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大学说不-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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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他说：“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而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五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的“荒谬”。但他却对这种“荒谬”无可奈何
2000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清华大学举行。陈丹青说：“这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划，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2001年，陈丹青首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八人，无一人通过政治和外语两课考试。
2002年，陈丹青第二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十九人，其中，有一名考生以专业课最高分90分入围，可是外语和政治各差一分，陈丹青因此向院校领导申请通融，可是无效。他眼睁睁地看着这名考生被挡在门外，却爱莫能助。
2003年，这位被外语和政治挡在门外的考生再次报考陈丹青的研究生，再次以专业课最高分入围，可是再一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四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陈丹青怎么也想不通，政治考试少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不合格？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岂能用分数来衡量？果真如此，为什么会发生通过了“政治考试”的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的奇案。外语少考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不具备“国际交流”的能力，即使专业再优秀也应该被拒之门外？
陈丹青指出：“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窒°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
陈丹青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校领导坦率直陈：“两课”（政治和外语）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他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的刻字；一则，乃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今天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悖逆。
他还指出：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降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的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类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面对这一切，陈丹青说：“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2）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类学生的品质能以 课时 与 学分 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陈丹青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事出有因。1953年生于上海的陈丹青；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1978年，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外语交了白卷的陈丹青却被中央美院破格录取。
第一天上课，学生们围着靳尚谊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这只手，就要？出皮、肉、筋、脉、骨！”
三年后，陈丹青毕业留校任教。也就在这一年，陈丹青以油？《西藏组？》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界的巅峰人物。《西藏组？》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自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也许正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陈丹青尤其不相信的是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艺术学生的发展潜能要以“两课”的分数来衡量。
他说：“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 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因此他认为，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细微的，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 而不是预定的程序 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 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而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身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陈丹青目睹了太多的怪现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堆积如山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斥着办学的教条。”
陈丹青说在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他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指责：“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
他愤然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看起来越管越严，教学品质却越来越可疑。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
他指出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3）
然有序，“教学气氛”亦压抑徘徊。他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只要出现 量化 、 管理 、 科学 、 科研 等等词汇，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词汇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词汇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 话语圈套 。”
他坦承：“我对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保持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说，清华校长梅先生有这样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是保持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实。
五年的大学教师生涯，让陈丹青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他说：“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气、锐气、志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
“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的权利游戏、潜规则与庞大的行政势力网。”
进而他提出质疑：“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和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是 发展中 国家， 科技至上 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陈丹青在辞职报告后写道：“五年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而在辞职报告的附件中他表示：“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陈丹青的辞职报告是2005年10月份递交上去的。据他后来回忆：“院方校方均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分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D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及春秋两季各系大课，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学，迄至2007年，遂愿离职。”
陈丹青终于离开了清华园，他说：“我不想再玩下去了，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其实早在2004年，提出辞职之前，陈丹青就针对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端在《艺术世界》发表文章细数其谬。他指出有人说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这纯属神话。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补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4）
亦常识而已，而考试政策竟公然罔顾之。“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
2006年11月21日，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辞的不是学校，而是体制”。
对陈丹青从清华大学辞职一事，著名学者徐友渔评论说：“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考问。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有在校的学生、教师，还有已经离开学校，但对高校体制诸种弊端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甚至受过伤害的人。”
另有评论指出：媒体和公众对“陈丹青辞职事件”持续不断的兴趣，除了其本身的轰动效应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国人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与不满。
一位在校大学生的网上留言，表达了不少大学生的苦恼与心声：作为一个英语成绩不佳的艺术生，我真的恨透了这样的考试制度。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作为身在其中的我们，究竟该怎么做？为了将来有口饭吃，为了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们能像陈老师那样一味地抗拒这样的教育制度吗？不能，我们没这个资本。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学英语，耗费了大把的光阴还未必能学得好，反荒废了专业；一心扑在专业上，你专业再好，求职时拿不出英语四级证书一样被拒之门外。？能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做？
教育病了，教育的沉疴有目共睹，而改革的脚步却依然沉重而迟缓。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认为，要治理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首先必须重建中国大学精神，这就是“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他非常欣赏这样一句话：“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学校。”
2007年8月，××大学一位青年教师的辞职信在网上流传：
尊敬的×××校长：
我是本校的一名普通教师，三年前博士毕业于xx大学，结束了清贫的学生生活，带着希望和憧憬，有幸来到了现在工作的大学。不幸的是我的生活和理想都遇到了危机。
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价水平也节节上升，诸如：学校周围的房价已到了八九千一平方米了，菜市场的肉价已到了每斤十几元；到外面吃碗水饺、面条也都涨价了。可我的工资是区区两千五百“大洋”！当别人问起我工作的现状时，答曰：“压力大，工资低。”无人相信！邻居老奶奶瞪着眼睛说：“不是吧？我孙子大专毕业，现在一个月四五千呢！当初我们都羡慕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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