梅在一边说。
“怎么样，他对你好么？”贾玲剥了一块糖含在嘴里，坐在床上问杜梅。
姑娘们又笑，笑得杜梅有点不好意思：“还行吧。”
“那当然，”贾玲看我一眼道，“这人一看就惯会甜言蜜语，越是这种人才越要提防呢。”
“贾玲经验特丰富，人家什么人没见过呀？”我说，笑眯眯地吸烟。
“反正你要想对我们杜梅使坏，那你就算倒霉了，毁你太容易了。”
我和贾玲你一句我一句地穷逗了会儿。她们起身告辞要走。
“忙什么的，再坐会儿。”我挽留她们。
“还是早点走吧，别影响你们休息。”
贾玲的话又引起姑娘们一阵会意的大笑。
送走贾玲她们，回到屋杜梅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特恋恋不舍是么？”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庸俗啊。”我掩饰着愉快的心情，坐到一边看电视，看了两眼电视忍不住笑了，掉脸对杜梅说：“我不应该对你的朋友们热情点么？”
“应该应该。”杜梅笑吟吟地说，“贾玲可爱吧？”
“你说的是她性格吧？长得只能算一般，比你差远了。”
“你不是就喜欢她这型的，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水蜜桃似的？”
“她腰长。”
“嗬，观察还挺细的，腰长都看出来了。别不好意思承认，喜欢就喜欢呗。”
“你说你这人多没劲。你要那么巴不得我喜欢她，那我就喜欢她——是不错嘛。”
“哼。”杜梅腰一扭，鼻子一哼，“少跟我来这套！我还看不出你那点坏？可迷着了哈，瞧你那兴奋劲儿贾宝玉进了大观园似的，眼睛都不够使了吧？我们医院漂亮姑娘多了，还有更好的呢。”
“好的再多，也得一个个来。”我刺她一句，懒洋洋站起来去洗脚，回头对她说：“你说你吃这没头没脑的醋有意思么？”
“我才没吃醋呢。”她抖着一条腿撇着嘴说，“多爱搭理你似的。”
“德性！”我斥责她。
杜梅躺在床上就着台灯看一本小说，我躺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翻过一页，掉脸瞪我一眼：“看我干什么？”
“羡慕你！”我也瞪眼。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整个一个苦命人儿。”她又看书，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口水。
“能嫁给我还不该羡慕？真是傻人有傻福气，居然能找着我这样儿的还不费吹灰之力。”
“得了吧，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她笑，眼珠一转，放下书，偏脸盯着我道：“噢，还想着呢，特替贾玲遗憾是么？没关系，你去跟她说说，让她当二房，我没意见。”
“别学得这么下流好么？这不像你。”
她又举起书，虽然眼睛盯着书，可脸渐渐地红了。
她撂下书，埋头钻进我被窝，喃喃地说：“就不许你觉得她好。”
杜梅真有股粘乎劲儿，那些天她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猴在我身上，即便是在睡梦中也紧紧地抓牢我。当我重新回单位上班，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们约好下班后她到我们单位来找我，一起逛逛街，然后回我家吃晚饭。
下午六点她准时来了，一见她我毛骨悚然。老实说她就不能打扮。我见过很多青春期穿着军装度过的女人，一改文职就胡乱穿起来，惨不忍睹莫此为甚。街上的人都看她，她兴致勃勃在我看来近乎恬不知耻。这种情形下，她再欲和我勾肩搭背作亲热状孰不可忍。
“怎么啦？”我抽开胳膊闪开身，她问。
“大街上。”我不想无礼，另外我也知道她以为她这是为悦己者容呢。
“大街上怎么啦？你还怕谁看见？”她东张西望，“哪个是你‘情儿’啊？你指给我看看。”
我没吭声，只是斜眼冷觑她。
“看什么？”
“看你好看。”
她沉下脸，从墨镜后盯着我。
我忍不住数落她：“你怎么打扮得跟只‘鸡’似的？”
她扭脸朝旁边商店的玻璃橱窗照了一眼。
“你出门照镜子了么？头上那缕头发用火筷子烫的吧？哪垃圾箱拣的这条黑网眼的连裤袜？再在肩上钉点亮片脖子上挂串玻璃珠子耳朵上挂俩钥匙环你就齐——你去哪儿？”
她扭头就走，我追上去：“你到底想去哪儿啊？”
她不吭声，只是大步向前走。
“站住，那个方向是派出所，你要去投案啊？”我低声下气地劝她：“别生气呀，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
“别跟着我——讨厌！”她站住，大声对我说。
一街人都闻声回头，马路对面的两个巡逻的武警也站住往这边瞅，眼神警觉。
我大惭，狼狈不堪，她得意地瞟我一眼，傲慢地向前走去。
我一个人回了父母家。我妈妈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了？我佯作镇定地说杜梅在后边，一会儿就到。饭都做好了摆上桌，她也没到。家里人问我等不等，我没好气地说不等了，端起碗就吃。
一顿饭吃完她也没来。我无聊就给潘佑军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这阵干什么呢。
“我还问你干吗去了呢？”他说，“至于嘛，不就结个婚么，面都不照了？”
我说一会儿到他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