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第6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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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蔡邕、太尉荀攸等大臣认为，不管重建长安需要多长时间，在天下尚未平定，大军随时都要出征的情况下，朝廷的财赋根本不够用，所以朝廷的赋税政策必须修改。在维持当前田赋徭役的基础上，对商贾征收重税，盐铁实施官卖，以便迅速增加朝廷的财赋总量。
这是朝中部分大臣们第二次要求修改赋税政策，而且还是以丞相大人为首，影响非常大。
大司农李玮、少府张范、大鸿胪袁耀、中书监陈群、太仓令徐陵等大臣随即予以反驳，提出拆除洛阳的南、北两宫和三雍宫、太学等建筑，把它们整体搬迁到长安，以此来节约重建长安的费用。朝廷赋税政策的确需要修改，但修改的方向是鼓励商贾营商，鼓励盐铁放开，甚至要适当减少田赋和徭役，以便让百姓在最短时间内吃饱穿暖。
两方激烈争论，各不相让。
长公主无奈，数次在栎阳宫召集朝中重臣议事，试图协调各方，让意见趋向统一，但结果越来越糟糕。
太傅杨彪、太常许劭、将作大匠董昭等大臣在长公主的授意下，联名上奏，提出了一个新奏议。洛阳的皇宫只拆一半，把北宫拆掉用来重修未央宫，而太学则留在洛阳，把洛阳建成为大汉的学术圣地。这样一来，朝廷财赋开支较大，所以有必要修改赋税政策。从长远考虑，杨彪建议限制商贾，对商贾征缴重税。
这个新奏议随即遭到了蔡邕和李玮等人的怒斥，双方把矛头一致对准了杨彪。杨彪左右不是人，又不敢得罪长公主，干脆故伎重施，腿疾犯了，告假，不上朝了。
长公主一筹莫展，只好手诏大将军李弘，请他即刻返回京都。
九月，大将军李弘携家眷赶到栎阳。
李弘在晋阳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丞相蔡邕等人的书信，对朝中的争议一清二楚，他已经拟好了奏章。
在朝议上，大将军李弘拿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洛阳的皇宫不拆，三雍宫不拆，太学也不拆，洛阳是大汉的东都，所有建筑全部保留并妥为修缮。
长安是大汉的都城，也可以称之为西都。都城要宏伟，该怎么建就怎么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百年，总有一天会建成，没必要着急，更没必要规定完成的时间，也许后人修建的长安城更加雄伟，更加有气势。
在天下没有平定之前，百姓要节俭，官吏要节俭，朝廷也要节俭，所以先在长安重建未央宫、三雍宫等必需建筑，其它建筑待天下平定后再说。
朝廷的赋税政策要改，但要按照大司农李玮的奏议进行修改，百姓的赋税要适当减免，对商贾要更加优惠，盐铁要更加放开，要推动农、工、商全面高速发展，以此来增加朝廷赋税的总量。
十月初，在大将军的说服下，丞相蔡邕、太尉荀攸等大臣最终接受了这份奏议，长安重建的难题顺利解决。
然而，到了十月中，朝堂上却异变突起，矛盾骤然爆发。
第二卷乱世豪雄篇第十一章长河落日第三节
长安是大汉的都城，重建长安，除了要恢复皇宫外，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三雍宫。
三雍就是明堂辟雍和灵台，在建筑上它叫三雍宫，但其实只有两座建筑。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但它包含两种建筑名称的含义，而灵台是另外一座建筑。
明堂是皇帝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是大汉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辟雍就是明堂外面环统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的意思。至于灵台，则是观测天象的地方。
三雍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的象征性建筑，意义极其重大。
去年，太尉荀攸、太仆孔融、右车骑将军徐荣、将作大匠董昭、京兆尹赵戬五位大臣奉旨筹划重建长安一事，当时他们在奏章中虽然详细说明了重建方案，但因为时间问题，并没有呈递具体的图议。
今年洛阳大战结束后，朝廷各方对五位大臣的重建方案产生了严重分歧，直到九月大将军李弘回朝后，这份奏议才最终得到认定并形成决策。
十月中，在长公主的催促下，将作大匠董昭向朝廷呈递了刚刚绘制完毕的三雍宫重建图样。新建三雍宫全部仿制洛阳三雍宫，并没有什么变化。长公主、丞相蔡邕等文武大臣互相传阅图样，感觉都很满意。
尚书令崔琰拿到图样后，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冲着已经迁升为治书御史的郗虑招了招手。郗虑走到崔琰身边低头细看，然后和崔琰小声商讨了几句。
长公主以为三雍图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急忙问道：“两位大人有何意见？”
崔琰躬身奏道：“殿下，臣认为，董大人所奏的这份三雍宫图样根本不符合本朝礼制。”崔琰大概有些激动，说话的声音很大，声震殿堂。
霎时，朝堂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崔琰。
长公主非常吃惊，半天都没说话。
丞相蔡邕冷哼一声，怒声问道：“崔大人，理由呢？你的理由呢？”
崔琰泰然自若，躬身再奏，“本朝承继土德，重新定都长安，那么，这三雍是不是应该符合‘古礼’才对？”
丞相蔡邕似乎早就料到他有这句话，当即予以反驳，“本朝自光武皇帝中兴以来，一直延用‘今礼’。难道崔大人认为‘今礼’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当然。”崔琰说道，“《周礼》、《孝经》中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由此可见，建明堂应符合‘古礼’，其应为五室，而不是九室。”
崔琰这句话刚刚说完，朝堂上顿时骂声四起，一片混乱。
太尉荀攸大声驳斥道，“《戴礼说盛德记》中有言，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说》中也有言，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先辈种种遗说足可证明，本朝三雍应符合‘今礼’，辟九室，毋庸置疑。”
郗虑当即嗤之以鼻，“戴德大师是孝宣皇帝朝的博士，《大戴礼记》是他选编先儒有关礼仪论述八十五篇而成，距今不过两百多年，但《周礼》、《孝经》呢？距今多少年？明堂到底是五室还是九室，难道还要争论吗？”
李玮极力支持崔琰、郗虑，他也说道：“郑玄大师曾说过，《戴礼》中关于明堂的记载，虽出于《威德》篇，言明堂应为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但其实都是取自秦相吕不韦所作的《春秋》，并不是什么古制。另外，讲学大夫淳于登曾说过，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郑玄大师同意淳于登之言，认为本朝立明堂于丙巳，就是由此而来。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合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因此，建三雍应依古礼，明堂应为五室。”
大臣们很快分成两派，在朝堂上吵成一团。
大将军李弘昏头昏脑地回到了府邸，还没坐下喝口水，谏议大夫赵松就来了。
赵松自从随同小天子亲征以来，和李弘的接触越来越多。李弘很喜欢他飘逸洒脱的性格，喜欢和他聊聊天，向他请教一些经文上的事，彼此很投缘。看到赵松来访，李弘急忙把他迎到书房，急切问道：“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啊？这个‘今礼’和‘古礼’是怎么回事？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
赵松笑着说道：“所谓‘今礼’，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兴后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礼图》中说，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为现在洛阳明堂的九室建筑格式。‘古礼’则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五室明堂之制。至于和今、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赵松迟疑了片刻后，继续说道，“戴德大师是今文《礼》学大家，因此一般来说，持‘今礼’观念的儒士几乎都是今文经学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卢植两位大人。他们是古文经学大家，但坚持明堂制度为‘今礼’，并把它写进了《汉书》。”
“也就是说，朝中很多古文经学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礼’，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李弘问道。
赵松点了点头，“大将军，我急急忙忙来见你，就是想向你解释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李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显占据下风，这对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李弘暗暗吃了一惊。建一个三雍宫，采用何种明堂制度，会对新政不利？他望着神情严肃的赵松，轻轻挥了挥手，“你慢慢说，我仔细听着。”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开始广为流传。
昔年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讨伐殷纣。后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继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其实，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还包括诸如内治、建官、颁朔、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射等多项礼制活动。
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兵戎纷争，烽火连锦，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稳定局面并未出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
本朝立国之初，儒生们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而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出了“礼乐教化”安天下的主张。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赋匮乏，将相只能以牛车代步，广设礼乐、详尽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种内无余财，外有强敌，诸乱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乱局势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到了孝武皇帝时期，国事渐趋安定，财赋稍有盈余，这时才有论礼乐、建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长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于“三雍”是儒家礼乐政治的象征，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极力反对。结果赵绾、王臧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汀幻庵啊�
窦太后死后，孝武皇帝大权独揽，他有能力建明堂了，却没有实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孝武皇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本质上还是推行王霸之道，他并不愿意实行礼乐教化的德政。他嘴里所宣扬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抵触，儒家理想与朝廷行事大相径庭，儒家之说多数是用来装饰政事。
到了孝成、孝元皇帝朝，儒学对国政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士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儒家的理想很难适应现实的需要，不能影响和控制朝政运作，继而导致士人们在礼制改革上的反复摇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士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孝平皇帝朝，儒家思想开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儒学的声势日渐提高，朝廷开始调整早年在宗庙祭祀、礼仪制度、都城建筑等方面与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古制”之间的差异，并进行局部修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请天子，建明堂、辟雍、灵台。元始四年，由古文经学大家刘歆依据《考工记》设计的三雍宫建成，本朝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从此出现。
这座位于长安南门外大道东侧的三雍宫，完全符合《周礼》中规定的明堂必须位于“国之阳”的规定。它外围方院，四面正中有两层的门楼，院外环绕圆形水沟，院内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层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层台项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这是一座五室明堂。
光武皇帝中兴之初，迅速修复了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以表示其对儒家理念的认同，帮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
光武皇帝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在明堂举行祭祀，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大大促进了儒家礼制建筑和儒家礼仪活动的融合，实现了自本朝立国以来儒士们几百年的梦想。
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习经典，他先有王莽托古改制的前车之鉴，后又借助符命而称帝，故而他对儒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孝武、孝宣皇帝朝的“装点门面”，也不同于王莽的泥古，他把礼教和国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光武皇帝的中兴大臣中很多人研习经文，他们把儒家德政、礼乐、教化等学说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以儒家学术思想作为国政的指导基础。三雍在儒家学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国政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
光武皇帝重视三雍，说明他愿意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孝武、孝宣皇帝朝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光武皇帝认为三雍不仅仅代表了本朝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代表朝廷要强调“德治王政”，要重视礼乐教化，反对侧重于武功霸业，所以他所采取的明堂制度也完全和过去不同，他采用的是九室明堂制。
今天，朝中的大臣们要求仿照洛阳明堂重建三雍，要求继续实施九室明堂制，其用意是什么，不言而喻。
“三雍不是一座建筑，它是礼制，礼制是儒学的基础，儒学是国政的灵魂，它对朝政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
