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释读韩非子-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世易时移、变法易矣。我们把韩非的这篇文字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便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也顺便看一下秦国做大做强到统一天下过程中的对外政策变。
秦国并不是中原土生土长的诸侯，原先只是周朝的属国，专门为周天子牧马。后来在周朝东迁的过程中由于救驾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这才加入周朝阵营。春秋时期，秦国逐步蚕食周边的小国，势力迅速增强，独霸西戎。但秦国的霸权仅限于函谷关以西，更为强大的晋国向大山一样阻挡着秦国东出的道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秦国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国力迅速衰落下去，对关外的事务也丧失了参与的热情，变得闭关锁国，加之文化落后，被山东诸侯视为夷狄。
秦献公在位期间，秦国进行了初步的改革，一些原始落后的做法被废止。秦孝公上台之后，秦国迎来了商鞅变法的全面改革，实力剧增，具备了争夺天下霸权的实力基础，走上了统一天下的道路，但当时的秦国人还没有这种意识。此后秦国的外交政策分为三阶段，每一阶段都有明显的标志。
第一阶段： 委曲求全、伺机谋利。政策制定人：商鞅。时间：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41年。成果：搞垮了霸主魏国、收复了西河之地。
秦国进行改革的时候，当值的霸主是魏国。魏国的霸业起始于魏文侯，经过魏武侯，传到了魏惠王。魏国像春秋时期的晋国的一样挡住的秦国东出的道路，而且占据了对秦国威胁极大的西河之地。秦国要想继续发展，必须与魏国进行一番较量。面对虚荣心极强的魏惠王，商鞅采用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一方面不声不响的收复西河之地，一方面时刻不忘拍魏惠王的马屁。魏惠王不知是计，在隆重举行了称王仪式之后开始进攻本应该是盟友的韩国，韩国引来齐国做帮手，在马陵之战中，魏军全军覆没，魏国实力也因此大打折扣，霸权从此结束。秦国从魏国霸权的垮台过程中大捞一把。
第二阶段：外连横而斗诸侯。政策执制定人：张仪，时间：公元前329年－279年。成果，消灭了楚国、齐国两大地区霸权。
魏国霸权消失之后，秦国、齐国、还有楚国构成当时世界的三极。这三极实力相差不大，如果单对单，谁也没有胜算，因此通过外交拉拢盟友就成为当时的斗争焦点。地处中原的韩、魏、赵成为各国争相拉拢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张仪来到秦国、并提出了外连横而斗诸侯的外交政策，简称“连横”，齐国与楚国也有不同规模的连横，只是不如秦国做得主动和积极。公孙衍、惠施则组织其余小国搞起了合纵以对抗大国的连横。借助连横，秦国对楚国或齐国的优势开始凸显。后来，张仪靠着坑蒙拐骗的做法破坏了楚国和齐国的联盟，落单的楚国在秦国的攻击下元气大伤，霸主地位丧失。秦国在对付齐国的过程中依然采用连横。连横并不是没有解招，问题是秦国国运昌隆，对手那里总是能出现具有人格缺陷的领导人。狂妄自大的齐闵王由于对宋国的兴趣，给了燕国复仇的机会，苏秦趁机入齐，在为齐谋利益的伪装下促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对齐的连横运动，秦国也参与其中，而燕国是其中战斗意志最旺盛的诸侯。结果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齐国的霸权，甚至差点让齐国亡国。
第三阶段：远郊进攻。政策制定人，范雎。时间：公元前266年—公元前221年。成果：顺利完成统一进程的收官阶段。
消灭了楚国、齐国，秦国的统一事业又面临新问题。中央的赵国通过胡服骑射改革突然强大起来，成为山东诸侯抵抗秦国的中流砥柱，虽然秦国南下将楚国一顿好打，但在中原却不得进展，赵国连败秦国于於与、几。魏国的大梁也数次将秦军挡回。秦国的扩张陷入僵局，这时范雎适时到来，向秦昭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主张。秦昭王依计而行，放弃了以前越过韩魏攻打齐国的做法，转而与齐国、燕国、楚国改善了关系，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一直视为仆从国的韩魏。秦国进攻韩国上党时，韩国自知不是对手将上党送给赵国，赵国接受上党，秦赵两大强国提前撞在了一起，于是便发生了长平之战。秦国取得了战争了胜利，从此山东诸侯再无强国。虽然此后秦国的统一进程仍时不时地受到挫折，但大势已成，在远交近攻政策的护航了秦国由近及远，将六国各个消灭，完成了统一大业。
纵观秦国的统一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种形势之下，都对应着一个最好的外交政策。在三极对抗阶段，外连横而斗诸侯效果最佳，如果此时远交近攻，只能与另外两级打给平手，而无法取得优势，因为他们也一样会远交近攻。战略收官阶段，只能是远交近攻，而不是外连横而斗诸侯，因为此时关外已无强国、从近及远无疑比舍近求远效率更高。
韩非在新时期抛出了一个过时的建议，秦国对韩非既熟悉又陌生的建议并没有动心，再加上没有韩王的配合，李斯于是跳出来用语言和行动揭穿了韩非精心策划的外交棋局。韩国成为东方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消灭的诸侯。
第二章、转型时期的沟通困难
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社会性，离不开相互沟通，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人又是万物之灵，有感情有理性有各种意识潜意识还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方方面面，人类至今仍未能够用大脑探明大脑的各项功能，人脑终非计算机能够模拟。由于人性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沟通也就超脱于技术而上升为艺术。虽然人人都能多多少少的掌握沟通的几层功力，但很难保证不出问题。沟通失效便会引起误解，误解会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人际关系的障碍会造成大大小小的损失。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减小不必要的损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韩非深刻感受到了沟通的困难，在文章中多有论述。我们以现代眼光来看韩非所论述的沟通困难，这既是他个人的困难，也是那个时代的困难。韩非提出的沟通困难是那个时代的集中反映。
沟通困难、与君主沟通更困难，与转型时期的君主沟通更是难上加上。为什么后面还要加上个转型时期呢？这是由于在转型时期，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力结构也进行了重新排列，进言者就更加摸不准君主好哪口。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转型时期。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二个转型期。历史进程中的转型期很像人生的转型期，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应和障碍，沟通就是其中之一。层层叠叠的沟通困难淤积起来，韩非透过现象去摸索本质，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四篇。
再说一遍，沟通是门艺术，像绘画、音乐一样，需要不断用脑思考，用心感悟，反复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体味，才能获得境界上的提升。沟通能力的提高不是通过学习一些条条框框就能达到，市面上一切教人说话的书皆作如是观。对于这个问题，歌德的话十分中肯，“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韩非的论述也只具有启发意义，不能生搬硬套。
1、《难言》。难于进言的种种现象。
在《难言》中，韩非主要罗列了沟通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一些沟通失效的案例，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这些任务斗留给了后面的篇章。
一上来，韩非就表态：我韩非并不认为人说话本身是个问题，关键在于对方是否认可我说话的方式。韩非的这句话一点都不高深，是个普通常识。大凡准备跟别人说点什么的人，在说之前肯定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脑子里还没半点头绪就张口说话的人基本上可以归入二百五、缺心眼之流。如果不考虑听众的接受方式，让一个人以他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讲话，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些可以说都不是问题。但如果你所进言的对象是一个能够赐给你富贵，能够让你实现政治抱负，又有着强烈的主观偏好的君主，问题就产生了。君主最喜欢的表达方式只有一种，而能够将一个意思表达清楚的方式有无数种，以一种去碰无数种，命中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命中的时候，就出现了如下种种现象。
“言顺比滑泽，洋洋溃｛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 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捴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 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
翻译成白话就是：你啊，言辞顺畅，洋洋洒洒，就会被认为是华而不实，重听不重用；可是如果你老实巴交，知一说一，知二说二，就被认为头脑简单，没有思想。如果说起来旁征博引、海口天空，会被认为空洞无物；可如果你竟捞干的讲，决不拖泥带水，会被认为语言唐突，不懂修饰；如果你说话简洁明了，一阵见血，会被认为有意伤害他人不知谦恭；可如果你说话云扇雾绕，高深莫测，就会被认为故弄玄虚，自作深沉；如果你喜欢从身边的小事说起，就会认为你浅薄，没有思想。如果你喜欢从常情常理入手，就会被认为是胆小怕事，巴结君主；如果你讲话思想很前卫，会被认为荒唐。如果你思维敏捷，富于文采，会被认为不质朴；可是如果尽说大白话，老实话，会被认为是粗俗。如果你开口马列如何，闭口毛选如何，就会被认为书呆子习气，本本主义。
看见了吧，在沟通领域，没有绝对的优点，也没有绝对的缺点，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可能招致反感，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有成功的可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爱听大实话的就有爱听漂亮话的。韩非提到的法术之士在那个年代属于新新人类，他们要到一个陌生的诸侯国，与一个陌生的君主谈论富国强兵尊君之术，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而且还得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一语不合就可能身首异处。可是为了出人头地和荣华富贵，无数士人还是走上了这条艰难而成败未卜的道路，其景象比我们今日找工作更甚。
要知道，这些士人面临的不是一个心灵空寂，随时准备接受外来不同声音的君主，而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文化氛围，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君主。虽然君主在文化心理和认知方式上可能与环境相同，但并不意味着君主与周围的人具有相同的追求，那个时代还是有不少求新求变的君主。这之间的细微差别，外来的士人如何知道？不了解情况，便无法对症下药，仅凭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是无法达到打动人心的目的。以商鞅见秦孝公为例。秦孝公本身有变法图强的想法，但他的语言习惯、国际视野与周围的人一般不二。受过法家系统化训练的商鞅对此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不敢贸然深入，也只能从帝道、王道慢慢磨和、慢慢试探。不过，商鞅的幸运是秦国刚开始求贤，君主很有耐心，等到了后来士人蜂拥而至，就没有人能有商鞅的运气了。
但凡是人都有点傲慢和偏见，都有点自以为是，位置越高、越成功的人这种情况越严重。一个优越感极强的人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任何新观点，任何表达方式都会遭到他毫不留情的吹毛求疵，而高高在上的君主很容易获得这种优越感，大臣们连天的马屁很快就能把他捧的缺乏自省精神。我们用常理常情来考虑一下，让没有丝毫背景的士人向有这种心理的君主进言，成功的几率能有多大呢？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是经常现象。士人想拍马屁都找不到马屁股的位置，也不熟悉马屁股的软硬程度，更不了解马喜欢的力道，万一拍到马腿上，让君主听出弦外音，那麻烦就大了。这还不算呢，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人的自恋是病态，而集体的自恋却是常态。国家的文化部门、宣传机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恋集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正是这种体现。集体的自恋并不因集体的弱小而发生改变，连夜郎这样的国家都认为自己很大，连落后的清政府都认为自己文化先进，连快要亡国的中国都认为自己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出了问题，自恋的集体也只愿意用旧方法去解决，不管这问题是旧问题还是新问题。君主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受到了集体自恋的集中投射。士人想要以一个人的言辞来改变一个庞大集体的成见，难啊！
韩非给我们列出了一堆血淋淋的事实。这些事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发生在国家变革或社会转型时期，都是发生在新思想、新观点冲击旧思想、旧传统的情况下。由此看来沟通失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
2。《孤愤》————同路人，异路人？
从春秋到战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上的过渡，也不单纯是诸侯国变得更少，战争变得更加激烈，而是整个时代精神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存留下来的七大诸侯都经历了一次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形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今天称之为战国；又被司马光看作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并以此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而大发议论，说什么周天子自干堕落，败坏名器；就连当时的人都觉得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尽管人人对新旧页之间划分的标准不同。有幸存留下来的、现在被我们称之为战国七雄的七大诸侯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坚挺200多年，一方面是由于历史遗产丰厚，自然条件优越，另一方面是由于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和文化上的推陈出新。这种大变革格局的形成既是外部竞争的需要，也是君主的意愿，还包括士人群的孜孜以求，此三者缺一不可。纵观各国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谁的改革越彻底，谁的成效就越明显，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