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黑的雪 作者:刘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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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影去？可心里乱糟糟地静不下来，没一点儿兴趣。有个朋友进来聊聊就好了。没有父母的人不会少，没朋友的人可一定不多。谁没朋友谁就得活受罪，心里话没处说，全得憋成屎拉出去。这滋味能把人熬死。晚饭能做熟么？他拿不准。他又想到喝酒，但马上把这个念头赶跑了。他决定给薛教导员写封信。找到了纸笔，可找不着那本字典。他忘了许多字，没有忘记怎么查字典。有字典他就能写出整句子，只要那本半块砖头大的字典在手边，他就不是文盲，他无论如何得找到它。哪儿也找不着。　
　　让野猫叼走了，还是让耗子给吃了？他把里屋的木箱子翻了个底儿朝上，书倒不少，没一本儿是字典。　
　　书页全都发黄．好像让水泡过又晒干了，他看不懂也不想看，只想翻翻，扉页上的签名，每一本都是同祥的字：李若山。墨水的颜色已经发灰，笔画连得很帅，全是父亲的书。父亲是国立土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解放前干什么不知道，解放后—直在西郊面粉厂当会计师。会计师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听人说起他，连母亲都很少讲他，只偶尔提到那人爱喝酒。父亲是得胰腺癌死的。他忘了他的长相，只记得眼珠子很大，脸很长，一言不发地坐在医院的病床上，那是一九六五年父亲留给他的最后形象，也是他能想起来的父亲的唯一真切形象。当时他嘬着一根冰棍在病房里来回溜达，把冰棍纸扔进了一个脏乎乎的痰盂。他对这个肮脏的痰盂的记忆比对父亲病容的记忆要清楚得多。痰盂里那块血把六岁的他吓了一跳，现在想起来仍旧不舒服，好像把脏东西含嘴里了。　
　　他不知道西郊面粉厂在什么地方。但西郊面粉厂每月十二块一直把他供养到十八岁。过了人生那道关卡，他和面粉厂和父亲的关系就彻底了结，他和母亲也就成了纯粹的孤儿寡母。活得不太痛快，但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他们跟谁也没关系。到面粉厂当装卸工也许是个办法。那儿的人认识他是谁么？他们还记得那个爱喝酒的叫李若山的老会计么？没人认识他。他是老会计捡来的野种。　
　　李慧泉把书填进了木箱子，无意中发现了自己小时候的作业簿。母亲用针线把它们装订成几大册，包了牛皮纸的封皮，书似的，数不清的五分，他做过一阵子好学生，他忘了，母亲没忘，母亲指望他永远是个好学生。他读了一篇作文，许多字不认识。他不相信这文章竟是他写的。文章叙述了他加入红小兵的喜悦和他的理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流畅到底”，这流畅而宏大的誓言让他对自己的童年肃然起敬。他蹲在木箱子散发的潮味儿里欣赏自己的作文，直至天黑。陌生的岁月今人神往，但是即便人能够重新活一回，他也没有折向那个年代的足够的勇气。再走一遍，他也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同学出息了，一个个人模狗样的，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他命里注定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哀叹往昔担忧未来，为找不到工作和自己的种种不幸而发愁。他根本就没必要离开电缆沟；他应该撇开人世的烦恼永远地睡在那儿。　
　　作文读不顺畅，但他没想找字典，把写信的事也忘了。晚饭除了一袋方便面，还用小铝锅煮了几个鸡蛋。吃完他就上街了，没骑车，沿着黑漆漆的胡同往有亮儿的地方走。远处总有灯光，他就不停地往前走。有吱啦吱啦的炒菜声。有录音机的音乐，有电视播音员的朗读，还有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说笑，一排一排的小平房里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都很温和，好像生怕惊扰了他，生怕惹他伤心似的。　
　　他想解手。厕所里有灯，但是没有人。尿池子上方的墙壁上画有两条畸形的大腿。根部夹着一个画得很粗糙的女性生殖器。它像个有生命的东西扮着鬼脸嘲弄他、他感到恶心。生活杂乱无章，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他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他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　
　　街上行人比白天还多，都在匆勿地赶路，人们不认识他，人们彼此之间也不认识。他没有发觉有谁在跟谁说话。电车站的车牌周围竖着一些孤零零的入影，彼此互不相干，可车一进站，他们就亲热地或仇恨地拥成了黑糊糊的一堆，没有谁照顾谁、也没有一点儿客气。生活就是这副模样。他永远挤不上车，乘车远去的人吵着叫着笑着。没有人在意他一个人给抛了下来。他也许永远赶不上趟儿了，李慧泉走过了灯火辉煌的小饭馆和小酒铺，走过了黑灯瞎火的中药店和报刊亭，他犹豫了片刻，朝马路对面的食品店走过去。他买了一个小笼屉似的奶油蛋糕，想了想，又买了一篮苹果。小篮子是用白柳条编的，衬了红纸和绿纸。苹果有点儿皱，颜色也不太鲜艳。分量还行，沉甸甸的像那么回事。　
　　走到朝阳门立交桥东边一点儿，他拐进了路南的金鸡胡同。数够六根电线杆子，他看见了那个挂着红窗帘的临街的房子。墙根蹲着一个老太太，正就着路灯的光线在摊煤饼。是方叉子的母亲。他拎着东西慢慢凑过去。　
　　“方大妈……”老人直起腰来，上下打量他。　
　　“我是慧泉。我出来了……”　
　　“我谁呢……小五！把门开开。”　
　　慧泉进屋坐下，方叉子的弟弟给他倒了一碗水。里屋有几个人在看电视，谁也没出来。老太太洗了手，半天不想说话。慧泉觉得挺别扭。但出去已经不可能了，人家不欢迎他，想晒他，这情形他可一点儿也没料到。他不停地摆弄蛋糕盒子和水果篮子，显得十分愚蠢，好像生怕人家看不到它们。　
　　“我来……我来看看您，大爷身体好么？”他猜想方叉子的父亲一定在屋里看电视，可问过之后谁也没搭理他。小五不好意思地看着他。脸有点儿红，这小子长了足有一头，跟方叉子的脸盘，差不多漂亮。　
　　“你有什么事儿？”方大妈问。　
　　“小三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这事有我一份儿，对不住您！以后家里有力气活．您让小五到东巷叫我，您就把我当小三儿使唤三儿使唤吧……我没工作．闲着也是闲着。”　
　　大妈叹了口气，电视的声音关小了。　
　　“……出来了敢情好，自己掂量着点儿比什么都强，我们家，不用外人帮忙。再说小三儿也不是我家人了，他死呀活的没咱们什么事，你也用不着惦记……”　
　　“他有信么？……我想看看地址。”　
　　小五给他找了一个信封，皱巴巴的看着费劲。地址是青海省三五六信箱十一分箱。他看了几遍，把信封还回去。没有话说，他想走。三五六和十一两个数目字显得笼统而难以捉模，他想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麻烦您了，我走啦。”　
　　“把东西带上！”　
　　李慧泉站在门槛里边，总算听到了方叉子父亲的声音，愤怒而又严厉。　
　　方大妈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逃进了昏暗的小胡同，急匆匆地往朝外大街走。真想一脑袋撞电线杆子上。花钱找不自在。他招谁惹谁了？他们儿子倒了霉拿他撒气，他找谁去？他们儿子要不拉他拽他，他能到今天这份儿上么？满以为老人们会问这问那地问点儿什么，嘱咐点儿什么，可人家就差骂他一顿了。没想到，也不可思议。　
　　他在别人眼里真那么可恶可厌么？他昏沉沉地往前走，听到身后有人踏踏地追上来。　
　　小五拎着蛋糕和水果，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慧泉想在他天真的脸蛋上揍一拳，揍得让他父母看了伤心骂街。那才合适呢！　
　　“……我爸说你没工作，东西让你留着自己吃，你带回去吧……”　
　　“小五．就算大哥给你买的……你上初几了？”　
　　“我都上高一了！”　
　　“高一？高一……别他妈瞎塞！不要拉倒，扔茅坑里算啦！你再跟着我，小心我……”　
　　小五害怕了，往旁边躲了躲。　
　　“你他妈都上高一了……想上大学么？”　
　　“……想。”　
　　“以后少搭理我，别跟你哥学。回家告诉你爸爸，就说慧泉让你好好学习来着，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东西你爱扔哪儿扔哪儿，滚吧！”　
　　小五不敢跟着走了，样子挺可怜，李慧泉拍拍他肩膀，沿着便道头也不回地往神路街走去。电影院刚散场，疲惫的人群涌上了马路，每个人脸上似乎都带着失望的苦恼的表情。他在这些人中间横冲直撞，挑衅地昂着下巴。他顺利地穿过了入群，顺利得让人不舒服。人们适时地不屑一顾地躲开他，使他气馁而又难为情。他闹不清自己想干什么。晚间临睡前，他试图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给薛教导员写封信。　
　　铺好信纸，刚写过“我很好”之后就写不下去了。不是找不到词汇，而是自己的感觉与信纸上写的完全相反。它们无法调和。又想给方叉子写。方叉子处境不如他，他总不至于向人家诉什么苦。面对不如他的更值得同情的朋友，他似乎应当心平气和。但他十分懊丧，因为想了半天才想起方叉子的大名叫方广德。这名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事隔三年，再跟这名字建立某种可有可无的联系似乎有些多此一举。但他除了跟它交谈已经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谈话对象。信中写道：　
　　我出来了，没有什么工作。你行吗，干活累不累。北京不冷，你们冷吗？我妈死了，杆病（肝癌）。　
　　老瘪死了，骑莫拖（摩托）摔死了，他偷了一个莫拖。我想了三年，你不值，没有女的你没事，以后回不了家，太不值。你要好好干。里边和外边一样，外边也没什么义（意）思。就是没人管好，也没义（意）思。你要好好听话，多干活，少想，多找朋友。有朋友就不怕了……　
　　居然写了半张纸，字迹歪歪扭扭，可是写得很高兴。方叉子好像坐在桌子对面，认真听他唠唠叨叨地讲心事。他觉得自己讲得挺流畅的。他还想写，但是太累了。脑子里很多词挤成乱糟糟的一堆，他得一个一个把它们摘出来，不让它们打架。跟方叉子在一起时，他从来没有一口气讲过这么多话。现在不靠字典他写了半张纸，密密麻麻的，看了真愉快，胸口的憋闷也好多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方广德三个字换成任何一个人。他可以向任何一个人讲讲自己的心里话，薛教导员、罗小芬、死去的老瘪，乃至母亲和父亲。这个简单的秘密使他异常惊讶而又快活。他平生第一次对圆珠笔和方块字有了亲近的欲望。它们是他的朋友。他还想写。　
　　夜里他睡得很好。　
　　第三章　
　　春节前夕，李慧泉在红宫照相馆拍了一张快相。他不爱照相，他觉得在相片上自己比平时更难看。　
　　罗大妈说洗四张就够了，他却让人家洗了十五张。照相馆那个开票的当时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盯了他半天。　
　　“十五张？”　
　　“十五张。”　
　　“快相不保证质量……”　
　　“十五张！”　
　　他口气恶狠狠的，差点儿隔着柜台揍那人的下巴。洗十五张是为了避免再进照相馆，他觉得这个令人难堪的念头被人家察觉了。他很恼火。　
　　取相片时他比在火葬场取母亲的骨灰盒那次还紧张。他看也不看，拿了纸袋就走。在街角没人的地方，他小心地把纸袋里的东西倒进手心。十几张同样的面孔歪歪斜斜地摊开，用同样严肃的表情看着他。拍得比预料的要好一些。嘴唇由于抿得很紧而变薄了，眼神儿显得坚定、专注。不算太丑，街上毕竟有许多人长得还不如他。他没什么可抱怨的。　
　　罗大妈把他领到街道办事处，在大套院里转来转去，进了几间屋子，见了几个人，最后从一位中年妇女手中领到了个体摊商的营业执照。事先申请的经营水果的执照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已经满额了。　
　　罗大妈四处游说也没管用，除了经营服装鞋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李慧泉对执照的类别不在乎，只要有事做就行。据说贩水果机动性大，周转快，贩服装或小百货赚得少而慢，没有铺面房或野路子的人根本不能干，一干准赔。李慧泉却想试试。他不怕赔，他没有任何牵挂。最主要的是，他不相信自己会干赔了。只要眼灵手稳，肯卖力气，他以为自己会干得不错。赚得再少，能少过孤儿补助费么？他不愁后路。　
　　在街道办事处门外遇上一个胖男人。罗大妈叫他李科长，她让慧泉叫他李叔叔。不知道是哪门子科长和哪门子叔叔。慧泉想起了又白又肥的日本大相扑。　
　　“你李叔帮了不少忙，还不快谢谢！”　
　　李慧泉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这是劳教大队的礼仪，对管教干部、视察的上级、各种各祥的参观者，只要人家跟你说话，或者不想跟你说话只是用目光注视着你，按照规定都得深深地鞠躬致意。他不由自主地弥了一躬。大胖子却没有什么表示，像注视某种物品一徉随便地瘫了他一眼。慧泉觉得自己变成了路边的垃圾桶，或是一件没人要的破衣服。他感到无地自容。　
　　“就是他？”胖科长间罗大妈。　
　　“这孩子老实，我跟您不是说过么，您看……连客套都不会，脸还红呢！”　
　　胖科长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好像让人挠了胳肢窝。他的目光不仅随便，而且有施舍的味道，居高临下地在慧泉脸上归来归。　
　　“好些个退休、待业的人都申请执照，他们得不着你得着了，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工作。”　
　　“就为这个？”胖子轻蔑地撇撇嘴。　
　　“我没父母。”　
　　“政府关心你，你心里一定要明白。做买卖别搞邪的歪的，别见钱眼开干糊涂事……你有错误，改了就好，再犯老毛病就谁也帮不了你了……”　
　　“我一定听政府的话。”慧泉又冒出一句劳教大队的口头语，身体已经解教，但思想和感觉仍在接受某种强制。他对自己的低三下四不满意，但他看出别人对他这种态度倒很欣赏，连罗大妈也在点头赞许。走到哪儿都有教训他的人，谁都想指着他鼻子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谁都想让他处处表现出低人一筹，好让他们为自己的高大干净而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