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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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降怪谌送啤≈谌送频姆较蚴峭耆恢碌模环椒ㄒ餐耆嗤Ｖ皇悄阃颇愕摹⑽彝莆业陌樟拴ぉふ獗闶锹迥┠辏泄锩硕男问胶托灾省�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伪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其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像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乃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巴契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