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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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全文完）──一九九一、九、一，晨九点五十八分于北美新泽西州三权已足。五权不够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没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计程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际栽骸缮队贸。�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一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问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社’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几乎没有实际参预。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通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唐德刚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依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俐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Model）。
‘同盟会’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浑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冶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意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