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大学说不-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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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博士教育，满足的是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而不是培养顶尖学术人才的需要。
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因”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随着博士生教育的迅猛发展，如今除高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水涨船高”，纷纷提高学历门槛。一所中学招聘教师，要求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一家报社招聘广告部主任，所列条件也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浏览近两年国家公务员报考职位要求，其中学历要求里很多都需要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社会导向如此，考博、读博岂不趋之若鹜！
有人指出，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一些人仅仅为找好工作或者为晋升而读博，使得培养研究型顶尖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俨然成了“职业教育”。
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求还体现在官场上、商场上。 《半月谈》杂志曾刊文揭露官员“博士大跃进”权学交易黑幕。
据该文披露，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因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用“博士帽”换取到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有人分析官员攻博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做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6）
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由“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全国政D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已经获得学位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
而且，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成了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有学者指出，“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著名学者葛剑雄则指出：“ 博士大跃进 就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
一位网民撰文说：“咱们如今是论文大国，却多是自娱自乐逗家里人开心的玩意儿，在世界学术界终究只能沉默；另一个自豪的数据是中国已是博士最多的国家，可悲的是这其中相当多的博士只是机关里喝茶看报的角色，甚至一个村官的职位他们也会蜂拥而至；更有所谓专家学者以走秀、代言为主业。”
2009年初，广东省委一位领导在该省纪委的一次会上，曾针对这种现象批评某些干部，称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由于社会需要的异化，不但官员争相读博士，企业老板也纷纷以交巨额学费跻身读博行列，为自己弄一顶博士帽，好以儒商形象游走于社会。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高官、老总级别的博士生进入高校以后，使得高校学风越发浮躁、功利，博士毕业生水平已远不如前。
？健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这是可悲的”。
社会对高学历的畸形需求，使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博士教育背离了应有的轨道，批量生产的伪博士只能使中国的博士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却不能使中国的科研实力得到提升。在痛定思痛后，一些高校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了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在我国，目前博士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提升学校的数据指标，以便“打造”研究型大学，从数据上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有学者指出，与美国大学普遍重视本科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核心不同，国内高校把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作为学校上水平的标志性成果。在各高校的自我介绍材料中，一级学科博士点数、二级学科博士点数，必然是重点内容。有的高校为了获得博士点，高薪聘请外校教授，甚至把其他高校的整个学科引进来，还有的创设多栖教授、双聘教授等新的人事制度，壮大师资队伍力量，以利申请通过。
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博士教育质量却急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7）
剧下滑，博士严重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指出，对于国内博士教育来说，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坚持学术价值，注重学术功能，实现学术价值的回归。因为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其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
2009年2月26日，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历数目前高等教育的弊端并提出改进的意见。
他指出，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可是自1990年以来，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ì率大约为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ì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他建议，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写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同时，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至两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做一种荣誉和身份，当做升官或求职的砝码。他建议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要至少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专乱升级，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突破的攻坚战。
他指出，目前许多大学的独立学院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由此他建议，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他指出，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分校所在地，是à大旗作虎皮；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他建议停止大学办分校。
他指出，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强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吸引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头衔，不下真工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
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里的一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8）
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由此，他建议实行教授定编制。
他指出，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有多少原因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为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他建议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他指出，一些大学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大建楼堂馆所，铺张浪费，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公车私用是普遍现象。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他建议应当制定相关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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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刘道玉出版了关于大学教育的一套丛书，一共五本，中心论题只有两个字“创造” 《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在这些书里，刘道玉为中国的教育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二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三是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1）
1982年就赴纽约定居的自由职业？家陈丹青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于2000年被聘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2005年10月15日，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提交辞职报告，并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的离去以及流传于网上的他的辞职信，在网上引起热议，各家媒体相继报道，使这一看似平常的辞职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议论的“陈丹青辞职事件”。
陈丹青为什么辞职？从他辞职报告的附件《教条与功利》和《述职与感想》里我们不难读出真相。
过去的五年，每到招生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他说：“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